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苏童的短篇小说始终保持着奇特的想象和故事的魅力，而在他近期的创作中，小说的文本结构、叙述话语、情节、人物与环境的设置与勾画，都显得更加精致、考究了。《人民的鱼》正是其中的一个典范。
　　《人民的鱼》最初发表在《北京文学》二○○二年第九期上，分别为《小说月报》二○○二年第十一期和《小说选刊》二○○二年第十一期转载。曾获《小说月报》第十届“百花奖”短篇小说奖和“新世纪第一届《北京文学》奖．”一等奖。
　　1．意象与语言：从篇名说起
　　《人民的鱼》，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很有意味，也很有意义的篇名。
　　从语汇构成来看，它属于大词小用。透过这别有趣味的语汇组合，读者能以小见大、由表及里，在一种心灵的颤动下，自觉地品味和探求它背后的象征意蕴。小说虽然主要表现的只是“香椿树街”上两户人家的市井人生，描画的也不过是他们作为“这一个”的个别生活和自我性格，但由于它唤醒了人们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相似记忆，又清晰逼真地印证着今天的现实，便无形地演绎出许多中国“人民”所经历的一段历史境遇和心路历程。
　　就修辞运用而言，它又兼双关与隐喻于一体，寓严肃于嬉笑之中。“人民的鱼”的“鱼”显然具有“余”的双关之意，而“人民的‘余’”究竟“余”了什么?“余”得怎样?小说结尾处，居家儿子居强的那首打油诗兴许是最好的诠释，它既“饱含着作者的感情和世事沧桑”，也寓庄于谐地道出了作家的人文理想、内心愿望与创作意图——
　　
　　年年有鱼
　　年年有余
　　有鱼的世界多么荚丽
　　有鱼的世界多么富裕
　　
　　显然，这“鱼”(余)的，不啻人民“富裕”的物质生活，还有人民“美丽”的精神世界。它暗示着作家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变化以及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无限关怀和独特思考。
　　就此可知，在小说中，“鱼”一方面是具体的实物，另一方面还是小说特有的意象，它勾连着情节，表达作品的意蕴。小说一开始对傻子光春颇似疯呓的“古怪消息”和古怪行为的描述，令人有些意外和困惑不解，而随着情节的展开，人们就自然而然地以鱼作参照对比着人生的变化与时代的变迁。当人们读到小说中。“人们送礼不送鱼了”那个段落时，会不由地为对“鱼呢，被人遗忘在池塘里了”这一自然巧妙的照应而感慨不已，也为苏童那精细人微的构思而击节叫绝。
　　意象是一种隐喻性的象征，本应属诗歌的要素。苏童的小说世界常常在想象的天地里建立自己和现实的审美关系，意象便是用来表达这种关系的特殊载体。在这里，鱼作为礼品，始终在不同人之间穿梭行走：人们送礼于居林生，柳月芳转送于邻居张慧琴(鱼头与少量劣种鱼)，张慧琴最后又以鱼头宴还报于居家。鱼，像一条纽带，维系了两个家庭的甘苦酸楚，也连结着似水的岁月和人们如醇的温情。鱼又仿佛是特定时期的“历史化石”，与他的早期小说中的那些回力鞋、滑轮车、U型铁和工袋裤一样，都在凭吊往昔的岁月，蕴涵着时代的磨砺与历史的沧桑，所不同的是以往的小说从现实走进历史，而本篇则是由历史走进了现实。
　　我们再看看苏童对这个篇名的自白，在《北京文学》的获奖感言中，他说：
　　
　　抓活鱼是我爱干的事：《人民的鱼》起初叫《鱼宴》，写着写着，有一天把篇名改成了《鱼头颂》，还是觉得不如人意，到最后一天，脑子里突然闪现这个篇名，人民的鱼，这才觉得贴切了。
