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病的穹望曹茂昌新语文学习·中学教学2010年第2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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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158859

[ 曹茂昌文选 ] 　　

沉病的穹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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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病的穹望

◇ 曹茂昌

　　钱理群先生一篇《有这样一位农村教师》发表在南方杂志《随笔》(2009年第3期)上,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广泛关注。中国教育一些恶劣品性,及其艰难处境、微茫希望,这些圈内人(教育工作者、教育行政官员)心知肚明、司空见惯的表征,通过中国最有影响的学者、被誉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声音喊出,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是否因此对中国教育多一些了解多一些关注多一些忧患呢?作为教育顽疾的应试教育体制是否因此会加快消亡的进程?
　　1989年3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句检讨与叹息的话镌刻在历史的记忆深处:“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是教育。”(1989年3月23日《人民网》)这本来可以为中国教育反思、调整、软着陆提供良好的机会,但是一场风波,总设计师的话中“教育”被狭义理解成为“思想教育”甚至更狭隘的“政治思想教育”。今天,如果我们翻阅20年前的报刊,如今教育的那些沉重话题,当时已经被注意;今天教育的那些弊端,当时已经初露端倪。其核心的还是:应试教育。笔者1989年刚执教鞭,被分配到一所农村中学。路过一所中心小学,看到这所小学门前红色的宣传牌上写着显眼的美工字:“实现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真正转轨。”要是把这一场景嫁接在20年后的学校门前,该不会觉得不合时宜吧!
　　20年,中国教育阔步行走在口头大喊实施素质教育、实际大力推行应试教育的路上,应试教育愈演愈烈,以至于人们渐渐地失去了批评的耐心,以至于人们早已经在潜意识中适应这样的教育!钱理群先生对此有沉痛的陈述:
　　可怕的是,我们这些生活在教育圈子
　　里的人,对这样的“教育”已经司空见惯,
　　见怪不怪了!……我们为什么会麻木?应
　　该说,对这样的以谋取利益为核心的应试
　　教育的不满,并不只是“少数有识之士”,
　　实际上广大的教师、学生、家长、教育行政
　　官员对其弊端和危害都是看在眼里,,心中
　　有数,而且都在不同程度进行过抵制的;
　　问题是它是一个体制性的病害,当它以体
　　制的力量显示出不可撼动性时,相当多的
　　人就转而去承认它,适应它,进而从中谋
　　取利益,到最后就逐步离不开它,成为其
　　利益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了。(《有这样
　　一位农村教师》)
　　撼山易,憾应试教育难!因为撼动难,于是人们转而依附,更加使应试教育体制固若金汤!有一些农村学校,教育管理采取“激励性分配原则”,均分末位淘汰制。教师只要考试分数连续两次倒数第一就下岗。这些所谓的改革,虽然每一个教师都不满,但是敢怒不敢言,很快大家就冲进了这生死决战之中,为了生计,击倒对手。对手倒下,一阵轻松,但是胜利者恐慌的是,下一个倒下也许是自己;于是只好抖擞精神,继续死战,成为制度的依附者、推动者。
　　2008年10月18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了一篇《彻底清除“苏中模式”,解放中国教育》的文章,文章直批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省份之一的江苏遍地流行的极端化的应试教育模式——“苏中模式”: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今天,中国教育
　　也陷入单一的GDP的增长模式。轰轰烈烈
　　地铺摊子,轰轰烈烈地倒退,高等教育在
　　扩招中泡沫化,基础教育则一天天倒向应
　　试教育、变本加厉。基础教育在“杀人”,消
　　灭人的个性、自主性和创造力。这其中,以
　　江苏省的“苏中”模式为最,在泰州、南通
　　等地,以“升学率”为根本,一切为了“升学
　　率”来办学,无限制地追求增长——“升学
　　率”和招生数的增长。这些地区的最大成
　　功就是升学率的奇高,其模式就是“一个
　　字馗,两个字死馗,三个字还是馗”(馗读
　　入声,意为盘、压、逼),对教师、对学生的
　　所有时间进行管制,“分数”就是一切。“苏
　　中”源源不断地向南京向外省输送这类教
　　育人才,在各地由于见效快、升职快,迅速
　　占据领导权力,在江苏几乎成了“苏中”模
　　式的一统天下。
　　在这种“苏中”模式下,没有人,从校
