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语文教育在批判中发展
　　
　　1997年，《北京文学》的3篇文章引发了对社会各界语文教育的大批判，两年后，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闪亮登场，那场铺天盖地的大批判俨然开了如火如荼的语文新课改的先声。有人质疑：“3篇文章——1场大批判——第8次课程改革”，三者之间有无必然联系？能不能说就是那场大批判触发了随之而来的语文课程改革？这样的问题，既不难回答，又不容易回答。之所以说不容易回答，是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既不宜越俎代庖，也不便妄加推测，更难于准确解说。此事当然最好能问问当事人，由他们来回答，只有他们才讲得清楚，他们也有责任、有义务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向全国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向全国广大师生讲清楚，也好对现实、对历史有个交待。但是，出于担心这种善良愿望的落空，咱们只能勉为其难，自己尝试着来作一个回答。也许是“无知者无畏”吧，仔细想想，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如果按照鲁迅先生“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的说法，我们揣摩，三者之间应当有关联，而且按照中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古训，那似乎更是“未雨绸缪”、精心策划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只是偶然“触发”，似乎抹杀了策划者的劳绩。
　　有朋友还会认为：新课改之前语文学科与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已经比较多，受到的批判多一点也是很正常的。但是，随着自上而下、铺天盖地的语文新课改如火如荼的全面展开和不断推进，按理说语文教育的问题应当越来越少，所受的批判也应当相应减少才对。然而，实施语文新课改的这几年来，人们对语文教育的批判似乎并无任何减缓或停止的迹象，语文教育现状照样受到相当尖刻的抨击，比如有先生在《人民教育》杂志上发表长达13000多字的论文，痛批中学语文的教学是“无效”的，引发了全国性的强烈反响。为什么语文新课改的航船已经扬帆起航，而对语文教育的批判仍是“涛声依旧”呢？语文教育到底存在些什么问题？语文教育批判在语文教育改革和语文教育发展中应当并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语文教育批判与语文教育改革和语文教育发展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呢？社会、他人和我们自己究竟应当如何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语文教育批判与语文教育改革和语文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呢？
　　这，就需要我们直面现实，认真探讨语文教育批判与语文教育改革及语文教育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了。
　　我们先来简单地谈一谈三者之者的关系。这是一个相当普通的道理：语文教育需要发展，语文教育的发展需要改革，语文教育的改革需要批判。“发展——改革——批判”三者的内在逻辑关系其实是非常明确的。发展是目的，改革是手段，批判是动力。这就是说，语文教育要发展，就必须进行语文教育改革；要进行语文教育的改革，就需要以语文教育的大批判为动力。这是由果溯因。反过来说，由因导果，也就是：以语文教育的大批判为动力，推动语文教育的改革，实现语文教育的发展。这样，三者内在逻辑关系的基本模式也就可以如此建构：“批判——改革——发展”。
　　这是一个相当朴实的真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命题。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过程。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然而，理解这个真理，诠释这个命题，实践这个过程，达成这个结果，却未必如此轻而易举。因此，对于这个简单的基本模式，对于这个明了的基本过程，对于这样单纯的三元要素，我们不仅需要直面，而且需要善待，更需要全面理解。
　　第一，语文教育需要科学的学术批判。
　　学术批评是繁荣学术的武器。革命大批判是推动革命发展的动力。语文教育大批判也是促进语文教育改革的手段。语文教育要想得到卓有成效的发展，就有必要借助批评与批判这个学术武器去推动语文教育的改革。所以，语文教育需要合情合理的学术批判，通过批判，剔伪存真，去粗取精，汰劣创优，除旧布新，推动语文教育合情合理合规律的改革，查漏补缺，长善救失，以此促进语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无论是批判，是改革，还是发展，都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真正做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又好又快地发展，使语文教育从形式到内容的改革都落到实处，惠及亿万学子，提高全民族的语文素质。因此，这种批判，必须是科学的，是学术的。
