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进步总是伴随着令人痛心疾首而又无可奈何的沉重代价的。当现代工业文明为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物质消费资料，并以产品功能上的高效、快捷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人们获得了尽情享受生活的自由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价值，尤其是在人的精神领域。贪婪、自私、虚伪、冷漠、物欲横流、惟利是图、见利忘义、道德沦丧……所有这些人性的弱点，在现代工业文明的物质利益原则的催化下疯狂滋长，使由悠久的农业文明哺育的善良淳朴、勤恳笃实、忠厚仁义、热情诚挚等美好的人性被无情地挤压到一个日益逼仄的精神空间。对此，在近现代中外文学史上，很多有良知、有卓识的作家纷纷以自己的方式加以表现并予以批判，台湾当代作家陈瑶华即是其中之一，其短篇小说《橡皮灵魂》，以独特的视角和话语策略，深刻揭示了异化了的现代工业文明的诸多弊端，透射出冷峻的批判锋芒。
　　
　　一
　　
　　小说的表层结构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花季少女的“堕落”故事，故事的中心事件是其自愿被“迷奸”，以使自己成为“这件悲剧的双重得利者”：既在疯狂的高潮中使多年的性幻想成真，却又保住了广博同情的清白名声。而结果是使“施害人”——一位懵懂少年成为真正的受害者。作家以这一中心事件的结局为叙述起点，采用倒叙的叙事手法，以第一人称的叙述声音，从家庭，到学校，到社会，逐步深入地揭示了形成主人公双重人格和不为人知的隐秘心理的复杂原因，并在此表层结构下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端展开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使作品具有了震撼人心的深层意蕴。
　　作为孩子人生中的第一任老师，主人公的父母在其幼小的心灵中所留下的深刻记忆是：“我爸……在我面前紧搂住年轻的保姆滚在地板上”，“我妈……把一盒新眼影偷偷塞在我的白兔围兜里，然后若无其事地抱着我走出香气熏人的委托行”；“妈歇斯底里地跳脚骂人时，爸总会冷冷地说她‘又该去看心理医生了’。”而当“我”的母亲“因为忧郁症而萎缩死亡”，父亲成为六岁以后的“我”的全部天地后，身为暴发户的父亲的虚伪自私、无情无义、庸俗势利、专制独裁，一方面使尚未具备正确判断是非能力的“我”看到了成人世界的“表里不一”并对此产生兴趣，另一方面也让“我”本能地意识到“取悦他是我惟一的生存之道”，从而掩藏起自己的真实心灵，严守父亲的“家教”，做出一副讨人喜欢的“乖乖女”、模范生的样子，而实际上却渴望着“难度更高的挑战”，在因不会被人怀疑从而使无辜者成为替罪羊的恶作剧中寻求着刺激，寻求着比“像我妈那样顺手牵羊，或像我幼稚的同学躲在舞厅厕所里抽烟吸毒爱抚，在道德边缘胆怯地游走”这些“小儿科的犯罪”层次更高的叛逆的快感。
　　如果说，口口声声最看重“情和义”，实际上却无情无义、为了钱而出卖兄弟的父亲，使“我”初步认识到了成人世界的“表里不一”，对“我”的双重人格的形成起到了最初也是最直接的作用，那么，后来成为“我”的舅妈的保姆丽珠与“我”的小舅的韵事，则在“我”的记忆里成为“表里不一的成人世界”的一个最大的现实诱惑，使“我”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原来那可以是很舒服的事，可是却是件只能做不能说的好事。除了这个以外，大人的世界多的是只能做不能说的事，而且愈是不能说，当事人获得的刺激与快乐愈相乘加倍。”而这一诱惑，正是促使“我”日后不惜以肢体的损伤为代价骗取人们的同情，以使自己多年的幻想变为切实的体验的直接动因。