　　长到教师、学生全是机器,全是分数的奴
　　隶。教师讲题目,学生做题目,题目是为了
　　题目而题目,教师知识结构越来越狭窄、
　　丧失思想、没有境界、精神低矮,人事关系
　　紧张、生理负荷达到极限、心理严重不健
　　康。学生也是,我们培养的是被我们设计
　　的题目设计了的人才,一代一代的矮化,
　　解题高手层出不穷,自主发现与探索的科
　　学精神、自由与民主的人文精神愈来愈灭
　　绝,不但使我们离诺贝尔奖也就越来越
　　远,而且一个民族也渐入沉疴。在80后、90
　　后身上越来越重地散发出庸俗的世故气
　　息,毫无痛感地和现实妥协,追求物质利
　　益的最大化,远离自由、远离思想,这些都
　　是中国教育造成的。这样发展教育,中国
　　也就危险了。
　　这种苏中模式是分数教育、应试教育的集大成者。大批自全国慕名而来苏中取经者惊异地发现,原来课堂只需要不断做很多练习;原来晚自修就是教师上班限时限科做作业与白天上课无异;原来之前教师以为得意的讲解、迁移、声情并茂的演绎非常多余,是花架子,是绣花枕头;原来教师和学生要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迟;原来教师学生是拉锯战,白天课余教师稍息,中午、晚上“大战”学生,作业不能过关的学生不能休息……苏中这片在江苏经济不算最发达的地区奇迹般地出现了教育GDP,各类练习资料教辅资料行销全国,教育考察团刺激了当地的服务业发展。苏中开始向外地输出“教育革命”和“教育人才”,“名师”南下苏南、上海、广东,成为抢手货;中层干部特别是教导主任被周围地区高薪聘为校长。
　　之所以应试教育固若金汤,明眼人都知道,背后是体制的支撑以及有这种体制滋生的利益集团的支撑。钱理群先生如此分析:
　　这绝不是这些校长、主任的个人素质
　　问题,而是体制所然:应试体制的一个最
　　大特点,就是将教育行政官员、教师的个
　　人利益和应试教育捆绑在一起,并在这一
　　过程中形成一个教育利益集团,应试教育
　　无论受到怎样的质疑批判,始终如铁山一
　　样不可动摇,原因就在于此,既得利益不
　　破,教育改革永远走过场,甚至越改越坏。
　　(《有这样一位农村教师》)
　　可谓人木三分!特别是说利益不破,改革无效甚至越改越坏。教育圈内的人都知道,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即所谓的新课改是怎样的种下龙种收获跳蚤,只是产生一大批新的权贵、利益集团和话语霸权人,代价则是越来越苦的教师和学生,还有口袋越来越瘪的老百姓的口袋!钱先生还忽视了一点,就是这个教育体制背后是政治体制和利益!升学率是政绩。校长、教育局长厅长们要政绩,地方政府首脑要政绩。乌纱帽和升学率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集合起来了。懂得中国国情的知道,中国的事情一旦和政绩挂钩,就成为最复杂的事情了。教育官员、学校负责人给教师施加应试压力,最喜欢的一句嘴边话是:“你丢教育(学校)的脸,我就砸你的碗。”是的呀,再怎么样,你不能考得差,丢教育(学校)的脸,因为教育(学校)的脸关乎我的乌纱帽呀!
　　此外,官员站在“政绩”与“经济效益”的角度,大力推行教育产业化。特点就是把名校“民办”,向老百姓高额收费,动辄数万,这就是所谓“名校办民校”,不过是用公办的学校资源收民办的学费。教育部出台的高中“三限”,说是规范教育秩序,实际是让学校高额收费合法化。一时间,学校财源滚滚,学校全成了旱涝保收的企业。经济利益让地方官员笑逐颜开。为了让学校能争取到更多生源——其实是收到更多的钱,官员们下令,治下的学校必须出分数!校长们则更知道生命线,知道厉害所在,他们比任何人积极,苦的则是可怜的学生教师!教育产业化与应试教育互为表里,进一步助长了应试教育的气焰。
　　自然,支撑应试教育的因素很多,正如一些教育评论家所分析的,如儒教文化传统与科举传统,人口压力与资源竞争,精英主义教育观,无处不在的功利主义观点,单一的集权化的教育模式,集权化的高考模式,等等。但是,诸多原因中,体制的原因是最根本的。体制变化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中国,一旦政府作为,大问题会变成小菜一碟。实在地说,高考地方命题以后,应试的压力变小了。没有恶性竞争的分数大战,学校都能够守住规矩,一个相对宽松的教育环境,在一个省内也是基本能够创设的。江苏省政府在2009年6月12日出台了一系列控制分数大战和应试教育恶性竞争的硬性措施,即被称为“五严”的规定。应该说这些规定大大消释了浓浓的应试教育氛围。但是,用分数评价学校和教师的根本痼疾没有消除,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又心存抵触,故而各种冠以“学生自愿”“家长自愿”的应试手段正在以各种巧妙的方式被使用。因此有人担心,师生家长会不会是空欢喜一场!
　　杨东平说:“当前谈促进教育公平,突出的问题是政府治理,规范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行为,确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等基本职责。同时,在多元利益格局的现实中,建立新的公共政策决策机制,通过公众参与、多元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等制度创新,达到价值和利益的平衡,确保教育公共政策的公正性、科学性。”(《“应试教育”、“择校热”的价值基础》,文见杨东平博客)可谓是一语道破问题实质,也是一语道破解决问题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