　　所谓科学的，就是实事求是。要作调查，作测试，作实验，充分掌握第一手材料，真正了解和把握语文教育的真实现状和问题症结，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以利于抓准要害，对症下药，医治语文教育中的某些顽疾。要反对那种闭门造车、信口开河式的批判，还要反对那种耸人听闻、哗众取宠式的批判，更要反对那种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式的批判。那样的批判是不负责任的，是胡说八道的，是长官意志的，都是不科学的和反科学的，对于语文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绝对是于事无补、有害无益的。非常遗憾的是，现在这样的批判不是没有，而是不少，致使语文教育大批判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混淆了人们的视线，扰乱了改革的阵营，产生了负面效应，给改革添乱，让广大的老百姓感到批判令人厌烦，批判使人恐惧，批判叫人应接不暇、不知所措。
　　所谓学术的，就是紧贴语文教育的专门业务，就是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不离小圈子（语文教育学术圈），不唱高调子，不打硬棍子，不扣大帽子。真正从语文学科和语文教育的专业学术角度来谈问题，摆危害，挖根源，找出路，切忌乱扣政治帽子，乱发行政命令，乱下组织结论，乱搞群众运动，特别是那些身居高位的高层领导更需善自珍重，即使是已经退下岗位的高层领导也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要心血来潮，“拍脑袋”决策指挥，因为“智者千虑，难免一失”啊。我国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两次提出的关于“教育革命”的错误决策以及由此引发的过激批判已是前车之鉴！记得1906年，《南方报》对清政府学部编纂的我国第一套小学国文教科书的批评并且尔后载入《教科书批评》的是：教材多不合儿童心理；词句多不合理；间有居于一隅之处不合普及之义；图画恶劣，图与文词间有不符之处；数字与算术不相联络；时令气节不相应；抄袭近出各书，有碍私家编著……后来黄守孚又补充了三点，即：生字之增加太骤；文字使用之不适当；德育、体育之不注意。（顾黄初主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8页）请看，此种批评，多么温和，多么实在，何等“学术”态度，何等“绅士”风度！试以“繁难偏旧”的闷头大棒和“误尽苍生”的破口大骂两相对照，真正是相形见绌，令人汗颜哟，我们当代的“绅士”们！
　　第二，语文教育需要合理的效果期待。
　　一门学科的成熟必然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少则几百年，多则千百年。一个文学学科，只从《诗经》算起，足有2500年；一个史学学科，只从《春秋》算起，也是2500年；一门现代教育学，就从夸美纽斯的《大教授法》1632年出版算起，已有377年；一门现代心理学，就从冯特1879年在莱比锡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算起，也有130年。1904年独立设科的语文学科，前前后后不过100年。100年，在人生的道路上是够漫长的，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它又算几何！更何况在这100年里，大多数时间社会动荡，兵连祸结，有多少人、有多少时间扎扎实实地实践或研究过语文教育的成败得失？历经2500年的文学学科、史学学科尚需自我完善，推陈出新，教育学、心理学学科的科学性与权威性至今受到人们的普遍质疑，更遑论我国如此年幼、如此稚嫩的语文教育学科了。
　　但是，人们对语文教育的期望值却是相当的高，期望它的教学效果好、教学效率高，早日实现“多快好省”，学生一旦送进校门，只要十年八年，就要人人把博大精深的语文学科学得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如果按照官方的课程标准进行规范的考试操作，全国中小学生每次水平性考试的会考（不是指选拔性的升学考试），应当至少有95％以上完全合格。因此，可以说，全国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质量总体上是合格的。但是，这个不算，人家不认账。每有批判，就是语文教学效果太差；每有指责，就是语文教学效率太低。到底效果如何，效率怎样，除了官方组织的会考以外，既没有一个科学的指标，也没有一个严格的检测，有的是简单的问卷调研，有的是大概加估计的推测。而且，既无纵向的比较，比如20年代、3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等不同年代之间的语文教学效果相比，也无横向的对照，比如语文学科同政治、英语、数理化等其他学科的教学效果相比。这种对语文教育的过高期望值本来就搭建在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之上，因此，这种对于语文教育效果与效率的指责与批判也就显得依据不足，苍白无力。
　　三、语文教育在批判中发展
　　
