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的年选序言中，我曾极力推崇短篇小说的内在智性，主张短篇小说应该充分利用它的特殊结构，将创作主体的艺术智性蕴含其中，使人们能够通过有限的叙事文本，去捕获那些话语之外的精神内涵，去体悟那些文本潜在的审美信息。我以为，这是任何优秀短篇小说的核心艺术准则。只要看看那些具有经典意味的短篇佳作，我们就会发现，没有哪一部不是充满了独特的叙事技巧，没有哪一部不是饱含了作家的艺术智性。那种靠老老实实的叙事来讲述曲折故事的审美趣味，早已在二十世纪初期就已被一些优秀的作家所逐渐排斥。因此，无论你是否承认，短篇小说就是一种技巧的运动，短篇写作就是对作家审美智性及其艺术感受力的一种极大挑战。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短篇就不需要思想的渗透，不需要创作主体对现实生存的独到体验。任何一种文学创作，如果缺乏对人的现实生存的独到体验。任何一种文学创作，如果缺乏对人的现实生存与人性本质进行多方位的追问，都将不可能获得深邃而丰厚的审美内涵。任何一个优秀的作家，他的全部存在意义，就在于他对一切人类的存在秩序都始终保持着特有的警惕，并以全部的内心理想重构一种审美意义上的现实秩序和精神状态，向人们展示创作主体对于这个世界的特殊理解，以及对于生命存在的特殊思考。离开了这一点，文学就会变得苍白和平庸，甚至成为对大众情感的廉价抚摸。短篇小说也不例外。只是短篇的写作对作家思想的表达有着更为苛刻的要求，即，它无法为作家全面展露自我思考提供一种相对丛容的叙事空间，而是要求作家必须做到节制、隐忍、含蓄，使话语于高度内敛之中形成某种强劲的张力，并借助多种修辞学手段，在智性化的叙事处理中传达出作家丰沛的审美思想。
　　惟因如此，如果从这一角度来审视二○○三年的短篇小说创作，我以为，总体上并不值得过分乐观依然是一个显在的事实。这倒不是因为短篇小说在创作数量上偏少，或是大多数作家没有意识到智性写作的必要性，而是一些作家在叙事的智性处理上还显得颇为孱弱。这种孱弱，说穿了，就是创作主体艺术原创能力的孱弱，是作家对叙事技巧与审美思考之间进行巧妙嫁接的孱弱。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是，很多作家都依然热衷于对故事表象的叙述，沉迷于故事情节的启承转合。虽然这些故事本身很好读，很有趣，可能也会让人思考点什么，但终究无法抵达短篇应有的某些丰饶的隐喻之义，无法让人们看到作家对生活和人性的某些潜在思索和独到发现。如刘庆邦《离婚申请》《一亩地里的故事》《眼睛》《下种》，荆歌的《爱到死》《草木枯荣》，张洁的《听彗星无声地滑行》，贾平凹的《主任》《真品》，阿成的《秀女》……读这些短篇，你都会被故事本身所吸引，它们尖锐、感伤、粗糙，呈现出一种生活自身的无奈与无助。但是，倘若透过这些故事，我们却又很难获得更多的审美联想，无法看到作家对这种苦难背后的更深更远的思索。或者说，他们更多的倾心于形而下的生存形态，却疏于对叙事进行必要而独到的形而上的提升。
　　也有些短篇试图通过叙事方式的改变，来增加文本内在的多方位隐喻意义。这一点，在二○○三年的短篇写作中表现得较为可喜。但是，由于创作主体自身的思考力度并没有真正地抵达生存的幽暗之域，或者说，作家对现实存在的探究尚欠深邃，思考和体验还欠精深，从而导致了很多叙事智性与思想渗透之间的脱节，使文本形式缺乏坚实丰厚的思想容量，让人们仍然难以获取丰饶的精神内涵。像张曦的《人就是他吃下的食物》，黄明的《课桌上的萨特》，刘自立的《树也是神》，邱华栋的《人熊》，沈东子的《活埋》，薛荣的《病历卡》，双阳的《2047》甚至包括荆永鸣的《口音》 《足疗》等，都是如此。
