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人生中那一抹最亮丽的色彩。青春的中学时代，有自己的老师和一群朝夕相伴的同学；这里“老师的学生时代”，也有老师与学生共度的美丽人生——老师从自己学生时代中回味美好青春年华；学生从老师的学生时代中触摸到亲切感，感受着青春的力量，。希望这种老师与学生的互相观照，让老师内心涌动幸福感，让学生体味不同于自己时代的那个曾经纯真美丽的青春时光、阳光灿烂的面孔和身影；特别是从自己敬爱的老师讲述当初是怎么学习、生活的故事中获得有意义的东西，有所感悟，启迪人生，指引方向，健康成长。我想动情地说一句：老师与学生之间，若即若离又千丝万缕，生生不息是最爱，才最美!
　　编者
　　我的母校河北师范学院建校100周年的时侯，我应邀去参加校庆典礼。在攒动的人头中，我发现了恩师萧望卿先生，激动地奔过去，向先生鞠躬，然后拉住先生枯瘦的手，学着他的湖南普通话，模仿他课堂上的朗诵：“……红烛啊!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灰心流泪你的果，创造光明你的因……”先生攥紧了我的手，摇着说：“背得好!背得好!你的名字，我是记不得了，但我记得，你是那个写诗的女生!”
　　——先生说得没错，我就是那个写诗的女生。
　　我说不清楚那颗“诗心”是从何时进驻我的胸腔的，反正在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对美丽的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而至于萌生出“写一本书”的宏愿。说来悲凉，我接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前后都缺了页的《林海雪原》。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成了少剑波队伍中的一员，披着白色斗篷，在茫茫雪野上飞驰。“203首长”，我在心里也这样叫他。我执拗地认为，我对少剑波的尊崇敬慕不亚于白茹。那时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得到一本完整的《林海雪原》，以使我心中那个发生在雪乡的精彩故事不再残破。——那一年，我在一个叫“田村”的农村中学读初一，学校没有图书馆，师生人手一本的是“红宝书”。“根红苗正”的我，一度因自己喜欢上了“红宝书”以外的“闲书”而心生愧疚，甚至觉得这是一件丢人的事。
　　我读高二那年，“四人帮”被粉碎。在一所县中——深泽中学，我遇到了我的恩师崔惠民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崔老师兼任着我们班语文、地理、政治三门课，而他的本行却是德语。崔老师颇欣赏我的文笔，每次讲评作文，他都会举起我的作文本，激赏地在空中抖着，说：“你们看看人家张丽钧的作文，多有诗意!”——“诗意”，我多么在乎这个词啊!我必须承认这样的评价超越了我的预期。为了不辜负崔老师的期望，我便在作文中刻意追求“诗意”，期待着在下一次作文讲评时崔老师依然将这美好的评判语吝啬地只赏给我一个人。
　　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发表”文章的情形——在我班教室外面的黑板上，我的一篇描写春景的文章被“登”出来了。每次从那块黑板前经过，我的心都被快乐填得满满。私下揣想全校同学都认真阅读了那篇文章，且无不叹服作者不俗的文笔。
　　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16岁的我考上了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我庆幸自己选择了那样一所坐落在塞外荒漠中的学校。进入“文史村”(我们中文系与历史系所在的院子被我们亲切地称作“文史村”)，我这条在沟渠的泥水中苦挣苦扎的鱼才真正，游进了文学的大海。在“文史村”，我们天天吃高粱米饭、窝头，刚要抱怨，抬眼看到每天为我们讲“人间好课”的老师们神态安然地端着与我们别无二致的饭食，我们便慌忙将抱怨咽进了肚里。不苟言笑的公兰谷先生讲鲁迅，几乎要把鲁迅讲得“还阳”了；“辅仁的状元”朱泽吉先生派头十足，背诵起《红楼梦》来是那样的忘情忘我；萧望卿先生是闻一多和朱自清的学生，也是朱自清先生所带的最后一名研究生，这位瘦小的清醇儒者用湖南普通话讲他的恩师，讲到动情处泪湿青衫……多年之后，当我说“我是朱自清先生的再传弟子”时，心，一下子就回到了大学的课堂，回到了在阶梯教室里与恩师同哭同笑的日子。
　　在距离我们宿舍仅有一箭之遥的地方，是中文系的阅览室。在那里，我读到了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以及顾城、北岛，舒婷的诗。我的那颗“诗心”被那些和着时代的脉动歌呼的文字沃灌得茁壮葱茏，而晚饭后去阅览室“抢座”的情景居然延伸到了十几年后的梦境当中。
　　就是在多雪的塞外，我开始了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文系举办诗歌朗诵会的时候，我拿着自己的原创诗作《小树林的情思》报了名。一个学兄看到我的诗，连声叫好，他说：“要配乐朗诵才能出彩儿！”于是找来一摞磁带，一首一首地听。听完之后他认真地说：“都不行!”便又冒着漫天飞雪去音乐系找，终于找到了舒伯特美妙至极的《小夜曲》。那一次配乐诗朗诵之后，我成了中文系的名人儿。我想，在校庆典礼上，萧望卿老师握着我的手说“你是那个写诗的女生”也多半是缘于此。
　　教我们写作的是一个姓马的老师。差不多从他第一次收我们的作文开始，我就竭力想讨得他的欢心。但是，我的文章并不被他看好。他欣赏带有沧桑感的文字，而我一个十几岁的小女生还没有获得上帝这方面的恩赐。1977级有一个叫娟的学姐，颇得马老师青眼。据说，娟原是一名报社记者，属“老三届”。娟沧桑的，不只是文笔。当马老师把娟的文章拿到课堂上当范文读时，常在班里引发一片浩叹，那浩叹中自然有我。我们既叹学姐文笔的老道，又叹自己难以望其项背……2004年，我背着自己出版的两本书回到母校，在给马老师赠书时，我在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了“一册作业”四个字。说起往日的种种，说到娟，马老师说：“娟早就不写作了。在我的学生当中，能把写作坚持这么多年的，一个是你，一个是刘家科。”
　　回望岁月深处那个写诗的女生，我为她感喟，也为她欣幸。她揣着一颗在那时看来那么不合时宜的“诗心”，踽踽跋涉在文化的荒野。她把“写一本书”的痴念埋藏得那么深，在“学工、学农、学军”的洪流中，她的那个痴念一次次面临被卷走的危险，但她小心翼翼地护卫着它，不让它沦为那个理性迷失时代的祭品。她从不祈求上苍指给她捷径，她明白，这个世界如果真有捷径，那么它就是最远的那条烈棘路。她勇毅地踏上了那条路。她感谢恩师赋予了她一双善于辨析赏鉴的明眸，这使她日后几乎凭靠着“本能”就可以很好地区分出文字的高下优劣。在最适于吸纳的日子里，那么多好书都来找她了，残破的《林海雪原》成为了永远的过去时。她快乐地读书，快乐地写作，并且懂得提醒自己要抱紧正拥有着的这份快乐。她永怀一颗感恩的心，告诉自己：欣赏的眼光，是促我前行的；忽略的眼光，是催我奋进的。当她成为一名教师，她会不由自主地模仿着恩师的神态和语调讲课。她燃一炷心香，唯愿自己幸福领受的与虔心传递的是一缕风吹不散的香魂。
　　光阴荏苒，花开数度，当年那个写诗的女生依然怀揣一颗“诗心”在岁月中行走，两边，是文学那常看常新的迷人风景。她想告诉每一个见证了她的成长与未曾见证她成长的有缘人——感谢文学，让我的少年梦浪漫，让我的青春梦丰腴，让我的人生梦完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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