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语文独立设科已过百年。一百余年以来，中国的语文教育在逐步实现从传统语文教育向现代语文教育的历史性演变过程中不断发展自己、提高自己、完善自己，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巨大的成绩，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发展壮大，为中华民族传承民族文化、提高民族素质作出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不容置疑的；但是，毋庸讳言，一百多年来围绕我国的母语教育总是争议不休，尤其是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世纪之交，对语文教育的批判，简直达到了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的地步。试问，为什么语文学科和语文教育老是招惹是非，并且遭受到如此频繁而又激烈的批判？这是许许多多善良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甚至是难以接受的，不仅圈外诸君如此，就是圈内同仁也有同感。2006年底，有一位年轻的语文教育工作者就为此对本人进行了专题采访，事后形成了题名《语文教学批判与语文教育发展——周庆元教授访谈录》的文章，刊发于2007年第3期《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因为只是一篇访谈录，并非学术专著，而且发表在语文教学期刊上，篇幅受到严格的限制，所以，对于语文教育的批判与发展问题，议论浅尝辄止，表述意犹未了。其实，这个问题是个事关语文学科历史、事关语文教育全局的重大理论问题，值得我们假以历史的眼光，提升哲学的高度，认真研究，深入思辨，全面阐释，科学回答。
　　
　　一、语文教育在骂声中成长
　　
　　中国的语文教育为什么老挨批判？人们觉得非常奇怪，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回顾历史，观照现实，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反思，理性审视，爬罗剔抉，发微知著，就会觉得，此事既奇怪，也不奇怪，甚至可以这样说，我国语文教育就是在骂声中成长起来的。
　　“读史使人明智”。纵览历史，不难发现，中国的语文学科从1904年独立设科开始，就遭受了种种责难与批判。百年风雨历程，我国语文教育从一路骂声中走来。
　　首先，对于语文教育的批判，从学科独立设科以及学科定名就开始了。
　　早在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中国的第一个新学制酝酿产生。同其他学科的独立设科并不完全相同的是，以汉语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母语教育的学科定名颇费周章。在各级学堂的课程设置上，母语教育的课程名称可谓五花八门，除了自下而上统统设置“读经”（其中包含母语教育因素）一科以外，蒙学堂设“字课”、“习字”，寻常小学堂设“作文”、“习字”，高等小学堂设“读古文词”、“作文”、“习字”，中学堂设“词章”。学科名称的五花八门，反映母语教育定名之不易；定名之不易，折射母语教育独立设科之初定位之艰难。我国语文教育学科独立开设之始，就遭遇科名“难产”之尴尬！此为“壬寅学制”。这一学制未及实行，“夭折”于“襁褓”之中。翌年，颁发《奏定学堂章程》，是为“癸卯学制”。除了“读经讲经”以外，母语教育课程初等小学堂称为“中国文字”，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称为“中国文学”，并在全国推行。这种定名，肯定未必尽如人意。为什么同样一门母语教育学科要用两个名称？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必要？未必“中国文字”中没有“中国文学”，“中国文学”中没有“中国文字”？不但叫起来让人颇感别扭，而且想起来使人觉得底气不足，不免招致物议，于是，清廷有识之士便把它们一并简称为“国文”。先有朝野物议，而后方得朝廷认可。据现有史料记载，1906年6月以前，“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就已简称为“国文”，以后便赫然见诸官方正式文件，即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清政府颁布《学部订定优级师范选科简章》，规定“优级师范选科课目，分本科及豫（预）科，豫科一年毕业，本科二年毕业”，豫科科目中设置“国文”等10个科目，其中国文每星期3钟点，“讲授及练习各体文”。
　　此后，对于语文教育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歇过。
