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处于纷乱的战国时期,当时“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乱者不得治”,整个社会急需良好的治理。墨子应时之需、应世之需,提出要培养“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贤良之士,也就是培养品德高尚、能言善辩、学识广博的贤才。
在贤才培养目标的三个要求中,“厚乎德行”作为对学生的第一培养目标,说明墨子很重视道德教育。墨子的教育以“义”为先,“万事莫贵于义”,有了好的道德修养才能更好地治理社会和国家。其次要“辩乎言谈”,处在百家争鸣的社会下,墨子的思想和学说要想得到大力宣传,“上说王公大人,次说匹夫徒步之士”,使王公大臣和百姓士人接受和采纳墨子的倡议和主张,离不开那些能言善辩的人才。第三,培养的贤才要“博乎道术”,即还要掌握一定的实际应用知识和实践技能,做到知行合一,为国家兴利除弊。①
不论是墨子所处的战国纷乱时期还是在我们当今的社会现实下,墨子提出这样的教育目标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去发掘和学习。墨子提出培养“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贤良之士,这与我们当前语文教育新课标所倡导的“三维目标”相一致。在实际的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更应该关注学生的道德素质,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素养和行为习惯。
墨子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兼爱”,它也是节葬、节用、非乐、非攻等主张的出发点。②墨子认为,“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由此可以看出墨子把“兼爱”的教育理念放在至高的位置,要是人们能够相亲相爱、爱人如爱己,那么国家可以安定有序;否则,若是“交相恶”的话,国家就会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机。
墨子所提倡的“兼爱”与儒家的“仁爱”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儒家的“仁爱”是“亲亲有术,尊贤有等”,是以阶级关系为出发点的有差别、分等级的爱,难以摆脱等级制的枷锁,它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墨子代表了“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它所倡导的“兼爱”则是无差等、不分亲疏的爱,是互惠互利的普遍之爱。墨子的“爱人若爱其身”的教育思想极具理想色彩,是难以实现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兼爱”的气度是高于“仁爱”的。
墨子“兼爱”的道德教育虽然超越了现实可能性,但这正是我们所孜孜以求的理想人际关系和道德修养。墨子教育的具体做法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一、重视培养学生的科技技能
(一)技能教育墨子重视技能教育,主张“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不生”的教育观和劳动观。即教育学生要掌握生产或劳动技能,学会自食其力。这样的观点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墨子本人出生工匠,有非常高超的制作技术。《墨子》记载他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木制车,能制作翱翔于天空的“木鸢”,训练学生制作日常生活用的器具、守城器械。墨子说:“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墨子的这种因材施教的技能教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各取所长,使个人的智慧和技能得到好的发挥。
除了器械制造外,墨子还在工匠技艺、测量、守城保卫技术等方面教育和训练学生。其中,守城保卫技术,《墨子》就有《备城门》等七篇专门论述守城的器械、战术布置、人员配置、制作弩车等等实用技术。墨子重视科学和实用技术的教育使其在我国古代教育中独树一帜、卓尔不群。
(二)科技教育墨子的科技教育活动与其政治理想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一名与孔子齐名,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墨子的政治理想是要求人们“兼相爱、交相利”,反对等级制,反对世袭制,反对当时奴隶主阶级的专横、浪费,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建造一个符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的理想社会。墨子以农与工肆之人为教育对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为了宣传其政治理想;二是交给学生实用的科技知识和技能,以便把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正是墨子的科技教育的有效实施和应用,使得宋国免除了一场战争,也使得“止楚攻宋”的历史事实成为一段佳话。
墨子的科技教育注重实用与实践。墨子学派作为先秦时期的显学,与其他学派相比,最突出的特点是墨子及其门徒除了讲理论,还注重动手操作的科学技术的传授。墨子所进行的科技教育,注重发展学生的思维,并将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士虽有学,行为本焉”,就是说学习科学知识,最根本的是要应用到实践中去,为现实生活服务。与墨子同时期的古希腊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亚里士多德重视理智享受,轻视职业培训,重视文雅活动,忽视实际工作。而与墨子同时代的儒家学派,它教育弟子所采用的教育内容以“六艺”为主,尽管孔子主张要从多问、多闻、多见中广博学习,但其所传授知识范围根本谈不上对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实践。由此可以看出,墨子与同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孔子相比,它在科技知识教育方面更为务实,更有特色。
二、重视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
