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柳暗魏王堤，此时心转迷。桃花春水渌，水上鸳鸯浴。凝恨对残晖，忆君君不知。
　　
　　唐末词人韦庄的这首《菩萨蛮》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名作。关于它的创作时间及其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学界前辈俞平伯、唐圭璋、羊春秋、叶嘉莹、李谊等先生已多有精到之论。他们对这首词一致的理解是：此词作于韦庄晚年仕蜀时期，“洛阳才子”是韦庄自指，词作主要表达了词人对洛阳的怀念，并进而抒发了沉郁的故国之思、兴亡之感。然而笔者近来通过对韦庄的生平事迹和思想轨迹的详细考察，发现这首词当有另外一种解释或许更接近作者的原意，即：词作于唐昭宗天复二年(９０２)韦庄在成都浣花溪畔寻得杜甫草堂旧址并结茅而居之后的某个春天，“洛阳才子”当指杜甫，这首词是作者居其处而思其人，通过对杜甫寓蜀时期思想情感的深刻体会，并联想到自身的平生遭遇，表达了对自己一生追慕的前辈诗人的异代知音之感。现略陈愚见于后，以就教于方家。
　　
　　一、“洛阳才子”指称韦庄说质疑
　　
　　解释这首词的关键在于对“洛阳才子”的理解。前人所谓“洛阳才子”乃指称韦庄，依 据大略有二：其一，韦庄在黄巢之乱时曾避乱洛阳，故自称“洛阳才子”；其二，用典以自喻，“洛阳才子”本指西汉贾谊，韦庄以贾谊自喻而称“洛阳才子”。然若仔细推敲，两种说法均有可质疑之处。
　　首先，“洛阳才子”并非韦庄自称。韦庄在黄巢之乱时曾避乱洛阳，而为他赢得“秦妇吟秀才”之美名的长诗《秦妇吟》，确实是以“洛阳城外花如雪”的实景描绘来开篇，然而若仅据此就认为韦庄会自称“洛阳才子”，尚不足为信。
　　一般而言，古人自称为某地之人者，必然至少要具备以下条件的其中之一：或其人郡望在某地，或其人世居于某地，或其人曾在某地长期寓居。主张“洛阳才子”是韦庄自指的学者，或默认洛阳是韦庄的故乡，或认为韦庄曾在洛阳寄居多时。事实上，韦庄与洛阳之间并不具备上述三种条件中的任何一种。
　　韦氏郡望在京兆杜陵(见《新唐书》卷七四)，韦庄幼年曾在杜陵与长安两地居住(见韦庄《三用韵》《?杜旧居二首》和《洪州送西明寺省上人游福建》《途次逢李氏兄弟感旧》)，韦庄后来流落异乡时，其作品中屡屡昭示，他心目中的故乡是长安杜陵，如“家寄杜陵归不得”(《中渡晚眺》)、“杜陵归客正徘徊”(《漳江作》)、“却到樊川访旧游，夕阳衰草杜陵秋”(《过樊川旧居》)、“声声林上鸟，唤我北归秦”(《遣兴》)等。越到晚年，韦庄的天涯沦落之感，思念长安之心就越是凄凉，迫切。美好的春日令他想到：“年年春日异乡悲，杜曲黄莺可得知”(《江外思乡》)；春鸟的啼鸣也能把他的思绪带回故乡：“云晴春鸟满江村，还似长安旧日闻”(《闻春鸟》)；庭前种菊则源于这样一种心情：“为忆长安烂漫开，我今移尔满庭栽”(《庭前菊》)，甚至，身居西蜀高位，他的梦想也是与心爱的人一起“携手入长安”(《浣溪沙》“夜夜相思更漏残”)。在这种一以贯之的心灵语境下，韦庄不可能把洛阳当作自己的故乡自称“洛阳才子”。
　　由于身处唐末乱世，韦庄一生颠沛流离，到过很多地方，相对于虢州、江南等地来说，他避乱洛阳的时间并不长。据黄永年先生考证，韦庄于中和元年(８８１)八月自虢州东行入黄河经孟津到洛阳，目的是要从洛阳上船，走汴宋路到江南去投奔镇海军节度使周宝。后因发生战乱而导致汴路受阻，才不得不在洛阳停留，直到中和二年(８８２)年底离开，留居洛阳的时间将近一年半。就是在停留洛阳期间，韦庄也没有心安于此，还是四方奔走试图去江南，中和二年(８８２)的一次远游就占去了他从“三春半”到“七月初”的一大段时间。①韦庄在洛阳所作诗篇中，“客”的意识很强烈，如“魏王堤畔草如烟，有客伤时独扣舷。……家寄杜陵归不得，一回回首一潸然”(《中渡晚眺》)、“席上客知蓬岛路，座中寒有柏台霜”(《和集贤侯学士分司丁侍御秋日雨霁之作》)、“无人说得中兴事，独倚斜晖忆仲宣”(《洛北村居》)，这至少反映了韦庄当时不愿久居洛阳，只是将其作为一个途中驿站的心态，以后韦庄的其他作品中也不见有怀念洛阳的片言只语，他应当不会在晚年的词作中突兀地称自己是洛阳的才子。