　　作家首先将批判的目光聚焦于家庭这一“社会的细胞”，一方面揭示了不和睦的家庭气氛、行为不检的父母和亲人、保守陈腐而无多少现实意义酌严厉家教、对孩子疏于关心和缺乏成长路途上的必要引导等种种因素对主人公的成长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时也指出了造成上述情况的根本原因乃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异化发展：现代人对橡胶制品不自觉的过度依赖，竟使“我”父亲这个只有初中文凭的作业员变成大老板，而其发迹靠的则是背信弃义、出卖兄弟、冷酷无情、不择手段的商场拼杀。物欲追求的成功，使其不自觉地具有了一种暴发户的心态：为女儿支付昂贵的音乐课学费以炫耀自己的“成功”；不顾妻子的郁郁而终恣意享受着金钱换取的肉欲快乐。而其为女儿制定严厉的家教，也不过是为着将来使她成为“能独当一面的女继承人”，或“具备政商联姻的筹码”，以使他一手建立的王国“不但能干秋万世，还能扩张版图”，说到底，不过是为了实现他进一步追求物欲的野心这一功利目的。至于对女儿缺乏关心和某些方面疏于管束引导放任自流(如让她“有不受管辖的自由在家中门缝、网络和锁码频道认识性”)，则更是其倾注全部心力追求物欲的直接而必然的结果。在此，作家对现代工业文明异化发展带来的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沉疴痼疾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而天真浅薄、贪图肉欲享乐的丽珠的言行及其指向，则不仅在故事的层面上激发了“我”的好奇，成为“我”暗地里的梦想和追求，更在文本意义的层面上显示出作家对现代社会人们精神空虚心灵荒芜灵魂委顿的忧虑和批判。
　　对于青少年而言，家庭环境的影响对他们的性格、心理、人格、道德品质、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学校教育与之相比更具有不容置疑的影响力。在小说中，作家以“作文事件”，进一步揭示了形成主人公双重人格的强大外因：“你根本用不着和他争辩，只要乖乖地回去照办，给他一篇八股烘烘的道德文章就行了，书店里多的是作文范本，只要拣几篇来稍事拼凑删改，题旨合于标准规格就行了。说别人想听的话比说真话实际多了，……你尽管去说你喜欢的话、做你喜欢的事，可是谁都不会当你一回事，而且短暂的爽快之后你还得面对更要命的后果：被打骂、被记过退学，除非你打算过着化外的艺术家生活，否则这社会正常人得以分享的资源……你可能都没份。最聪明的做法，当然是努力合乎大人们的期望。”应试教育体制下的现代学校教育，不是以育人为旨归，而是以升学为目的，因此，教师缺乏对学生心灵和真实思想的关注，缺乏与学生真诚的心灵交流和对其循循善诱的思想引导，而只是简单粗暴地将“标准答案”强加给学生，制造着大批千篇一律的“合乎标准规格”的“橡皮灵魂”。正是在这种不合规格便要承担一系列“更要命的后果”的强大压力面前，主人公学会了戴上人格面具，“说别人想听的话”而不是说真话的虚伪，同时又在一种青少年特有的叛逆心理的支配下，以“第二自我”(某种程度上乃是“真我”)的方式，发泄着自己的不满，消极地对抗着这充满虚伪的外部世界。这样，一个外表看起来“根本不可能有交集?的自律文静的模范生与嚣张恶劣的捣蛋生的矛盾统一体，就非常真实可信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同时也使我们对这一双重人格形成的原因再次有了清醒的理性认识。
　　在此，作家将批判的锋芒由家庭指向学校，让我们很容易通过联想的作用，将制造千篇一律毫无个性可言的“橡皮灵魂”的学校置换成批量生产统一规格的橡胶产品的工厂，从而看到现代化大生产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影响着人们，而且从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根本性地改变着人们。学校作为一个生产特殊产品即为社会输送合格的与优质的生产者的特殊工厂，其“产品”性能的优劣本应以是否富有独特的思想、活跃的思维、生生不息的创造力与创新能力而论，这就使得受现代化工业大生产影响而以批量化规格化为产生模式的现代学校教育在更加深远的意义上令人堪忧，而作家对现代工业文明恶性发展的批判意识也从中透射而出。 [##]