　　1997年，《北京文学》的3篇文章引发了对社会各界语文教育的大批判，两年后，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闪亮登场，那场铺天盖地的大批判俨然开了如火如荼的语文新课改的先声。有人质疑：“3篇文章——1场大批判——第8次课程改革”，三者之间有无必然联系？能不能说就是那场大批判触发了随之而来的语文课程改革？这样的问题，既不难回答，又不容易回答。之所以说不容易回答，是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既不宜越俎代庖，也不便妄加推测，更难于准确解说。此事当然最好能问问当事人，由他们来回答，只有他们才讲得清楚，他们也有责任、有义务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向全国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向全国广大师生讲清楚，也好对现实、对历史有个交待。但是，出于担心这种善良愿望的落空，咱们只能勉为其难，自己尝试着来作一个回答。也许是“无知者无畏”吧，仔细想想，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如果按照鲁迅先生“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的说法，我们揣摩，三者之间应当有关联，而且按照中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古训，那似乎更是“未雨绸缪”、精心策划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只是偶然“触发”，似乎抹杀了策划者的劳绩。
　　有朋友还会认为：新课改之前语文学科与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已经比较多，受到的批判多一点也是很正常的。但是，随着自上而下、铺天盖地的语文新课改如火如荼的全面展开和不断推进，按理说语文教育的问题应当越来越少，所受的批判也应当相应减少才对。然而，实施语文新课改的这几年来，人们对语文教育的批判似乎并无任何减缓或停止的迹象，语文教育现状照样受到相当尖刻的抨击，比如有先生在《人民教育》杂志上发表长达13000多字的论文，痛批中学语文的教学是“无效”的，引发了全国性的强烈反响。为什么语文新课改的航船已经扬帆起航，而对语文教育的批判仍是“涛声依旧”呢？语文教育到底存在些什么问题？语文教育批判在语文教育改革和语文教育发展中应当并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语文教育批判与语文教育改革和语文教育发展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呢？社会、他人和我们自己究竟应当如何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语文教育批判与语文教育改革和语文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呢？
　　这，就需要我们直面现实，认真探讨语文教育批判与语文教育改革及语文教育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了。
　　我们先来简单地谈一谈三者之者的关系。这是一个相当普通的道理：语文教育需要发展，语文教育的发展需要改革，语文教育的改革需要批判。“发展——改革——批判”三者的内在逻辑关系其实是非常明确的。发展是目的，改革是手段，批判是动力。这就是说，语文教育要发展，就必须进行语文教育改革；要进行语文教育的改革，就需要以语文教育的大批判为动力。这是由果溯因。反过来说，由因导果，也就是：以语文教育的大批判为动力，推动语文教育的改革，实现语文教育的发展。这样，三者内在逻辑关系的基本模式也就可以如此建构：“批判——改革——发展”。
　　这是一个相当朴实的真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命题。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过程。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然而，理解这个真理，诠释这个命题，实践这个过程，达成这个结果，却未必如此轻而易举。因此，对于这个简单的基本模式，对于这个明了的基本过程，对于这样单纯的三元要素，我们不仅需要直面，而且需要善待，更需要全面理解。
　　第一，语文教育需要科学的学术批判。
　　学术批评是繁荣学术的武器。革命大批判是推动革命发展的动力。语文教育大批判也是促进语文教育改革的手段。语文教育要想得到卓有成效的发展，就有必要借助批评与批判这个学术武器去推动语文教育的改革。所以，语文教育需要合情合理的学术批判，通过批判，剔伪存真，去粗取精，汰劣创优，除旧布新，推动语文教育合情合理合规律的改革，查漏补缺，长善救失，以此促进语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无论是批判，是改革，还是发展，都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真正做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又好又快地发展，使语文教育从形式到内容的改革都落到实处，惠及亿万学子，提高全民族的语文素质。因此，这种批判，必须是科学的，是学术的。
　　所谓科学的，就是实事求是。要作调查，作测试，作实验，充分掌握第一手材料，真正了解和把握语文教育的真实现状和问题症结，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以利于抓准要害，对症下药，医治语文教育中的某些顽疾。要反对那种闭门造车、信口开河式的批判，还要反对那种耸人听闻、哗众取宠式的批判，更要反对那种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式的批判。那样的批判是不负责任的，是胡说八道的，是长官意志的，都是不科学的和反科学的，对于语文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绝对是于事无补、有害无益的。非常遗憾的是，现在这样的批判不是没有，而是不少，致使语文教育大批判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混淆了人们的视线，扰乱了改革的阵营，产生了负面效应，给改革添乱，让广大的老百姓感到批判令人厌烦，批判使人恐惧，批判叫人应接不暇、不知所措。