　　至于有的研究者认为韦庄在洛阳创作了名诗《秦妇吟》，赢得了“秦妇吟秀才”的美名就可自称为“洛阳才子”，这种说法也是有欠深思的。据《秦妇吟》诗首句“中和癸卯春三月，洛阳城外花如雪”，可知此诗最早作于中和三年(８８３)三月，而据前引黄永年先生的考证，韦庄早在中和二年(８８２)底就已离开洛阳，三年春已到达润州。《秦妇吟》作为进谒周宝之作，或作于南行途中，或作于润州，绝不可能作于洛阳，而其流传并赢得声誉则更是以后的事情，故“秦妇吟秀才”和“洛阳才子”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其次，“洛阳才子”也非韦庄借贾谊以自喻。西汉时的贾谊曾被称为“洛阳才子”，如潘岳《西征赋》有“贾生洛阳之才子”之说，李白《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亦有“洛阳才子谪湘川”之言，然若据此即以为韦庄在此词中是以贾谊自喻而称“洛阳才子”，似亦不足以令人信服。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贾谊十八岁称才子，二十余岁因才压汉廷群卿而遭人嫉恨，被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在孝文帝前进谗言，贬长沙王太傅；三年后，被召回京，任梁怀王太傅，卒时年仅三十三岁。《汉书·贾谊传赞》也称贾谊“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可见贾谊只是一位年少而暂时不得志的才子，他并没有终老他乡。唐代诗人与贾谊这一历史人物在特定的境遇、心情下很容易产生心灵共鸣，唐诗中有不少诗篇提及贾谊，但这种共鸣大都仅仅产生于怀才不遇、远游思家这两种心境之下。遍检《全唐诗》，并没有一首借咏贾谊来抒发光阴易逝、年华老大之慨的，相反，贾谊在唐诗中总是以年少的形象出现而被称为“贾生”，如“贾生十八称才子”(李端《襄阳曲》)、“贾生年最少，儒行汉庭闻”(刘长卿《淮上送梁二，恩命追赋上都》)、“贾生年尚少”(张祜《酬武蕴之，乙丑之岁始见华发，余自悲，遂成继和》)、“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李商隐《安定城楼》)等。可见，唐代诗人绝少借咏贾谊这一少年形象来发嗟老之叹。具体到这首《菩萨蛮》，若“洛阳才子”是指贾谊，则显然与下半句的“他乡老”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
　　
　　二、“洛阳才子”当指称杜甫
　　
　　“洛阳才子”既非韦庄自指，又非词人借西汉贾谊以自喻，那么，其所指究系何人?笔者认为，种种迹象表明，此处的“洛阳才子”乃指杜甫。
　　首先，洛阳是杜甫终生念念不忘的故乡。《旧唐书·杜甫传》载：“(杜甫)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杜甫出生于巩县，因其母早亡，幼年即寄居于洛阳姑母家中，他的人生旅途是从洛阳开始的。洛阳附近伊阙县的陆浑山上，还有杜氏祖业陆浑庄，杜甫曾一度有在此定居的打算，尽管此愿望没有实现，杜甫一生为食为仕奔波南北，但洛阳一直是他乡心所系。杜诗中随处可见其回忆、怀念洛阳的作品，尤其是乾元二年(７５９)年近半百的杜甫避乱到达成都之后，对尚在战乱中的故乡更是魂牵梦萦，诗篇中交织着思乡、忧时与叹老的复杂情绪。如：《恨别》之“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野老》之“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天边行》之“天边老人归来得，日暮东临大江哭。……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至后》之“远在剑南思洛阳”等等。广德元年(７６２)，远在梓州的杜甫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消息，从狂喜中清醒过来的第一个心愿就是“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足见杜甫对故土洛阳是如何地一往情深。一百多年后，当另一位同样回乡无望的年迈诗人韦庄置身于成都杜甫草堂旧址的时候，他对这种深情当有其不同寻常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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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杜甫是韦庄始终推崇备至的才子。韦庄与杜甫有着共同的政治追求，杜甫有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韦庄则“平生志业匡尧舜”(《关河道中》)、“有心重筑太平基”(《长年》)；又有相似的人生遭际，杜甫因安史之乱而颠沛南北，韦庄则因黄巢之乱而“流离漂泛”；还有共同的京兆故居，使得韦庄能像杜甫自称“杜陵野老”一样以“杜陵归客”自居。