　　如果抽象地说，所有的小说中都有这样那样的一条鱼，鱼提在小说中的人物手上，也提在作家的手上。小说人物与鱼的关系是简洁明了的，他们只负责把鱼下锅，做他们的红烧鱼、清炖鱼、鱼头汤，作家却要在厨房外饶舌，告诉别人鱼的来历，不仅要说那口鱼塘的事，还要告诉别人鱼的去处，这就必将说到人了，大家知道人的事情最复杂，发现厨房和餐桌不是他的目的地，一条鱼会令人迷失在另一片混沌无尽的水面之下，那是人类驻扎的水面了。
　　
　　从这段话中，我们又惊喜地发现另外一层意义：“人民的鱼”竟然还是作家一种近乎诡谲的文学技巧和叙述手法。作家试图通过它将作品的人物、形式、内容、意义精妙地表现出来，又准确地传达给读者。如此经验之谈，尽显作家的聪明“饶舌”，也足见其在这个篇名中所下的非同一般的良苦用心。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语言伸展多远，现实就有多远。确实，优秀小说的语言表达的是一种现实意义，一种文化意味，但也可以是一种人格的化身。苏童的成功叙述，在于叙述语言的成功，在于它表达语气和用语的个性化。《人民的鱼》的叙述在过去神秘和诡谲、感伤和传奇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不少幽默俏皮的话语，而且显得更加细腻精致，在他那独白式的亲切倾诉中，不时地穿插一些描述性的成分，让这个本没有什么曲折离奇的故事氛围中陡然幻出一道道有滋有味、有声有色的风景——正如这个美妙的篇名一样。
　　2．诗意与诗性：耐读的故事
　　苏童的小说，常把自己的情绪浸润在过去的记忆里，以唯美的写作姿态，倾心于对过去生活场景的诗化描绘。因此追忆和想象是苏童故事的叙述基调。
　　这篇小说乍一读来，似乎平淡无奇，既不属于他那种散发陈旧红木芳香的“新历史小说”(如《我的帝王生涯》《妻妾成群》等会把读者引领得过于遥远、过于虚幻)，也不像那几篇反映现代人精神困惑的所谓“现代寓言系列”小说(如《肉联厂的春天》《一个星期天的早晨》 《离婚指南》等则在现实的背景下显出那么多的荒诞与冷漠)，即使与他早期的“枫杨树故乡”和“香椿树街”系列小说相比，也具有鲜明的差异。
　　这主要表现在：其一作家已经开始关注现实的人间情暖和生活的真切质感，虽然在叙述笔调上保持着原有的一些风格，但又洋溢着积极、严肃而温柔的气息，从中可以看到了作家从酷烈感伤小说到温情柔美小说的创作转变。如果说，他过去的“枫杨树”系列所倾诉的是一种残忍、仇恨与恐惧，那么《人民的鱼》则抒写的是一种善良、宽容、爱和美。
　　其二作家运用了成人视角(有别于过去多运用的童年和少年视角)来叙述。小说虽然也有“我”这一叙述者的出现，但已经基本将“我”从原型的“自我”中剥离，较少搀人“自我”的主体参与(偶尔为之也是以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的身份出现，显得亲切自然又保持距离)，更多时候的“我”是被隐身起来，与读者一样静静地观望着故事的演进，捉摸着人物的行动和声音。不过，与过去作品一脉相承的是，小说中始终透露着作家才气的那种精致与典雅。苏童素以好讲故事出名，他出色的故事，与某些先锋派艰涩文本大异其趣，因而频频为影视界垂青。平心而论，这篇小说的故事性并不强，取材也是人们不太在意的小事件，但在平和舒缓、漫不经意又诙谐幽默的叙述中，作家不仅点化出“香椿树街”上的市井风景和世相图画，而且随着情节的发展，这个不起眼的小事件也在不断地丰富和扩大着本身的意义。
　　居林生先生由“我们街上最大的干部”(科级干部)一转眼之间变为了“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当年送来的礼品——鱼多得吃不过来的八面威风，便成了过眼烟云、昨日黄花；他的妻子柳月芳尽管于心不甘，却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但依然保持那个从不吃鱼头的习惯，以此来保持曾有的荣耀。而邻居张慧琴，当年热心地帮柳月芳杀鱼，并为他们吃着剩余的鱼头，如今则摇身一变，成了红红火火的东风鱼头馆的老板娘……