　　因此，在本年度短篇小说的编选过程中，我一直对那些故事性虽强但意蕴过于单薄、难觅叙事智慧的作品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同时对那些形式过于夸张却缺乏实质性思考的作品也予以回避。就我所选的本年度短篇小说来说，首先吸引我的是一些对人性卑微之处有着敏锐体察并在叙事上以轻取重的作品。它们是：叶弥的《猛虎》、魏微的《化妆》、艾伟的《小卖店》、余华的《朋友》、迟子建的《雪坝下的新娘》、燕华君《麦子长在田里》等。这些作品在直面人性内在的悲凉与苦涩时，在展示生命存在的不幸与尴尬时，不是以正面强力凸显的方式，简单而草率地将之演绎为一个个暴烈的故事以获取话语外在的快感，而是小心翼翼地从人的尊严出发，在岌岌可危的生存境域中往返穿俊，使人物不断地陷入隐忍、徊徨、左冲右突的艰难处境中，或无功而返，或走向另一种反抗的极致。像《猛虎》中的母亲崔家媚，作者就是通过人物的高度自恋来折射她对理想之爱的失望，然后又借助女儿与丈夫的特殊情感反浇出自己内心的炉火，以至于最后成为一个谋杀者。这里，叶弥将真正的险恶彻底地埋藏在故事的背后，而只是让话语始终沿着人物浅浅的心绪流淌。它看似温文尔雅，充满了南方式的温软气质，而实质上却步步为营，将崔家媚内心的隐痛、失望、苦涩与迷惘不断地撕裂再撕裂。相比之下，叶弥的另外一些短篇，像《明月寺》《霓裳》《水晶球》等对人性的深层发掘却要薄弱一些。《化妆》通过一个女大学生与实习时的科长之间的暧昧关系，在长达十余年的时空中，将一个女人内心里对于真爱的憧憬与绝望，演绎得可谓撕心裂肺。也许，嘉丽的不幸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出生论色彩，但是，当她面对一个自私而卑琐的男人时，却展示出自己作为女人的那种无边的忍耐、宽容乃至屈辱。正是在这种不可思议的献祭式的情境中，我们才渐渐地感悟到嘉丽对爱情的彻底绝望。《小卖店》中的小蓝对苏敏娜的报复，表面上看是一种恩将仇报，而实质上却是内心的尊严被伤害后的本能式反抗。因为在这两个“用眼泪建立起信任”的女人中，良家妇女苏敏娜的某些道德化的“优越感”终于击碎了原本就很脆弱的小蓝，或者说，小蓝对苏敏娜的报复，完全是出于她对整个虚伪的道德生存的一次不自觉的嘲弄，是一种尊严与伦理的对抗。《朋友》通过一次自我消解的复仇事件，将昆山吊诡的流氓式心态与人性本能上的脆弱展示得淋漓尽致。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行凶案，随着事件的步步发展，拎着菜刀的昆山似乎越来越张狂，越来越霸气，可是内心却越来越孱弱，最后终于被一条毛巾所打败。它看起来有点以柔克刚、以无招胜有招的暴力意味，而稍作回味，你便会觉得，它完全是在展示一个人的内心力量，是一颗无所畏惧的心对抗另一个貌似强悍的流氓的必然结果。小说的终极目标也由此直指人的内在生命之力。
　　《雪坝下的新娘》和《微风人林》都改变了迟子建以往的叙事风格，尤其是对一些苦难场景的叙述，作者不再刻意地回避。前者通过一个傻瓜吉姆佩尔式的人物，展示了人对理想的执著寻找，以及理想对人的生命激情的内在拯救。在那里，一切权力的罪恶纠缠，一切人性的奸诈行为，都被“我”那纯洁透明的目光所覆盖。后者通过一种短暂的情感遭遇，为一个女人平庸的一生刻下了最辉煌的生命印痕，同时也使她在重归平庸时获得了另一种内在的精神支撑。它不是一次简单的外遇，而是一次生命被重新激活，是“粘满蝇屎”的生命之灯被意外摘去之后，开始渐渐地呈现出桦树灯那样真正的圣洁之美。《麦子长在田里》通过村长与新来的妇女主任刘巴琴之间的纠葛，揭示了中国乡土中异常复杂的原生态生活。它拥有自身一整套完整的乡村伦理秩序，也具备一系列稳固的精神形态，当刘巴琴欲以舍身饲虎的方式改变它时，其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