　　最早的、也可以说是第一次批判，就始于语文独立设科之初。1906年清朝学部编纂我国第一套小学国文教科书。尽管该书“为谋求全国教育之普及而统一，学部乃师日本国定教科书之意，编纂后推向全国各地，因而取价无比低廉并允许翻印”，但是，由于它借鉴民间教科书之处甚多，自身讹误之处又不少，却雄踞垄断地位，引起地方上诸多不满。当时的《南方报》即对其做出尖锐批评。上海嘉定学会黄守孚摘录该报批评并加案语，置于1907年10月出版的《教科书批评》之卷首。《教科书批评》对当时极具影响的12套小学国文教科书逐一进行了观点鲜明、切中肯綮的批评，不仅开创我国教科书批评之先河，同时也打响了中国语文教育批判的第一枪。（参见顾黄初主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4页。）
　　20世纪之初，我国众多母语教育学者对汉语的语音、文字、标点和语体等展开了一系列的思考与批判，在汉字切音字、简体字、读音统一、标点符号、白话文教育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运动，推出了“注音字母”、“新式标点符号”等改革成果，特别是，结合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等激烈的革命口号，在国文教育领域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轰轰烈烈的大批判，打破了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局面，使白话文进入教科书并取得主导地位。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小学母语教育学科定名由“国文”统统改为“国语”；即使尔后实施“戊辰（1928年）学制”，1929年以后的中学复称“国文”，而小学仍然称“国语”，直到1949年。
　　不仅全国如此，不少地方都有这种语文教育批判与改革的典型。比如，1912年创立的湖南省长沙第一中学一直注重语文教育改革，学生的思想十分活跃。当年18岁的毛泽东所写《商鞅徙木立信论》这篇他一生中留给世人最早的552字作文，以及国文教师涤庵先生对此所作的149字的眉批与尾批，对语文教学具有重要的示范与启迪作用；某生在当时《一中学生》校刊上发表的5500字的《高中国文教学的我见》的论文，把先生们的教法概括为汉学派、宋学派、社会学派和文艺派等四种，并对此展开阐释与评论，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又如，20世纪20年代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开展的白话文教授法改革试验，1923年浙江春晖中学从改革语文教材、改进教学方法、搞活作文教学和加强课外指导等四个方面着手所进行的那场全面深入而卓有成效的语文教育改革，至今仍闪烁着历史的光辉。再如，1928年11月中旬以后的一段时间，以如何评估中等学校学生的国文程度及国文教师的专业水平、工作态度和教学方法等问题为中心，主要通过南宁《通俗教育日报》、《广西教育》杂志等媒体展开的那场激烈的论争，史称“广西中等学校国文教学问题之论战”，至今令人回味。（参见顾黄初主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6、103、143、181页。）
　　至于1917年蓬勃兴起的国语运动、五四兴起的席卷全国的白话文运动以及往后的林林总总的语文教育改革，首先总是源于对语文教育的批判；至于1949年以后对于语文教育的历次批判与改革，更是尽人皆知，耳熟能详了。
　　总而言之，语文教育在骂声中成长，语文教育在批判中发展。
　　
　　二、语文教育挨批判的原因
　　
　　1949年以前，语文学科受到的冲击不少，包括像五四前后遭逢的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那样的颠覆性冲击；1949年以来，语文学科教育又是所有学科中挨批最多者。这种现象确实发人深省，值得研究。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语文教育老挨批判，一时难以说清楚。这需要圈内圈外关注语文教育的人共同思考，需要引起全国性的反思，特别需要那些专门痛骂语文教育的人来回答。但是，细辨蛛丝马迹，深探来龙去脉，我们发现，语文教育老挨批判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并且这些多种多样的因素往往产生综合效应。这些因素大致可以罗列10种。当然，可能不止这10种，但是，至少有这样10种。我国语文教育长期地连续地遭受质疑、批评、指责甚至于批判、谩骂、声讨的原因，基本上不外乎诸多因素产生综合效应的结果。
