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文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具体反映，它又能动地影响社会思潮及其变革，包括语文教育思想及其变革。语文教育界的人们近些年来很少关注文学这个重要的基础学科领域的变化与发展，文学界的人们对此多有批评之辞。其实，关注也罢不关注也罢，语文教育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文学思潮的影响，甚至这种影响有时是巨大而深远的。本文选择几个最有代表性的历史时期，探讨我国现代文学思潮变迁对学校语文教育改革的多种影响，旨在说明我国的文学思潮变迁是学校语文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种重要推动力量。
　　
　　一、清末文学改良运动与现代语文教育的产生
　　
　　我国文学界在19世纪末有适应社会改良与革新要求的多种尝试，主要是“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虽然由于历史条件尚未成熟，这些尝试只开出了眩目的花而没有结出丰硕的果，但其文学因时而变的信念、关注社会改变的使命感、挑战传统文学观念和创作手法的激进精神，被后来的文学革命所继承。此外，域外小说翻译大盛，也极大地刺激和启迪了新旧交替时代中国文学界的理论家和作家。总之，此时是文学思潮由传统封闭向现代开放过渡的时代，具有鲜明的启蒙性质。
　　在这种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一大批思想启蒙家和文入学者开始猛烈抨击旧教育的空疏和罪恶，“废科举、兴学堂”渐成必然。清政府于光绪二十八年、二十九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小学开设“中国文字”课、中学开设“中国文学”课，基本上等同于现在的语文课。虽然由于旧式教育影响太深等多方面的原因，此后较长时期内的学校语文教育并没有摆脱“讲经读经”、“讲古文写文言”和教学方法陈腐的窠臼，但中国毕竟产生了现代学科课程意义上的语文教育。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与现代语文教育体系的确立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重要表现之一是文学语言的变革。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旗帜鲜明地主张以白话代替文言，“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并盛赞这如同“但丁路德之伟业”。“五四”时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文学语言变革的彻底性和历史功绩在于它突破了晚清白话文运动的“二元论”困境，强调白话文不仅是运用于教育以“启迪民智”的工具，而且应是“做一切文学的唯一工具”。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先驱们艰苦卓绝追求的目标就是：在口语基础上吸收其他语言成分创造出适应现代人的思维、情感表达、交流要求的具有思想与艺术表现力的现代文学语言。1920年教育部通令全国中小学将“国文科”改名为“国语科”，定白话为“国语”，使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实现奋斗目标得到了制度化、逐步全民化的保障。虽然以后几十年的文学思潮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有时甚至出现过逆流、复古和倒退，但总体上还是沿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向前发展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对学校语文教育的影响主要是导致了“文白之争”，斗争的结果是使现代语文教育体系得以确立。主要表现有四个方面：第一，课程性质——国文是死的东西，国语是活的东西，将“国文”改为“国语”，的确是我国语文教育的一次质变。第二，教学内容——以前的语文教材都是文言文，“五四”以后白话文开始选人教材并逐步占据了优势地位，语文教学内容严重脱离语言应用实际的积弊得以扭转。第三，教学方法——为了适应白话文教学的需要，梁启超、胡适、鲁迅、夏丐尊、朱自清、叶圣陶、黎锦熙、王森然、蒋伯潜、阮真等先贤都对现代语文教学方法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和比较系统的研究，提出过许多卓越的见解，有效指导了当时及以后的语文教学实践。第四，语文课程功能——语文课程的功能比古代语文教育已经扩大了很多：使学生能够扩大阅读量、看懂浅易的文言文和一般的语体文，能够交流思想、发表自己的意见、作适应生活需要的应用文，有学习语文和研究文学的兴趣、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并从中感受到快乐等等，都是这个时期的语文课程标准、教材、教学所追求的现实功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影响下的这些变化，使我国现代语文教育体系基本得以建立，它不仅对当时的语文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现在乃至将来的语文教育改革仍有重大意义。
　　