　　作家不仅将批判的目光聚焦于家庭、学校，而且还辐射到了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充斥于商业社会以赢利为目的的电影、报纸、广告、书刊、录影带等所充当的半遮半掩的性爱“教材”，还有那如毒雾般弥漫于人们生活中的虚伪的社会心理，无疑都是主人公双重人格与深层的叛逆心理得以形成的巨大推动力。而小说结尾那富有象征意味的梦境的描写：“在半合的眼皮下，我仿佛看见工厂里漫长的输送带，一锅滚烫的溶液有节奏地倒在整齐的铸模里，翻出一个个相同的橡皮人，精密的品管机器正在进行最后的检验，略有点嘴歪眼斜都要扔进废物箱里。不论它们体内是否藏着没完全消溶的虫尸或草药，一长列复制完美的橡皮灵魂，就要朝着热闹光明的旅途出发了……”，则为作家的深切忧虑和深刻批判拓展了一个更为深远的意义空间。
　　
　　二
　　
　　阅读《橡皮灵魂》，我不仅被那令人触目惊心的花季少女的双重人格与深层心理所具有的强大冲击力深深震撼，还被作家高超的叙事技巧牢牢吸引，长久地留连于由独特的视角和话语策略所构筑的迷人的文本世界。
　　为了充分而真实地展示主人公的双重人格和隐秘的深层心理并达到社会批判的目的，作家选择以第一人称的叙述声音来进行叙事，并创造性地运用了有机统一的双重视角，即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和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的有机融合。有时，叙述者“我”是处于故事之中的主人公， “我”作为一个内在式聚焦者，是以“经验自我”(即正经历故事事件时的“我”)的眼光为叙述视角的，此时，“我”的所思所感以至意识的流动，均具有内心独白的性质，能够真实地袒露主人公的心灵世界；“我”的眼光所观察到的事件和人物，也都具有使人仿佛身临其境的逼真效果。在这种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的视角下，叙述者即说话人常常以第二人称“你”为说话对象即受话人，以构成一种对话关系。而“你”的指向依具体的语境有确指的“你”和泛指的“你”之分。明指的“你”为主人公自我，泛指的“你”为隐含的读者。这种叙述视角所建构的对话关系，十分有助于读者对人物内在心灵的感知和对故事意义的认识。如下面这段叙述：
　　
　　我害怕真相被揭发?不，我只是害怕他们根据我的口供把我描述成另一个我自己也不认识的人：一个文静优秀的模范生，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一个被躁躏了梦想的处子……但这不正是我意图取得他们信任以便为所欲为的我吗?不必戳破所有认识你的人的想象，尽管看到他们被震惊的模样会很有趣，但就长远计，还是继续躲在这个保护壳里好……在充满橡胶味的氧气罩中我这么想着，他们会谴责真实的我，却不会想到他们也该为此负责。许多人到床前来探望我，我看到训导主任一脸忧心的猪头就想笑，他还不知道上次校庆的水球大战把一只灌了红墨水的保险套扔到他脸上的人就是我。
　　
　　这里采用的就是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的视角。通过叙述者“我”(也是隐含的作者)的内心独白、与确指的“你”构成的自我对话以及心理活动的真实写照，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在读者面前袒露无遗。
　　再如下面这段叙述：
　　
　　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我是这件悲剧的双重得利者，……于是你打开报纸社会版，你看到一个百合般的少女惨遭毒手，你以为这就是全部的事实，你感叹这社会生病了，或许你根本无动于衷，因为这类每天都会发生的事件远不如名人绯闻来得有价值，也不如政坛谣言来得耸动。于是这个案子结束了，被遗忘了，因为与你无关。
　　