墨子对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和检验认识可靠性的标准,即“三表”;二是逻辑知识的教育,其目的是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和论辩的能力,靠逻辑力量说服别人,宣传本学派的政治主张。③墨子认为,“言必有三表”,即“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④。这就是说判断事物真伪有三条标准,一是要向上追根溯源,追溯古代圣王的事情,有历史的根据和前人的经验;二是要向下探究缘由,考察百姓经历的实情;三是要在实践中检验思想与言论的正确与否,即在刑事和政务中运用,看是否符合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这“三表”是墨子与论敌展开论辩时经常使用的武器,也是墨子论证问题常用的方法。墨子的“三表”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结合在一起使用,它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墨子的“三表法”在我们当今的语文教育活动中并没有过时,它可以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言语论辩能力,值得我们语文教师借鉴并付诸教学实践。
墨子除了逻辑论证的“三表法”之外,《小取》篇里还提出了逻辑方法的“七式”:或、假、效、辟、侔、援、推。“或也者,不尽也”。“或”,不尽的意思,是相对“尽”而言。“尽”指全体,“或”指部分。也就是要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假,今不然也。”“假”,指假设。“尽”相当“盖然判断”;“假”,相当“假言判断”。“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效”,即大前提。对一未知事物经过论证合于大前提的叫“中效”;不合,就叫“不中效”。“辟也者,举它物而以明之也。”辟,同譬,就是打比方,举他物以说明此物。“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侔,即用他辞衬托此辞的比辞法。“比辞而俱行”,就是比较作为前提与结论的判断,并以其相类、相等或相同为根据而进行的逻辑推理。例如“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意思是:白马是马,所以骑白马是骑马。)前提与结论之间的两个判断可视为“相类”(同类)。相类,是推理的根据。“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援,引也。引述对方的论点与自己的论点进行比较,以双方论点属同类为根据,驳斥对方对自己所持论点的否定。“援”,是证明和反驳的方法,而以反驳为主。“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推,相当于归纳推理。予,是推断。以所取者为依据,推断“所不取者”与“所取者”之间的相同,即推。⑤墨子的“七式”给我们提供了各具特色而又严谨合理的论证方式,一方面可以有效地进行其政治宣传,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学生的思维能力和逻辑能力的训练。
墨子处于纷乱的战国时期,当时“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乱者不得治”,整个社会急需良好的治理。墨子应时之需、应世之需,提出要培养“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贤良之士,也就是培养品德高尚、能言善辩、学识广博的贤才。
在贤才培养目标的三个要求中,“厚乎德行”作为对学生的第一培养目标,说明墨子很重视道德教育。墨子的教育以“义”为先,“万事莫贵于义”,有了好的道德修养才能更好地治理社会和国家。其次要“辩乎言谈”,处在百家争鸣的社会下,墨子的思想和学说要想得到大力宣传,“上说王公大人,次说匹夫徒步之士”,使王公大臣和百姓士人接受和采纳墨子的倡议和主张,离不开那些能言善辩的人才。第三,培养的贤才要“博乎道术”,即还要掌握一定的实际应用知识和实践技能,做到知行合一,为国家兴利除弊。①
不论是墨子所处的战国纷乱时期还是在我们当今的社会现实下,墨子提出这样的教育目标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去发掘和学习。墨子提出培养“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贤良之士,这与我们当前语文教育新课标所倡导的“三维目标”相一致。在实际的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更应该关注学生的道德素质,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素养和行为习惯。
墨子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兼爱”,它也是节葬、节用、非乐、非攻等主张的出发点。②墨子认为,“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由此可以看出墨子把“兼爱”的教育理念放在至高的位置,要是人们能够相亲相爱、爱人如爱己,那么国家可以安定有序;否则,若是“交相恶”的话,国家就会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机。
墨子所提倡的“兼爱”与儒家的“仁爱”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儒家的“仁爱”是“亲亲有术,尊贤有等”,是以阶级关系为出发点的有差别、分等级的爱,难以摆脱等级制的枷锁,它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墨子代表了“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它所倡导的“兼爱”则是无差等、不分亲疏的爱,是互惠互利的普遍之爱。墨子的“爱人若爱其身”的教育思想极具理想色彩,是难以实现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兼爱”的气度是高于“仁爱”的。
墨子“兼爱”的道德教育虽然超越了现实可能性,但这正是我们所孜孜以求的理想人际关系和道德修养。墨子教育的具体做法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一、重视培养学生的科技技能