　　三、解放后的文学意识与语文教育的曲折发展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起点，会议确定以毛泽东“延座讲话”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针，以“普及第一”为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以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向，以工农兵生活和工农兵形象为文艺表现的主要内容，以民族化和大众化为文学创作的主导风格，以作家深入工农兵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为实现上述任务的保证，这对于统一思想、有效指导文艺工作起到过积极的指导作用。^①但是，这种文艺思想和政策在以后指导和执行中也发生过不小的偏差直至极“左”的错误：简单照搬解放区文艺运动的做法和经验，片面强调文学服务于政治和中心任务，忽视文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导致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和解读倾向，片面夸大作家同工农群众在思想感情和政治立场上的差距，对很多作家进行不恰当的思想批评和斗争，混淆文艺、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对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胡风文艺思想、萧也牧创作倾向等的批判运动等^②，致使极“左”文艺思潮和做法无限蔓延，在整风反右和“文革”时期两度达到顶峰，这种极“左”文艺思潮持续到“文革”结束后才基本停止。
　　这个时期的文学思潮对学校语文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很具破坏性的，集中表现为旷日持久的“文道之争”，即语文课的语文教学目的任务与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任务特别是阶级斗争教育目的任务的选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课程性质——此间的很多时候过分强调加强语文课的政治思想教育，甚至要求把语文课上成“政文课”或者干脆上成政治思想教育课，重“道”轻“文”给语文教育带上了沉重的枷锁，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语文课性质。^③第二，教学目的——此间的语文很多时候被解释为“反映社会现实、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有力工具”，而语文教学的首要目的任务就是“向学生进行……的思想教育”、“用……路线精神教育学生”和“灭资兴无”等，这就是后来有学者极力批判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应该是语文教育的唯一目的，甚至不应该把思想政治教育列为语文教育的目的之一。^④第三，教学内容——新中国成立后近二十年中，除了曾经遭受批判的汉语、文学分科教材之外，其他语文教材的选文无不笼罩着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云雾，教学中的课文分析讲解也多从政治思想教育人手，这不仅使语文教育固有的人文教育功能流失，而且使语文教育本体严重失落。第四，教学方法——此间的语文教学方法除了“文革”时期广泛而经常采取的“开门办 　　我们知道，文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具体反映，它又能动地影响社会思潮及其变革，包括语文教育思想及其变革。语文教育界的人们近些年来很少关注文学这个重要的基础学科领域的变化与发展，文学界的人们对此多有批评之辞。其实，关注也罢不关注也罢，语文教育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文学思潮的影响，甚至这种影响有时是巨大而深远的。本文选择几个最有代表性的历史时期，探讨我国现代文学思潮变迁对学校语文教育改革的多种影响，旨在说明我国的文学思潮变迁是学校语文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种重要推动力量。
　　
　　一、清末文学改良运动与现代语文教育的产生
　　
　　我国文学界在19世纪末有适应社会改良与革新要求的多种尝试，主要是“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虽然由于历史条件尚未成熟，这些尝试只开出了眩目的花而没有结出丰硕的果，但其文学因时而变的信念、关注社会改变的使命感、挑战传统文学观念和创作手法的激进精神，被后来的文学革命所继承。此外，域外小说翻译大盛，也极大地刺激和启迪了新旧交替时代中国文学界的理论家和作家。总之，此时是文学思潮由传统封闭向现代开放过渡的时代，具有鲜明的启蒙性质。
　　在这种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一大批思想启蒙家和文入学者开始猛烈抨击旧教育的空疏和罪恶，“废科举、兴学堂”渐成必然。清政府于光绪二十八年、二十九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小学开设“中国文字”课、中学开设“中国文学”课，基本上等同于现在的语文课。虽然由于旧式教育影响太深等多方面的原因，此后较长时期内的学校语文教育并没有摆脱“讲经读经”、“讲古文写文言”和教学方法陈腐的窠臼，但中国毕竟产生了现代学科课程意义上的语文教育。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与现代语文教育体系的确立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重要表现之一是文学语言的变革。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旗帜鲜明地主张以白话代替文言，“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并盛赞这如同“但丁路德之伟业”。“五四”时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文学语言变革的彻底性和历史功绩在于它突破了晚清白话文运动的“二元论”困境，强调白话文不仅是运用于教育以“启迪民智”的工具，而且应是“做一切文学的唯一工具”。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先驱们艰苦卓绝追求的目标就是：在口语基础上吸收其他语言成分创造出适应现代人的思维、情感表达、交流要求的具有思想与艺术表现力的现代文学语言。