　　所谓学术的，就是紧贴语文教育的专门业务，就是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不离小圈子（语文教育学术圈），不唱高调子，不打硬棍子，不扣大帽子。真正从语文学科和语文教育的专业学术角度来谈问题，摆危害，挖根源，找出路，切忌乱扣政治帽子，乱发行政命令，乱下组织结论，乱搞群众运动，特别是那些身居高位的高层领导更需善自珍重，即使是已经退下岗位的高层领导也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要心血来潮，“拍脑袋”决策指挥，因为“智者千虑，难免一失”啊。我国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两次提出的关于“教育革命”的错误决策以及由此引发的过激批判已是前车之鉴！记得1906年，《南方报》对清政府学部编纂的我国第一套小学国文教科书的批评并且尔后载入《教科书批评》的是：教材多不合儿童心理；词句多不合理；间有居于一隅之处不合普及之义；图画恶劣，图与文词间有不符之处；数字与算术不相联络；时令气节不相应；抄袭近出各书，有碍私家编著……后来黄守孚又补充了三点，即：生字之增加太骤；文字使用之不适当；德育、体育之不注意。（顾黄初主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8页）请看，此种批评，多么温和，多么实在，何等“学术”态度，何等“绅士”风度！试以“繁难偏旧”的闷头大棒和“误尽苍生”的破口大骂两相对照，真正是相形见绌，令人汗颜哟，我们当代的“绅士”们！
　　第二，语文教育需要合理的效果期待。
　　一门学科的成熟必然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少则几百年，多则千百年。一个文学学科，只从《诗经》算起，足有2500年；一个史学学科，只从《春秋》算起，也是2500年；一门现代教育学，就从夸美纽斯的《大教授法》1632年出版算起，已有377年；一门现代心理学，就从冯特1879年在莱比锡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算起，也有130年。1904年独立设科的语文学科，前前后后不过100年。100年，在人生的道路上是够漫长的，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它又算几何！更何况在这100年里，大多数时间社会动荡，兵连祸结，有多少人、有多少时间扎扎实实地实践或研究过语文教育的成败得失？历经2500年的文学学科、史学学科尚需自我完善，推陈出新，教育学、心理学学科的科学性与权威性至今受到人们的普遍质疑，更遑论我国如此年幼、如此稚嫩的语文教育学科了。
　　但是，人们对语文教育的期望值却是相当的高，期望它的教学效果好、教学效率高，早日实现“多快好省”，学生一旦送进校门，只要十年八年，就要人人把博大精深的语文学科学得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如果按照官方的课程标准进行规范的考试操作，全国中小学生每次水平性考试的会考（不是指选拔性的升学考试），应当至少有95％以上完全合格。因此，可以说，全国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质量总体上是合格的。但是，这个不算，人家不认账。每有批判，就是语文教学效果太差；每有指责，就是语文教学效率太低。到底效果如何，效率怎样，除了官方组织的会考以外，既没有一个科学的指标，也没有一个严格的检测，有的是简单的问卷调研，有的是大概加估计的推测。而且，既无纵向的比较，比如20年代、3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等不同年代之间的语文教学效果相比，也无横向的对照，比如语文学科同政治、英语、数理化等其他学科的教学效果相比。这种对语文教育的过高期望值本来就搭建在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之上，因此，这种对于语文教育效果与效率的指责与批判也就显得依据不足，苍白无力。

• 周庆元： 语文教育的批判与发展（上）　/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8年第4期
• 周庆元： 语文教育的批判与发展（下）　/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8年第5期
• 周庆元： 浅谈语文课程知识及其教学　/　语文建设 2014年第4期
• 周庆元： 中学语文教育须返璞归真　/　语文建设 2015年第1期
• 周庆元： 语文教育务必落实双基教学　/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3年第2期
• 周庆元： 语文教育也要坚持科学发展　/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2年第1期
• 周庆元： 语文教育需要弘扬优良传统　/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