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牢骚穿一件隐形衣刘祥中学语文·教师版2013年第11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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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3年第11期 ID: 355529

[ 刘祥文选 ] 　　

给牢骚穿一件隐形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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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牢骚穿一件隐形衣

◇ 刘祥

　　在大唐文化的百花园中，柳宗元无疑是一株错过了季节的莲花。那姹紫嫣红的初唐与盛唐，数不尽的花儿，在肥沃的泥土上自在地绽放，有的娇艳欲滴，有的幽香阵阵，装点得那一片河山，满目斑斓，芬芳扑鼻。柳宗元却不幸生长在地瘠水枯、霜风渐紧的中唐。
　　蓓蕾初绽的那一段时光，柳宗元似乎开放得很顺畅：二十岁时中了进士；二十三岁步入官场，出任秘书省校书郎；二十五岁又中博学宏词科，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二十八岁调为蓝田尉；三十岁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三十二岁升任礼部员外郎，官阶从六品上。作为花儿所应有的色香味儿，柳宗元已然应有尽有。
　　然而，这样的顺利，仅只是寒流到来前的暂时性温暖，一场撼动生命根基的风暴，已经开始在柳宗元意想不到的角落里酝酿。
　　三十二岁时，柳宗元积极参与了王叔文、王伾的“永贞革新”运动，用最灿烂的绽放，同脚下的污泥浊水进行了最快意的斗争，全然忘却了四下里的肃杀秋风已汇聚成摧花损叶的利刃。于是，仅仅只有一百四十六天，他和他的战友们，就一起倒在了这利刃的疯狂砍杀中。一纸贬书，柳宗元先是被贬邵州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司马，并且“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和柳宗元同去永州的，有他六十七岁的老母、五岁的女儿等人。初到之时，寄宿寺庙，生活艰苦，有病无处医。未及半载，老母凄然辞世。彼时，政敌们依旧不肯放过柳宗元。一时间，永州境内谣言四起，骂声不绝，“万罪横生，不知其端”，为国为民的革新家，几乎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鼠，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柳宗元这朵洁净的莲，再也无法在政治舞台上绽放自己的美丽。
　　一
　　写作《始得西山宴游记》时，柳宗元三十六岁，距被贬永州，已有四个年头。四年间，柳宗元始终生活在丧母、多病、担心朝廷杀戮的多重凄惶中，除了在官署中处理日常事务，其余时间要么游历山水、排遣郁愤，要么埋头著述，钻研学问。据有关学者考证，《柳宗元全集》收录的五百七十七篇诗文中，共有三百一十篇写于被贬永州这十年。这些作品，奠定了柳宗元在我国古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
　　四年中，柳宗元还做了一件很“丢面子”的事：他写了数封信函，请亲友甚至政敌伸出援助之手，帮助自己重回朝堂。这些信件的泥牛入海，最终让柳宗元对局势有了真正清晰的认识。也正是这样的认知，他才得以将注意力真正转移到永州的山水和百姓身上，开始了另一种意义的生命旅程。
　　发现并游历西山之前，柳宗元已经在永州的众多山峦中留下过足迹。《始得西山宴游记》的前一部分内容，就是对这些游历的一个综述。作为压抑人生的真实写照，柳宗元并未将写作重点落在山水风物的摹形绘相之上，而是侧重叙述贬谪生活中的独特心理与怪诞行动。这样的叙述，因为内心的惊恐与愤懑的双重情感的支配，体现出既不敢畅所欲言，又不愿忍气吞声的特性，言有尽而意无穷，如同给牢骚穿了一件隐形衣。
　　文章的第一句便具备了“隐形衣”的特征。“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这里的“僇人”身份很值得玩味。柳宗元为什么不说“自余被绌”或者“自余被贬谪”，却要强调“自余为僇人”呢？表面上看，以“僇人”自称，似乎有认罪之态，等于向政敌示弱，承认自己积极参与变革活动是一种犯罪。实际上，这个称谓的背后，恰恰隐藏着内心极大的不满与反抗。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的罪人，总是想方设法掩饰自己的恶名；蒙冤受屈者，却常常以罪人身份自居。因为，当一个正直无私之人被强加罪名，并且丧失了所有的申诉机会后，唯有这自谑式的称谓，才能表达对政敌的最大蔑视。