　　格非《戒指花》、东西的《秘密地带》、莫言的《木匠和狗》、双阳的《三生》、吴玄的《匕首如梦》、东君的《拳师之死》、残雪的《谜底》等作品，都是以异常灵动的叙事智性巧妙地演绎了种种难以言说的生存状态。它们或将笔触探入到历史之中，或将话语置放在现实境域里，或游走于现实与虚幻之阐，或动用一种梦态般的叙事，以此来表达作家对生命、历史与人性的多方位思考。如《戒指花》不断地将当下现实中的假新闻、肉欲化现象、利益化生存准则全部集纳在一起，从而勾勒出从城市到乡村无处不在的、日趋麻木的精神状态。从中我们看到，人们为了寻求生活的鲜活感，又反过来不断地制造各种荒唐的事件来刺激自己的精神。而当真正的苦难与悲悯奔袭而来，很多人却无法重新感动。这里，格非通过一种双向叙事，对温暖人性渐行渐远的现实存在表达了巨大的焦灼和恐惧。东西的《秘密地带》则借助一种桃花源式的理想形态，将现实生活中早已匮乏的纯洁、明净、舒缓、真诚……等等人性品质重新激活，以一种极致化的梦态情境为我们日渐枯萎的生活提供了某种诗性的支撑。它不仅隐喻了人类某些难以释怀的恒久情感，而且也折射了现实生存的无助、无奈与无望，在轻盈与浪漫之中又充满了某种理想的冲动。也就是说，它公然以白日梦的形式，明确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秩序的不信任，对种种被欲望瓜分了的情感模式的嘲讽。莫言《木匠和狗》看似写了一个报应轮回的故事，是人与狗之间一场近乎传奇的生死较量。但是，在两种叙事之中，小说又分明体现了双重价值观和生存观的对立与冲突——它不只是指涉了人们对自然生命的敬畏和尊重，还道出了生命潜在的反抗之力。它或许卑微、暴烈、野蛮、歹毒甚至不择手段，但是，它的合法性在于生命的道德底线被颠覆。如果将这种人与狗的关系稍稍地延伸到权力体系之中，那么，我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隐喻之义。 [##]
　　双阳的《三生》、吴玄的《匕首如梦》、东君的《拳师之死》等作品在将话语深人到历史帷幕之中时，都不是简单地复活历史本身的原生状态，而是通过各种特殊的叙事手段介入历史现场，以人物命运的诡秘来折射历史自身的诡秘，以特殊情境的冲突来衍化人性本能的冲突。《三生》通过三个人物的不同自述，围绕着一场弑君事件，精致地展示人物各自的特殊心态以及人性内在的某些痼疾。而《匕首如梦》则在一种辉煌的复仇过程中，让人们对历史的伤害深度有了重新的体察。小说的机智之处在于，作者巧妙地让一个对历史毫无清醒感的后代来承担这一巨大使命，看似荒诞，其实却又包涵了某些历史自身的规定性。残雪的《谜底》与她在本年度发表的《男孩小正》《女儿们》等短篇相比，更加突显了生命内在的自由欲望。小芹在家庭内部因为不断地遭到小弟的排挤，便以小弟的还债作为藉口，不时地促动家庭矛盾的激化，为自己的日后出走积累一些潜在的法码和理由。而这种亲情之间的冲突和不相信任(包括父母与子女、姐弟之间)，其实也是残雪一向倾力表达的目标。它是一种没有谜底的谜面，是透过现实伦理之后的赤裸裸的精神性叙事，所有的话语表层仅仅是一些玄秘化的碎片，不可能获得日常经验的逻辑印证。因此，读《谜底》如同读残雪的其他小说一样，你必须浸润在语言自身的肌理之中，像感受生命的脉搏跳动那样，去沿着人物的精神奔跑。当我们看到小芹最后终于与弹花匠一起出走，一起去投奔苦难的自由，我们便会发现，一切亲情间的冷漠和紧张，一切梦幻般的寻找和迁徙，其实都是人物的内心情感对现实伦理的反复纠缠和顽强挣脱。
　　作为一种历史记忆的复苏，苏童的《骑兵》、薛荣的《1979年的洗澡》、陈昌平的《特务》、严歌苓的《拖鞋大队》、王安忆的《乒乓房》等小说则通过各种异常清丽的叙事话语来介入历史的灾难深处，并构成作家对苍凉往事的深情回眸与苦难生存的真切体恤。这些小说着眼的事件、人物几乎都微不足道，完全是一些消隐于历史陈迹中的碎片，甚至是一些若隐若现的浮尘。它们在作家温婉的叙述中，也同样显得柔软、从容、轻盈，甚至还不时地显现出某些诗意化的质色。但是，在这种灵动而又飘逸的叙事中，历史的坚硬质地、人性潜在的狰狞，以及悲剧性的命运际遇，却不时地跃然纸上。