　　我国语文独立设科已过百年。一百余年以来，中国的语文教育在逐步实现从传统语文教育向现代语文教育的历史性演变过程中不断发展自己、提高自己、完善自己，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巨大的成绩，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发展壮大，为中华民族传承民族文化、提高民族素质作出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不容置疑的；但是，毋庸讳言，一百多年来围绕我国的母语教育总是争议不休，尤其是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世纪之交，对语文教育的批判，简直达到了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的地步。试问，为什么语文学科和语文教育老是招惹是非，并且遭受到如此频繁而又激烈的批判？这是许许多多善良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甚至是难以接受的，不仅圈外诸君如此，就是圈内同仁也有同感。2006年底，有一位年轻的语文教育工作者就为此对本人进行了专题采访，事后形成了题名《语文教学批判与语文教育发展——周庆元教授访谈录》的文章，刊发于2007年第3期《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因为只是一篇访谈录，并非学术专著，而且发表在语文教学期刊上，篇幅受到严格的限制，所以，对于语文教育的批判与发展问题，议论浅尝辄止，表述意犹未了。其实，这个问题是个事关语文学科历史、事关语文教育全局的重大理论问题，值得我们假以历史的眼光，提升哲学的高度，认真研究，深入思辨，全面阐释，科学回答。
　　
　　一、语文教育在骂声中成长
　　
　　中国的语文教育为什么老挨批判？人们觉得非常奇怪，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回顾历史，观照现实，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反思，理性审视，爬罗剔抉，发微知著，就会觉得，此事既奇怪，也不奇怪，甚至可以这样说，我国语文教育就是在骂声中成长起来的。
　　“读史使人明智”。纵览历史，不难发现，中国的语文学科从1904年独立设科开始，就遭受了种种责难与批判。百年风雨历程，我国语文教育从一路骂声中走来。
　　首先，对于语文教育的批判，从学科独立设科以及学科定名就开始了。
　　早在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中国的第一个新学制酝酿产生。同其他学科的独立设科并不完全相同的是，以汉语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母语教育的学科定名颇费周章。在各级学堂的课程设置上，母语教育的课程名称可谓五花八门，除了自下而上统统设置“读经”（其中包含母语教育因素）一科以外，蒙学堂设“字课”、“习字”，寻常小学堂设“作文”、“习字”，高等小学堂设“读古文词”、“作文”、“习字”，中学堂设“词章”。学科名称的五花八门，反映母语教育定名之不易；定名之不易，折射母语教育独立设科之初定位之艰难。我国语文教育学科独立开设之始，就遭遇科名“难产”之尴尬！此为“壬寅学制”。这一学制未及实行，“夭折”于“襁褓”之中。翌年，颁发《奏定学堂章程》，是为“癸卯学制”。除了“读经讲经”以外，母语教育课程初等小学堂称为“中国文字”，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称为“中国文学”，并在全国推行。这种定名，肯定未必尽如人意。为什么同样一门母语教育学科要用两个名称？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必要？未必“中国文字”中没有“中国文学”，“中国文学”中没有“中国文字”？不但叫起来让人颇感别扭，而且想起来使人觉得底气不足，不免招致物议，于是，清廷有识之士便把它们一并简称为“国文”。先有朝野物议，而后方得朝廷认可。据现有史料记载，1906年6月以前，“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就已简称为“国文”，以后便赫然见诸官方正式文件，即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清政府颁布《学部订定优级师范选科简章》，规定“优级师范选科课目，分本科及豫（预）科，豫科一年毕业，本科二年毕业”，豫科科目中设置“国文”等10个科目，其中国文每星期3钟点，“讲授及练习各体文”。
　　此后，对于语文教育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歇过。
　　最早的、也可以说是第一次批判，就始于语文独立设科之初。1906年清朝学部编纂我国第一套小学国文教科书。尽管该书“为谋求全国教育之普及而统一，学部乃师日本国定教科书之意，编纂后推向全国各地，因而取价无比低廉并允许翻印”，但是，由于它借鉴民间教科书之处甚多，自身讹误之处又不少，却雄踞垄断地位，引起地方上诸多不满。当时的《南方报》即对其做出尖锐批评。上海嘉定学会黄守孚摘录该报批评并加案语，置于1907年10月出版的《教科书批评》之卷首。《教科书批评》对当时极具影响的12套小学国文教科书逐一进行了观点鲜明、切中肯綮的批评，不仅开创我国教科书批评之先河，同时也打响了中国语文教育批判的第一枪。（参见顾黄初主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4页。）