　　这五个字还有另外一层意义：“我”之所以“为僇人”，并非内心的邪恶作祟，不属于主动性行为。“我”“为僇人”的真实原因，是政敌的迫害，是政敌们给“我”强加的恶名。而“我”的本心，却是可昭日月的为国为民的宏愿。
　　“居是州”三字，同样内藏机巧。柳宗元为什么不说“左迁是州”或“谪是州”，而用一个“居”字？又为何不说“居永州”，却要强调“是州”？这三个字，其实隐藏了一种心不甘、情不愿的郁愤心态。句中的“居”，全无感情色彩，完全是一种公事公办式的冷冰冰叙述；句中的“是”，更有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透露出柳宗元对永州的本能的拒绝。这就像日常生活中有人喜欢用“那个破学校”“这个鬼地方”来描述自己所在的学校一样，这样叙述时，总是把自己和学校割裂开来的，倘若内心中对学校充满喜爱，便会称其为“我们学校”。柳宗元从繁华的京城谪居永州这蛮荒之地，内心早已被愤怒、失意、惊恐挤满，再无空间装得下永州的山水风物，因而也就将自己定位为暂时客居此州的一名匆匆过客，不愿意成为永州的一个成员。
　　“恒惴栗”三字，依旧极富张力。“惴”为内心中的情绪活动，“栗”为外显的行为，“栗”的原因，在于“惴”。柳宗元在永州时，命运并未确定。永贞革新中风头最劲的“二王刘柳”四人，王伾遭贬不久便在忧郁和惊恐中病逝，王叔文也是先被贬后被赐死，剩下的刘禹锡和柳宗元，随时都会遭遇死亡的威胁。如此，内心中惴惴不安，在所难免。而“恒”惴栗，也就符合常情。
　　二
　　当一个人总是生活在极度惊恐中时，他的生命是无质量的。人生没有目标，也不敢拥有目标，一切便都只能听天由命。这样的日子，最喜的是忙碌，最怕的是休息。忙碌起来，便可以暂时性忘记恐惧；而一旦歇下来，恐惧便会从每一个细胞中生长出来，让呼吸都变得艰难。故而，柳宗元只能用无目的的出游来填塞多余的时间，“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
　　“施施而行，漫漫而游”八个字，如果从文句中删除，对语义的流畅不构成任何影响，反而更显精炼。但这八字却删不得。我认为，此处的“施施”“漫漫”，其实是在描绘柳宗元出行时的谨小慎微。可以想象，柳宗元在“恒惴栗”的情况下，每一次的出行肯定都是不事张扬的悄然而出悄然而归。这八个字，就是在描述这样的出行情景。
　　《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最精彩的一个细节，是“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与前文的“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联系起来看，柳宗元每一次出行的过程，都注定充满了艰难。按理说，费了这么多的力气终于到达目的地后，本应该全身心投入到景物的观赏与感悟中。然而，柳宗元却一反常态，到达了人迹罕至之处，却立刻一屁股坐在地上，拿起酒壶，一口气把整壶的酒灌进肚子中，全然不去关注身边的景色，似乎他来到这儿，就只是为了喝酒，为了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　　在大唐文化的百花园中，柳宗元无疑是一株错过了季节的莲花。那姹紫嫣红的初唐与盛唐，数不尽的花儿，在肥沃的泥土上自在地绽放，有的娇艳欲滴，有的幽香阵阵，装点得那一片河山，满目斑斓，芬芳扑鼻。柳宗元却不幸生长在地瘠水枯、霜风渐紧的中唐。
　　蓓蕾初绽的那一段时光，柳宗元似乎开放得很顺畅：二十岁时中了进士；二十三岁步入官场，出任秘书省校书郎；二十五岁又中博学宏词科，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二十八岁调为蓝田尉；三十岁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三十二岁升任礼部员外郎，官阶从六品上。作为花儿所应有的色香味儿，柳宗元已然应有尽有。
　　然而，这样的顺利，仅只是寒流到来前的暂时性温暖，一场撼动生命根基的风暴，已经开始在柳宗元意想不到的角落里酝酿。
　　三十二岁时，柳宗元积极参与了王叔文、王伾的“永贞革新”运动，用最灿烂的绽放，同脚下的污泥浊水进行了最快意的斗争，全然忘却了四下里的肃杀秋风已汇聚成摧花损叶的利刃。于是，仅仅只有一百四十六天，他和他的战友们，就一起倒在了这利刃的疯狂砍杀中。一纸贬书，柳宗元先是被贬邵州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司马，并且“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和柳宗元同去永州的，有他六十七岁的老母、五岁的女儿等人。初到之时，寄宿寺庙，生活艰苦，有病无处医。未及半载，老母凄然辞世。彼时，政敌们依旧不肯放过柳宗元。一时间，永州境内谣言四起，骂声不绝，“万罪横生，不知其端”，为国为民的革新家，几乎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鼠，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柳宗元这朵洁净的莲，再也无法在政治舞台上绽放自己的美丽。
　　一