(一)技能教育墨子重视技能教育,主张“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不生”的教育观和劳动观。即教育学生要掌握生产或劳动技能,学会自食其力。这样的观点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墨子本人出生工匠,有非常高超的制作技术。《墨子》记载他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木制车,能制作翱翔于天空的“木鸢”,训练学生制作日常生活用的器具、守城器械。墨子说:“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墨子的这种因材施教的技能教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各取所长,使个人的智慧和技能得到好的发挥。
除了器械制造外,墨子还在工匠技艺、测量、守城保卫技术等方面教育和训练学生。其中,守城保卫技术,《墨子》就有《备城门》等七篇专门论述守城的器械、战术布置、人员配置、制作弩车等等实用技术。墨子重视科学和实用技术的教育使其在我国古代教育中独树一帜、卓尔不群。
(二)科技教育墨子的科技教育活动与其政治理想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一名与孔子齐名,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墨子的政治理想是要求人们“兼相爱、交相利”,反对等级制,反对世袭制,反对当时奴隶主阶级的专横、浪费,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建造一个符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的理想社会。墨子以农与工肆之人为教育对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为了宣传其政治理想;二是交给学生实用的科技知识和技能,以便把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正是墨子的科技教育的有效实施和应用,使得宋国免除了一场战争,也使得“止楚攻宋”的历史事实成为一段佳话。
墨子的科技教育注重实用与实践。墨子学派作为先秦时期的显学,与其他学派相比,最突出的特点是墨子及其门徒除了讲理论,还注重动手操作的科学技术的传授。墨子所进行的科技教育,注重发展学生的思维,并将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士虽有学,行为本焉”,就是说学习科学知识,最根本的是要应用到实践中去,为现实生活服务。与墨子同时期的古希腊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亚里士多德重视理智享受,轻视职业培训,重视文雅活动,忽视实际工作。而与墨子同时代的儒家学派,它教育弟子所采用的教育内容以“六艺”为主,尽管孔子主张要从多问、多闻、多见中广博学习,但其所传授知识范围根本谈不上对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实践。由此可以看出,墨子与同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孔子相比,它在科技知识教育方面更为务实,更有特色。
二、重视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
墨子对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和检验认识可靠性的标准,即“三表”;二是逻辑知识的教育,其目的是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和论辩的能力,靠逻辑力量说服别人,宣传本学派的政治主张。③墨子认为,“言必有三表”,即“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④。这就是说判断事物真伪有三条标准,一是要向上追根溯源,追溯古代圣王的事情,有历史的根据和前人的经验;二是要向下探究缘由,考察百姓经历的实情;三是要在实践中检验思想与言论的正确与否,即在刑事和政务中运用,看是否符合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这“三表”是墨子与论敌展开论辩时经常使用的武器,也是墨子论证问题常用的方法。墨子的“三表”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结合在一起使用,它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墨子的“三表法”在我们当今的语文教育活动中并没有过时,它可以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言语论辩能力,值得我们语文教师借鉴并付诸教学实践。
墨子除了逻辑论证的“三表法”之外,《小取》篇里还提出了逻辑方法的“七式”:或、假、效、辟、侔、援、推。“或也者,不尽也”。“或”,不尽的意思,是相对“尽”而言。“尽”指全体,“或”指部分。也就是要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假,今不然也。”“假”,指假设。“尽”相当“盖然判断”;“假”,相当“假言判断”。“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效”,即大前提。对一未知事物经过论证合于大前提的叫“中效”;不合,就叫“不中效”。“辟也者,举它物而以明之也。”辟,同譬,就是打比方,举他物以说明此物。“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侔,即用他辞衬托此辞的比辞法。“比辞而俱行”,就是比较作为前提与结论的判断,并以其相类、相等或相同为根据而进行的逻辑推理。例如“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意思是:白马是马,所以骑白马是骑马。)前提与结论之间的两个判断可视为“相类”(同类)。相类,是推理的根据。“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援,引也。引述对方的论点与自己的论点进行比较,以双方论点属同类为根据,驳斥对方对自己所持论点的否定。“援”,是证明和反驳的方法,而以反驳为主。“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推,相当于归纳推理。予,是推断。以所取者为依据,推断“所不取者”与“所取者”之间的相同,即推。⑤墨子的“七式”给我们提供了各具特色而又严谨合理的论证方式,一方面可以有效地进行其政治宣传,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学生的思维能力和逻辑能力的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