1920年教育部通令全国中小学将“国文科”改名为“国语科”，定白话为“国语”，使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实现奋斗目标得到了制度化、逐步全民化的保障。虽然以后几十年的文学思潮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有时甚至出现过逆流、复古和倒退，但总体上还是沿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向前发展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对学校语文教育的影响主要是导致了“文白之争”，斗争的结果是使现代语文教育体系得以确立。主要表现有四个方面：第一，课程性质——国文是死的东西，国语是活的东西，将“国文”改为“国语”，的确是我国语文教育的一次质变。第二，教学内容——以前的语文教材都是文言文，“五四”以后白话文开始选人教材并逐步占据了优势地位，语文教学内容严重脱离语言应用实际的积弊得以扭转。第三，教学方法——为了适应白话文教学的需要，梁启超、胡适、鲁迅、夏丐尊、朱自清、叶圣陶、黎锦熙、王森然、蒋伯潜、阮真等先贤都对现代语文教学方法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和比较系统的研究，提出过许多卓越的见解，有效指导了当时及以后的语文教学实践。第四，语文课程功能——语文课程的功能比古代语文教育已经扩大了很多：使学生能够扩大阅读量、看懂浅易的文言文和一般的语体文，能够交流思想、发表自己的意见、作适应生活需要的应用文，有学习语文和研究文学的兴趣、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并从中感受到快乐等等，都是这个时期的语文课程标准、教材、教学所追求的现实功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影响下的这些变化，使我国现代语文教育体系基本得以建立，它不仅对当时的语文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现在乃至将来的语文教育改革仍有重大意义。
　　
　　三、解放后的文学意识与语文教育的曲折发展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起点，会议确定以毛泽东“延座讲话”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针，以“普及第一”为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以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向，以工农兵生活和工农兵形象为文艺表现的主要内容，以民族化和大众化为文学创作的主导风格，以作家深入工农兵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为实现上述任务的保证，这对于统一思想、有效指导文艺工作起到过积极的指导作用。^①但是，这种文艺思想和政策在以后指导和执行中也发生过不小的偏差直至极“左”的错误：简单照搬解放区文艺运动的做法和经验，片面强调文学服务于政治和中心任务，忽视文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导致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和解读倾向，片面夸大作家同工农群众在思想感情和政治立场上的差距，对很多作家进行不恰当的思想批评和斗争，混淆文艺、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对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胡风文艺思想、萧也牧创作倾向等的批判运动等^②，致使极“左”文艺思潮和做法无限蔓延，在整风反右和“文革”时期两度达到顶峰，这种极“左”文艺思潮持续到“文革”结束后才基本停止。
　　这个时期的文学思潮对学校语文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很具破坏性的，集中表现为旷日持久的“文道之争”，即语文课的语文教学目的任务与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任务特别是阶级斗争教育目的任务的选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课程性质——此间的很多时候过分强调加强语文课的政治思想教育，甚至要求把语文课上成“政文课”或者干脆上成政治思想教育课，重“道”轻“文”给语文教育带上了沉重的枷锁，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语文课性质。^③第二，教学目的——此间的语文很多时候被解释为“反映社会现实、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有力工具”，而语文教学的首要目的任务就是“向学生进行……的思想教育”、“用……路线精神教育学生”和“灭资兴无”等，这就是后来有学者极力批判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应该是语文教育的唯一目的，甚至不应该把思想政治教育列为语文教育的目的之一。^④第三，教学内容——新中国成立后近二十年中，除了曾经遭受批判的汉语、文学分科教材之外，其他语文教材的选文无不笼罩着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云雾，教学中的课文分析讲解也多从政治思想教育人手，这不仅使语文教育固有的人文教育功能流失，而且使语文教育本体严重失落。第四，教学方法——此间的语文教学方法除了“文革”时期广泛而经常采取的“开门办

• 赵乔翔　刘　新： 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对语文教育的影响　/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