特别是像《特务》中的主人公，自始至终带着双重面具来承受历史的重压，而作者的主要笔力却始终放在他对温暖亲情的维护中，这种以轻击重的手法读来让人尤为疼痛。《乒乓房》的叙事话语几乎抵达了无韵之境，而在这无韵之中，作者却将苦难历史中最为苍白的生活演绎得栩栩如生。它是人性的自我狂欢，又是对无奈现实的本能式抗争。它仿佛记忆中的一抹印痕，以很不经意的方式，划过你内心中最柔软的地带。《拖鞋大队》让我们再一次领略到一群特殊的少年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它像王朔当年的《动物凶猛》一样，充满了骚动、反叛、无序和迷惘，展示了那一代人在身心启蒙的重要时期被完全荒废甚至扭曲的悲剧过程。她们看似在自救，但更多的时候却在自毁；她们以自己的生存法则和理想方式，与隐秘的青春、强大的历史作斗争，却又将伤害与被伤害化为自我成长的激素。在此，作者通过一种青春在无序中狂欢的仪式，撕开了历史最惨烈的一幕，道出了人性与人道双双沦陷之后的悲剧景观，也使这部作品与作者在本年度发表的其他短篇如《奇才》《梨花疫》《柳腊姐》《角儿朱依锦》《爱犬颗勒》等相比，更具内在的审美冲击力。
　　张楚的《曲别针》、王手的《西门之死》、铁凝的《逃跑》、李小铃的《陪审团》、红柯的《野啤酒花》、何大草的《白胭脂》、裘山山的。《非常爱》、张学东的《送一个人上路》等作品在表达现实生存的苦涩与躁动时，都不是将叙事安置在生活的表层状态，而是深入到人性的背后，以人性的自然喷发、扭曲、抗争，来呈现现实生存或生命自身的另一种悲怆。如《曲别针》，就是通过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在惊心动魄中展示了我们这个时代所普遍存在的内心焦灼——那是欲望与欲望对视之后的抗争和妥协，是荒废的精神与利益化的现实相互勾结后的无奈，是纯粹的物质化境遇挤压后的身心俱碎。这种被无边的利益原则控制下的生活，就像志国手里的那枚曲别针，总是被不同的人物按照不同的利益愿望扭曲成一个个不同的形状。《西门之死》虽然讲述的是一个庸常的婚外情故事，但是，作者对真正的婚外情并没有兴趣，而是将全部的叙事智慧投置在一种引而不发的状态。正是这种状态，呈现了一种现代男人情感漂泊的迷惘意绪。《逃跑》和《陪审团》虽然在情节上有一种“抖包袱”式的嫌疑，但是，它们都撕开并击中了人性中最隐秘的脆弱部位，使人物在两难之中呈现出或尴尬或绝望的内心状态。他们被现实以合理的方法安排成某个特定的角色，然后又被现实以合理的方法残酷地消解掉，这其中的荒诞命运，又有几人能够真正地解透?《野啤酒花》和《白胭脂》都写到了女人对于苦难的承受方式和结果，但是两个人物的命运却截然相反。前者依然沿袭了红柯一以贯之的叙事格调，在极力凸现西部原始生活中强悍、率真的生命过程中，也展示了一个女人对苦难的惊人的承受能力——那是一种由爱而生的韧性，是一种简单却不容回避的生命基石。而后者则将一个女人的身心成长、道德启蒙、尊严价值等等纤细的精神元素直接纳入苦难的前沿，让人物完全以内心承受的方式在不堪重负中走向毁灭，为一种美的非正常夭折吟唱了一首挽歌。类似的小说还有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何玉茹的《杀猪的日子》等，只是鉴于它们在叙事上的某些小小缺憾，使我放弃了人选。袭山山的《非常爱》将一个父亲的爱推到叙事的背后，使这种父爱与我们传统伦理中的沉默之爱构成了一种文本上的呼应——它只提供行动，只提供牺牲，只提供拯救，而不表露，不言说，更不注意情感上的回报。惟其如此，这种博大的爱才显得“此时无声胜有声”。《送一个人上路》在叙述一个失去生命能力的男人踏向死亡的漫长路途中，巧妙地回避了恐惧与悲伤的情绪，却将祖父特有的体恤之情、韩老七绝望的愤懑之情在道义、责任、尊严与同情之中奇特地组合起来，并形成了情与理的不断冲撞。它在故事的表层似乎是写一个人(韩老七)的索债过程，其实却道出了另一个人(祖父)无怨无悔的赎罪过程。