天复二年(９０２)，韦庄在成都“浣花溪寻得杜工部旧址，……因命芟夷，结茅为一室，盖欲思其人而成其处”。后即寓居于此，直到吟诵着杜甫的诗篇离开人世。韦庄还把自己的诗集“目之曰《浣花集》，亦杜陵所居之义也”②。对杜甫的才华，韦庄也是由衷地敬仰，曾在《漳驿亭小樱桃》诗中高度评价杜诗。现存十多种唐人选唐诗的选本中，韦庄编选的《又玄集》是惟一选录了杜诗的，并且将杜甫列之于所选“才子一百五十人”的首位，在“名诗三百首”(韦庄《又玄集·序》)③中，选杜诗最多。可见杜甫在韦庄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再次，韦庄寓居成都时与杜甫当年因处境相似而心灵相通。韦庄和杜甫一样是在中原发生战乱之时才不得不暂避蜀中的，成都并非他们理想的终老之所。杜甫寓蜀时的拳拳忠君恋阙之心、殷殷怀乡思归之念尽人皆知，对因晚年仕蜀而颇遭后人非议的韦庄则应结合其时代背景稍作分析。韦庄应聘为西蜀掌书记在天复元年(９０１)。前一年十一月，左军中尉刘季述囚昭宗，矫诏令太子嗣立，以昭宗为太上皇，并遣使诣朱全忠，许以唐社稷输之；此年正月，昭宗依靠左神策指挥使孙德昭之力才得以复位；闰六月，崔胤遗书朱全忠，称受密诏，令全忠以兵迎帝至东都；十月，朱全忠发兵趋长安，表请昭宗幸东都，京城大骇；十一月，宦官勒兵劫帝奔凤翔。朱全忠入长安，百官请他西进迎昭宗；朱全忠至凤翔城东，后移兵下?州，屠?至，百官及京城居民悉迁于华州④。关中地区陷入由宦官与强藩挑起的战争之中，以唐昭宗为表征的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在此前后，中原士人多有避乱南迁者。而在唐末诸藩中，西川节度使王建最为唐廷倚重，以至天复四年(９０４)，昭宗在被朱全忠胁迫到洛阳的途中，还遣使以绢诏告急于王建，并痛陈幽闭之苦。王建也曾起兵征讨朱全忠以图兴复。将韦庄始终不忘“重筑太平基”的人生抱负和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联系起来看，则他晚年的应聘西蜀，就很难遽断是仅为身谋；至于后来留蜀助王建称帝，当是唐亡以后形势所逼的不得已之举。韦庄寓蜀时期的作品传世很少，但其中挥之不去的感伤色彩，不时流露的怀乡之情、垂老之叹，无不透露出他难以明言的心曲隐衷。其内心深处有许多情感与杜甫相印合。韦庄到成都时已六十多岁⑤，归乡的希望比当年的杜甫更加渺茫，对命运的清醒认识与不甘绝望的天性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他在成都刻意经营杜甫旧居的心理背景。实际上，他营造的是一个安顿乡心的所在。所以，当他同样面对白沙翠竹、桃花春水之景时，诗人之心系长安与杜甫之怀念洛阳的区别便显得不再重要，而那种亦此亦彼的无间的心灵契合才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
　　
　　三、《菩萨蛮》“洛阳城里春光好”新解
　　
　　通过上文的辨析，词中的“洛阳才子”所指为杜甫已明。那么，对这首词就当以另一种眼光来读解了。
　　前引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这首词是韦庄晚年入蜀后的追忆之作，但也有不同见解。如施蛰存先生就认为是作者“出关避乱，寓居洛阳”时所作⑥，笔者同意此词作于西蜀的说法。将作者的生平事迹和词中所表达的思想情感联系起来看，这首《菩萨蛮》当作于唐昭宗天复二年(９０２)韦庄在成都浣花溪畔寻得杜甫草堂旧址并结茅而居之后的某个春天。
　　“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词人徘徊于自己修葺一新的杜甫故居前，浣花溪畔明媚浓艳的锦城春光并没有使他忘情陶醉，“江山信美而非吾土”的遗憾始终盘踞在词人心头。由此，作者的思绪自然地回到了属于当年同为游子的杜甫的情境之中。洛阳城里的风光在这个季节同样美丽如画，但是最懂得珍爱故乡山光水态的洛阳才子却不能够与春风相伴同到故乡，而只能在异乡的春色中渐渐老去。“他乡老”既是杜甫当年的感喟，也是韦庄设身处地对杜甫情感的体察，更是韦庄自己的切身之叹。有此作基础，词人心中更加深了与这位前辈才子的异代知音之感。“柳暗魏王堤，此时心转迷”，魏王堤是洛阳名胜，《嘉庆一统志》载：“魏王堤在洛阳县南。洛水溢为池，为唐都城之胜。贞观初以赐魏王泰，故名。”在多情而聪慧的诗人眼中，魏王堤畔披拂掩映的垂柳更是洛阳无边春色的灵魂所在。中唐时的白居易就于此深有体会，其《魏王堤》诗云：“何处未春先有思，柳条无力魏王堤。”韦庄在此先设想杜甫思乡的心回到了魏王堤。既而，他想起了和中二年(８８２)那个动乱中的春天，自己也曾在那里流连徘徊、伤时伤世。这样，共同熟悉的都城名胜将作者与杜甫联系得更加紧密。而伴随着这些联想而来的种种复杂强烈的情感，语言绝对是无法表达清楚的，所以，词人只能轻轻地以一句“此时心转迷”作结，把不尽的余味留给读者去细品。