　　两个家庭可真是一个大轮回：一家因常受人“施舍”而吃出了今日的红火，另一家却因失去了曾经拥有的荣耀而深感落寞，正如小说中的描述一样—— [##]
　　
　　柳月芳这几年不如意，就像鸡群中的一只鹤，突然变成一只鸡，而她张慧琴，虽不能说从一只鸡变成了鹤，但在别人眼里她现在就是发了……
　　
　　由此可见，整篇小说是以一个“变”贯穿始终。随着居林生的身份变化(“掉了下来”)，柳月芳变了，居家变得冷清了；而张慧琴的家境变了，日子红火了……小说在他们两家轮回式的生活循环过程中又不时穿插着很多的现实变化：人们的口味变了，送礼方式和内容变了，表达感情的方式也变了，种种变化正说明着人们观念的变化，更说明时代社会的变迁和世相风情的更新。
　　小说中生活的轮转之后，又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居林生、柳月芳和张慧琴们又面临新的起点。而在这一个个轮回循环中，故事以外的读者不也与他们一样么?不也是在不断地消解了过去的旧我，迎来和创造新的人生么?苏童在这个带有喜剧色彩的民间团圆叙事结局中，将个人的叙述与历史的叙述，甚至与人性的叙述、生命的叙述相互交织，构成了他个性化的艺术表达和生命思考，使这个故事空间里氤氲着深长的诗意，在情节的缝隙中流溢出隽永的诗性。于有限中寻求超越，在平淡中衍生张力，这大概便是这篇小说潜在的诗性和诗意了。
　　3．平民与女人：人物的魅力
　　与过去的小说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便是苏童热衷于表现小人物的生活。不过，他以往感兴趣的是他们身上的猥琐、卑微(如《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离婚指南》)，屈辱、压抑(如《红粉》《妻妾成群》)，甚至阴暗、丑恶(如《米》)，而《人民的鱼》似乎重新塑造了苏童的平民意识，传达出一种明亮而柔美的人间温情，体现了他对社会底层普通人群的人文亲近与关怀。
　　其实，香椿树街也罢，东风鱼头馆也罢，历史也罢、现实也罢，都只是小说的背景，这些背景与过去他笔下的世界，或大同小异，或异曲同工。而生活在这背景中的人物的生存状态和情感希求却极其相似。作为小人物，他们对生活的把握、对命运的认同和归依同样朴实纯真，物质上的生存欲望，精神上的尊重欲望都那么微不足道。如居家当年的风光，也不过是一个小科长门下的春节前后送些鱼的风光(连想别人送只鸭子、送金华火腿、送干货也只是柳月芳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居林生如今的“仕途失意”，那个“可信度不高”的谣言和“年龄偏大、没有学历、缺乏政治理论修养和专业领导才能等诸多因素”也足够顺理成章了。至于张慧琴家的“幸福生活的源头”则更不足挂齿：“靠了她的大儿子东风”——一个差点闹了人命，上了“山”去劳改，又走私香烟的“名不正言不顺的个体户发了家”。还有那些没名没姓却自始至终在小说里睁大眼睛注视着这两家变化的人们，以及至今仍在暗地里偷国家的电，在水表上做手脚一滴一滴偷国家的水的人们……
　　作家运用了生活还原的手法，以他特有的敏感将小说还原到最民间、最原始、最日常的状态里，让读者在这琐细真切的家长里短和日作日息中体察时代的变异和人生的迁徙。因而这些人物虽小，也谈不上十分丰满(如居林生这个人物连形貌也很模糊)，但在这时代与人生的背景中，其个体的生命却鲜活了起来，有了血肉，有了魅力，并且被逐渐放大，成为融“个体”与“集体”于一体的形象，在他们身上读者看到个人和家庭的历史，也看到了社会和民族的历史。
　　还值得一说的是小说的女性形象。苏童的小说有很多活鲜鲜的女性形象，以至于有人说他是当代作家中写女性的高手(也有人讥之曰有“脂粉气”“女性味”)。对此，苏童自己是这样说的：“我在创作中写女性时，常设身处地，站在女性角度运思，不断琢磨揣测，就像置身戏台，男扮女装反串演一回戏。这样创作出来的人物，能够得到大家认可。”