　　董启章的《任务》、潘向黎的《奇迹乘着雪橇来》、戴来的《茄子》、盛可以的《手术》、黄咏梅的《多宝路的风》以及陈希我的《暗示》虽然也是着力表现当下青年人的都市生活，但是，它们都明确地摆脱了作家对个人经验高度迷恋的自传化特征，并将叙事话语延伸到各种特殊的场景中，借助不同质地的场景和事件本身来极力凸现人物内心复杂而隐秘的精神世界。如《任务》借助的是一个卡拉OK厅。正是在这个按运动场馆设计的娱乐厅里，作者扣住侍陪少女身上穿着的P．E，裤这一特殊的青春意象，在往返式的内心叙事中，让贝贝目睹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反抗(或复仇)，同时又勾连出记忆深处的青春岁月。尤为重要的是，作者在处理少女的羞辱、自尊而又骚动不。安的青春意绪时，却不断地将之纳入教育伦理之中，使自然人性与现代教育权力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反讽式张力。 《奇迹乘着雪橇来》借助的是一个多少带有浪漫气质的圣诞节，在款款温情中叙述了一个女人内心的渴望。那是一种超越平庸生活的期待，是一种不需要行动、不需要结果的无望的期待。它在淡淡的凄美之中，却呈现出人物内心深处的浪漫情怀和诗性质地，谁也无从知晓，因而谁也无法剥夺。它让我想起作者的另一个短篇《雪深一尺，我在美侬等你》，都体现出一种惊人的叙事耐力和诗性禀赋。戴来的《茄子》借助的是一叠久无人取的照片，让洗相馆的父子通过臆测来判断、追述照片中人物的生活轨迹乃至精神品质。它带着拷问和质疑的倾向，又将生活本身的不确定性巧妙地传达出来。尽管这部小说曾受到人们的质疑，认为其中的情节与国外的某些影片有类同之感，但我个人觉得，它实质上仍然体现了戴来一以贯之的叙事特征，尤其是对窥视手段的不留痕迹的运用。《手术》依托了一次无关紧要的乳房纤维瘤切除手术，通过手术台上人物的联想，为现代浮泛的爱情生活进行了一次别有意味的盘点。而《多宝路的风》则将笔触深入到市井生活的内部，以小市民生活的繁琐性，烘托出一个少女情感生活的不幸。这里，作者采用了与人物完全平等的叙事语调，以绝对性的市井话语来重述日常生活。无论是妈子的埋怨，还是豆子的死亡，无论是情人耿锵的来来去去，还是丈夫海员的跌宕命运，在作者的叙述中都显得波澜不惊，从从容容，很少有惊天动地，死去活来的折腾，犹如小市民卑微而又平静的生活一样。它使我们看到，“多宝路”作为一种奇特的生存环境，看似消解了任何诗性的理想、激荡的人生，其实却也同样能轻松地抹平人生的不幸的内心的疼痛。它是一种巨大的包容性的存在，是制衡人生的一种重要的聚合体，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对它有着高度自觉的省察。陈希我的《暗示》通过人物对抢动牙巳罪的不断自我暗示，既对这个物质时代的获利者进行了一次奇特的解构，也为那些灵魂焦灼的失意者提供了某些挣扎的理由。它所折射出来的，是当下的青年人普遍存在的欲望、现实与生存手段之间的巨大错位，是一种试图通过非常规手段去获取生存保证和物质化骄傲的潜在动力。
　　短篇的微妙之处，在很多时候是很难用三言两语来解读的。一部优秀的短篇，仿佛一个气质绝佳的美人，举手投足之间，总会让你怦然心动，却又不可能让你一语道破天机。因此，当我对自己所选的作品进行了一番匆匆的解读之后，我必须说明，我并不是想以自己的这些想法来征服读者，而只是为了告诉大家，我之所以选这些作品而没有选其他作品的个人理由。因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目前的年选很多，各种选本执行的标准也各不相同，但我想，每—个选编者都在试图选出自己所认为的最好的作品。
　　为此，我也是一直在竭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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