　　写作《始得西山宴游记》时，柳宗元三十六岁，距被贬永州，已有四个年头。四年间，柳宗元始终生活在丧母、多病、担心朝廷杀戮的多重凄惶中，除了在官署中处理日常事务，其余时间要么游历山水、排遣郁愤，要么埋头著述，钻研学问。据有关学者考证，《柳宗元全集》收录的五百七十七篇诗文中，共有三百一十篇写于被贬永州这十年。这些作品，奠定了柳宗元在我国古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
　　四年中，柳宗元还做了一件很“丢面子”的事：他写了数封信函，请亲友甚至政敌伸出援助之手，帮助自己重回朝堂。这些信件的泥牛入海，最终让柳宗元对局势有了真正清晰的认识。也正是这样的认知，他才得以将注意力真正转移到永州的山水和百姓身上，开始了另一种意义的生命旅程。
　　发现并游历西山之前，柳宗元已经在永州的众多山峦中留下过足迹。《始得西山宴游记》的前一部分内容，就是对这些游历的一个综述。作为压抑人生的真实写照，柳宗元并未将写作重点落在山水风物的摹形绘相之上，而是侧重叙述贬谪生活中的独特心理与怪诞行动。这样的叙述，因为内心的惊恐与愤懑的双重情感的支配，体现出既不敢畅所欲言，又不愿忍气吞声的特性，言有尽而意无穷，如同给牢骚穿了一件隐形衣。
　　文章的第一句便具备了“隐形衣”的特征。“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这里的“僇人”身份很值得玩味。柳宗元为什么不说“自余被绌”或者“自余被贬谪”，却要强调“自余为僇人”呢？表面上看，以“僇人”自称，似乎有认罪之态，等于向政敌示弱，承认自己积极参与变革活动是一种犯罪。实际上，这个称谓的背后，恰恰隐藏着内心极大的不满与反抗。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的罪人，总是想方设法掩饰自己的恶名；蒙冤受屈者，却常常以罪人身份自居。因为，当一个正直无私之人被强加罪名，并且丧失了所有的申诉机会后，唯有这自谑式的称谓，才能表达对政敌的最大蔑视。
　　这五个字还有另外一层意义：“我”之所以“为僇人”，并非内心的邪恶作祟，不属于主动性行为。“我”“为僇人”的真实原因，是政敌的迫害，是政敌们给“我”强加的恶名。而“我”的本心，却是可昭日月的为国为民的宏愿。
　　“居是州”三字，同样内藏机巧。柳宗元为什么不说“左迁是州”或“谪是州”，而用一个“居”字？又为何不说“居永州”，却要强调“是州”？这三个字，其实隐藏了一种心不甘、情不愿的郁愤心态。句中的“居”，全无感情色彩，完全是一种公事公办式的冷冰冰叙述；句中的“是”，更有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透露出柳宗元对永州的本能的拒绝。这就像日常生活中有人喜欢用“那个破学校”“这个鬼地方”来描述自己所在的学校一样，这样叙述时，总是把自己和学校割裂开来的，倘若内心中对学校充满喜爱，便会称其为“我们学校”。柳宗元从繁华的京城谪居永州这蛮荒之地，内心早已被愤怒、失意、惊恐挤满，再无空间装得下永州的山水风物，因而也就将自己定位为暂时客居此州的一名匆匆过客，不愿意成为永州的一个成员。
　　“恒惴栗”三字，依旧极富张力。“惴”为内心中的情绪活动，“栗”为外显的行为，“栗”的原因，在于“惴”。柳宗元在永州时，命运并未确定。永贞革新中风头最劲的“二王刘柳”四人，王伾遭贬不久便在忧郁和惊恐中病逝，王叔文也是先被贬后被赐死，剩下的刘禹锡和柳宗元，随时都会遭遇死亡的威胁。如此，内心中惴惴不安，在所难免。而“恒”惴栗，也就符合常情。
　　二
　　当一个人总是生活在极度惊恐中时，他的生命是无质量的。人生没有目标，也不敢拥有目标，一切便都只能听天由命。这样的日子，最喜的是忙碌，最怕的是休息。忙碌起来，便可以暂时性忘记恐惧；而一旦歇下来，恐惧便会从每一个细胞中生长出来，让呼吸都变得艰难。故而，柳宗元只能用无目的的出游来填塞多余的时间，“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
　　“施施而行，漫漫而游”八个字，如果从文句中删除，对语义的流畅不构成任何影响，反而更显精炼。但这八字却删不得。我认为，此处的“施施”“漫漫”，其实是在描绘柳宗元出行时的谨小慎微。可以想象，柳宗元在“恒惴栗”的情况下，每一次的出行肯定都是不事张扬的悄然而出悄然而归。这八个字，就是在描述这样的出行情景。
　　《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最精彩的一个细节，是“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与前文的“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联系起来看，柳宗元每一次出行的过程，都注定充满了艰难。按理说，费了这么多的力气终于到达目的地后，本应该全身心投入到景物的观赏与感悟中。然而，柳宗元却一反常态，到达了人迹罕至之处，却立刻一屁股坐在地上，拿起酒壶，一口气把整壶的酒灌进肚子中，全然不去关注身边的景色，似乎他来到这儿，就只是为了喝酒，为了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