　　从女性的视角，用女人的心理去写女人，是苏童的成功之处。小说中张慧琴与柳月芳之间的关系亲似姐妹，互相利用、互相帮助，而又彼此巴结、暗里较劲，很难用一句概括出来，把女人的心思把握得如此细致准确，缠绵隽永，着实让人叹为观止。
　　她们两人一个明，一个阴；一个大大咧咧、干脆麻利，一个小家子气、爱做内功，两两对应，相得益彰，演活了两种不同类型女性的外在戏与内在情，也烛亮了同一片蓝天下的两个似非而是的女性世界。张慧琴为了自己及家人的生存与生活，曾经向富裕的柳月芳表白自己的“穷命”和困顿，又常为自己治家和厨艺等方面的特长沾沾自喜，她以居家最密切的邻居跟着沾光而感到得意自豪，虽没有多少文化，但心地善良、知恩图报。柳月芳好歹是个街道干部，虽仗着丈夫的权势只风光了一时，但比张慧芳有涵养、讲体面，善用心计，无论在风光时还是失势时，都对别人存有一点善意的戒心或不情愿。有关她们之间的关系，小说中有两个片断描述得相当贴切精彩：
　　鱼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柳月芳和张慧琴的邻里之情。没有鱼，两个女人的关系也是和睦的，但有了鱼之后，她们的关系几乎可以说是亲如姐妹了。
　　很可惜，张慧琴与柳月芳两家以鱼为媒的友情后来趋于冷淡了，两家的主妇仍然来来往往，但没有了鱼的穿针引线，这友情好像一件贴身的旧衣服，不知道哪里有点松，随时会绽线，谁也不敢穿。如果我们有心以此为例来考查邻里关系在新形势新时代的嬗变，时尚恐怕是个罪魁祸首。……
　　在这里，苏童明确地告诉人们，她们俩的关系及其微妙变化(居家的失势和张家的后来居上)，都只是时代变化、社会变化的一个美丽而微小的缩影。而在另一个用墨不多的女性形象——柳月芳的未来媳妇身上，作家则寄托了新的希望和新的意义。作为新生一代，与其上辈不同，她既有现代女性的张扬和自信，但又不失传统女性的细致与敏感，可谓有张和柳合二为一之妙!
　　小说最后以这位敢作敢为，爽快利落，不依不饶的张慧琴做东请客，让柳月芳全家一起尽情品尝她的拿手菜。这是一个称得上展示小说“全家福”的场面，我们读读下面这段文字：
　　
　　宴席的格调突然急转直下，鱼头变成了某种态度的象征，涉及对姑娘的关爱，对张慧琴的尊重，也隐隐涉及到当事者对变革的态度。张慧琴把握了时机，眼睛发亮，盯着柳月芳说，怎么样，眷清形势了吧?这鱼头不吃不行，我今天非破你这个戒不可。
　　柳月芳更窘了，她一定是意识到自己的决定不仅关系到鱼头，责任重大，便有点像踢皮球似的，把皮球踢到居林生那里去了，她对张慧琴说，我吃东西哪有这么挑剔?问老居吃不吃，鱼头，他吃不吃?张慧琴知道这是柳月芳让步了，当然乘胜追击，她说，老居呀，你疼不疼儿子，疼不疼儿媳妇，就看你的表现啦!居林生当时正在剔牙，年龄不饶人，他现在吃一点东西就得剔剔牙，听到要他表态，下意识地扔掉了牙签，人也坐端正了，居林生毕竟是居林生，能够认清形势，也善于表态，他的表态豁达而仁慈。这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他说，上鱼头就上鱼头吧，谁爱吃谁吃，什么事都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鱼头又不是其他什么头，本来就可以吃的。
　　
　　在此，两个女性的性格又一次得到了展示，而且她们的故事也行将结束。它以人性的爱消解了她们各自心头的犹豫与失落，民间的世俗与温馨举重若轻地化解了时代的变迁所带给她们的不同境遇和彼此隔阂，让人进一步体验到人间温情的力量与柔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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