　　20世纪之初，我国众多母语教育学者对汉语的语音、文字、标点和语体等展开了一系列的思考与批判，在汉字切音字、简体字、读音统一、标点符号、白话文教育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运动，推出了“注音字母”、“新式标点符号”等改革成果，特别是，结合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等激烈的革命口号，在国文教育领域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轰轰烈烈的大批判，打破了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局面，使白话文进入教科书并取得主导地位。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小学母语教育学科定名由“国文”统统改为“国语”；即使尔后实施“戊辰（1928年）学制”，1929年以后的中学复称“国文”，而小学仍然称“国语”，直到1949年。
　　不仅全国如此，不少地方都有这种语文教育批判与改革的典型。比如，1912年创立的湖南省长沙第一中学一直注重语文教育改革，学生的思想十分活跃。当年18岁的毛泽东所写《商鞅徙木立信论》这篇他一生中留给世人最早的552字作文，以及国文教师涤庵先生对此所作的149字的眉批与尾批，对语文教学具有重要的示范与启迪作用；某生在当时《一中学生》校刊上发表的5500字的《高中国文教学的我见》的论文，把先生们的教法概括为汉学派、宋学派、社会学派和文艺派等四种，并对此展开阐释与评论，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又如，20世纪20年代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开展的白话文教授法改革试验，1923年浙江春晖中学从改革语文教材、改进教学方法、搞活作文教学和加强课外指导等四个方面着手所进行的那场全面深入而卓有成效的语文教育改革，至今仍闪烁着历史的光辉。再如，1928年11月中旬以后的一段时间，以如何评估中等学校学生的国文程度及国文教师的专业水平、工作态度和教学方法等问题为中心，主要通过南宁《通俗教育日报》、《广西教育》杂志等媒体展开的那场激烈的论争，史称“广西中等学校国文教学问题之论战”，至今令人回味。（参见顾黄初主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6、103、143、181页。）
　　至于1917年蓬勃兴起的国语运动、五四兴起的席卷全国的白话文运动以及往后的林林总总的语文教育改革，首先总是源于对语文教育的批判；至于1949年以后对于语文教育的历次批判与改革，更是尽人皆知，耳熟能详了。
　　总而言之，语文教育在骂声中成长，语文教育在批判中发展。
　　
　　二、语文教育挨批判的原因
　　
　　1949年以前，语文学科受到的冲击不少，包括像五四前后遭逢的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那样的颠覆性冲击；1949年以来，语文学科教育又是所有学科中挨批最多者。这种现象确实发人深省，值得研究。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语文教育老挨批判，一时难以说清楚。这需要圈内圈外关注语文教育的人共同思考，需要引起全国性的反思，特别需要那些专门痛骂语文教育的人来回答。但是，细辨蛛丝马迹，深探来龙去脉，我们发现，语文教育老挨批判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并且这些多种多样的因素往往产生综合效应。这些因素大致可以罗列10种。当然，可能不止这10种，但是，至少有这样10种。我国语文教育长期地连续地遭受质疑、批评、指责甚至于批判、谩骂、声讨的原因，基本上不外乎诸多因素产生综合效应的结果。

• 周庆元： 语文教育的批判与发展（上）　/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8年第4期
• 周庆元： 语文教育的批判与发展（下）　/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8年第5期
• 周庆元： 浅谈语文课程知识及其教学　/　语文建设 2014年第4期
• 周庆元： 中学语文教育须返璞归真　/　语文建设 2015年第1期
• 周庆元： 语文教育务必落实双基教学　/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3年第2期
• 周庆元： 语文教育也要坚持科学发展　/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2年第1期
• 周庆元： 语文教育需要弘扬优良传统　/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