　　词的下阕作者把心神从遐想中收回到眼前。“桃花春水渌，水上鸳鸯浴”是实写浣花溪畔的春光，词人摄入词中的这些景物又无一不染上追念杜甫的感情色彩。杜甫对成都的桃花情有独钟，在他看来，锦城春天最明媚动人的色彩是“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江边独步，蓦然闯入心中的是“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五)；因羡慕朋友任职的河阳县里有桃花无数，便要“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萧八明府处觅桃栽》)；看到自己的居处“小径升堂旧不斜，五株桃树亦从遮”(《题桃树》)便觉心满意足。不仅如此，“春流泯泯清”(《漫成》二首之一)、“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绝句二首》)，这些清丽温馨的景致也曾给他漂泊衰病的心灵带来过无穷的慰藉。近一个半世纪之后，在韦庄眼前，明艳的桃花依旧，清澈的春水依旧，水上成双结对嬉戏的鸳鸯也一如从前，岁月的流逝在自然景物上似乎没有留下一点痕迹，经不起时光消磨的只是人的生命。曾经与这些景物相亲相近的那位洛阳才子已不复存在，后来的追慕者只能与这位前贤心灵相通，却不能形影相随。最后，“凝恨对残晖，忆君君不知”，词人在落日的余晖中无奈地结束了思绪的漫游。前贤已逝，自己的万端感慨他已无法感知，还是靠自己去慢慢消解吧。残晖意象给整首词罩上了韦庄所特有的带着末代情调的感伤色彩，使“恨”的内涵更加深广而沉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菩萨蛮》一词作于唐昭宗天复二年(９０２)韦庄在成都浣花溪畔寻得杜甫草堂旧址并结茅而居之后。“洛阳才子”当指杜甫，这首词是居其处而思其人，通过对杜甫寓蜀时期思想情感的深入体察，并联系自身的平生际遇，表达了作者对自己一生追慕的前辈诗人的异代知音之感。整首词除了具备清疏淡远、含蓄明净等韦庄词的一般特点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它纯粹的抒情性。韦庄生活的唐末五代时期，词这种体裁还只是文人雅士的精致玩具，所谓“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手，拍按香檀”⑦，其主要功能还在于娱乐而非抒情。在这种创作背景下，词人在词作中很少表达个人化的情感，更谈不上情感的深度，早期的文人词集所收录的大部分是这样的作品，但被收入《花间集》的这首《菩萨蛮》显然不属于同一路数。作者不仅表达了自己产生于特定时间、环境中的丰富而复杂的情感，而且词中透露出的那种沉郁苍凉的格调也与娱宾遣兴的功用格格不入。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然而通过分析这首词，我们会发现比李煜早半个世纪的韦庄就已经开始着手转变词风了。
　　
　　①黄永年《韦庄在广明元年至中和三年的行迹》，见黄永年《文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版，第５０１－５０７页。
　　②韦蔼《浣花集·序》，见向迪琮校订《韦庄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０１页。
　　③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５７９页。
　　④张习孔、田珏《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８０３－８０５页。
　　⑤见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版，第２２页。
　　⑥施蛰存《读韦庄词札记》，见曾昭岷《温韦冯词新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６７页。
　　⑦欧阳炯《花间集·序》，见华钟彦撰《花间集注》，郑州：中州书画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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