　　这也是以第一人称主人公为叙述视角的，但叙述者“我”(也是隐含的作者)是与泛指的“你”(即隐含的读者)构成对话关系的。这里的“你”不仅具有话语情境的虚设作用，而且“由于‘你’具有听者独特话语位置，而读者又无时无刻不在场，是一个随时随地的听者，因此‘你’往往作为读者的一个泛指，是对读者伪直接指向，呼唤读者的参与意识”(董小英《叙述学》P67)。这就使得小说文本成为一个开放式的“召唤结构”，引导和激发着读者透过属于文本表层结构的故事事件层面去探究并深入思考属于深层结构层面的故事的意义，从而使小说所担负的思想启迪、情感交流与社会教育等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在小说中，有时叙述者“我”不是故事的主人公，而是处于故事的边缘，仿佛故事事件的见证人。这种情况下，“我”作为一个外在式聚焦者，是以“叙述自我”(即陈述故事或回忆往事时的“我”)的眼光为叙述视角的。此时，“我”的所知大于经历故事事件时的“经验自我”，也大于故事中的其他人物，因此，“我”可以采取居高临下的追忆性视角，对众多对象(包括当时的“经验自我”)进行聚焦，从而准确地表现出他们的状貌、特征及内在本质。这篇小说的主体部分，即是以回顾性的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的视角建构的，“叙述自我”通过对父亲、丽珠、老师以及当时的“经验自我”的深度聚焦，不仅揭示出了造成主人公双重人格与扭曲的深层心理的深刻原因，而且将批判意识渗透其中，增加了文本的历史理性含量，拓展了文本的意义空间。而在这种叙述视角下，同样存在着作为叙述者(也是隐含的作者)的“我”与确指的“你”(作为主人公的“经验自我”)以及与泛指的“你”(隐含的读者)之间的双重对话关系。这种双重对话关系的建立，使文本的内在意义有了释放的通道，也使读者的审美感知有了切实的意义指向。
　　由于人在社会生活中常常与周围的人事处于不同的关系状态，这就使得人的身份会因关系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忽而是某一事件的主人公，忽而又是处于另二事件边缘的旁观者。由此可见，《橡皮灵魂》的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双重视角叙述是有着切实的现实依据的。因此，小说中的双重视角不仅能够有机地统一为一个整体，而且还能够自由地转换：在第一人称见证人的回顾性叙述中，经常自然地转换为当时第一人称主人公的叙述视角，以把人们带到一种如临其境的阅读状态；而在第一人称主人公的经验性叙述中，又时常跳出一个所知大于“经验自我”的“叙述自我”，以现在时的眼光对过去时的自我及事件发表议论，以使人们更加准确、全面而又深刻地理解人物的心理、思想、感情及故事的意义。独特的双重叙述视角的有机统一与自由转换，对于人物的内心世界与文本的深刻意义的展示无疑起到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
　　此外，作家还在话语策略的运用上体现出独特的匠心。小说先以两段回忆为引子，然后从现在时态出发，选择中心事件的结局(受了伤的“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为叙述的起点：“我一直不愿别人拿下我脸上的氧气罩，并不是为了靠它呼吸，而是想躲在这橡皮气味的保护中，隔开即将面对的讯问和回溯。”这种倒叙的话语方式，将悬念蓦地抛到了读者眼前，使文本产生了巨大的阅读吸引力。而后，在以倒叙的方式展开回忆的过程中，作家又采取了顺叙中有插叙的话语策略以增加叙事的波澜，直到结束回忆进人现实抵达叙述的终点。这种倒叙、顺叙、插叙相结合，回忆与现实相交织的话语策略，有效地避免了叙述话语与叙述节奏的平滞呆板，增强了文本的审美魅力。

• 王咏梅： 独特视角与话语策略下的现代文明批判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4年第11期
• 王咏梅： 心灵的剖析与人性的挖掘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4年第1期
• 王咏梅： 文学鉴赏的主观性与文学批评的客观性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6年第12期
• 王咏梅：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6年第9期
• 王咏梅： 自我的迷失与人格的分裂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