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课例简述
这是一节市级研讨课,课题是《淮阴侯列传(节选)》,教学程序如下:
(一)教师简介韩信。
(二)明确本课时阅读重点(9—11节),体会作者写韩信所用的笔法。
(三)请学生打开课本齐读“秦之纲绝而维弛”至文末。
(四)检查预习:
1.翻译几个句子。
2.思考并解答:
①从文章看,韩信谋反的具体安排是什么?
②司马迁是如何评价韩信的谋反的?
③你在预习中还有哪些疑问?
(五)问题探究(课堂解决):
1.韩信到底有没有谋反?
2.司马迁是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的?
3.司马迁的深意在叙述中有无体现?
(六)巩固延伸:
字词、对照阅读(课后“阅读与探讨”第二题)。
二、由这节研讨课引发的几点思考
这堂获得了很高评价的研讨课让我思考了很长时间。我感觉《(史记)选读》作为一门选修课,在教学中应具备三种意识:
1.在文本定位上要有“文学意识”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赞誉。很显然,“史家之绝唱”是从史学方面进行评价,“元韵之离骚”是从文学方面进行评价。在语文课堂上我们应该侧重的,是“史家之绝唱”,还是“无韵之离骚”?
很明显:语文课不是历史课,我们面对的不是一篇纯粹的人物传记,而是一篇文学作品。
《史记》本身就是文学作品,而非“实录”。虽然任何史学著作都非“实录”而都包含了作者的“史观”在内,但没有哪一部历史著作像《史记》那样运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从而使历史人物远离扁平化,写出了立体感。读者只要把《史记》和《三国志》稍做比较就会体会到这一点。刘再复先生曾说《史记》是文学史上第一次对“人”的发现,这也是从文学的角度进行评判的。身为文学家而非史学家的鲁迅先生对《史记》这两个方面的评价,我们也不应等同视之:正因为它为我们的文学人物画廊提供了众多的血肉丰满的人物,才成为史学著作中的精品,若非“无韵之离骚”,何来“史家之绝唱”?而要刻画出如此鲜活的人物形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怎么可能不加入自己的想象?就像蒯通劝韩信背汉那件事,即使韩信临死前说了一句“吾悔不用蒯通之计”,即使韩信死后蒯通会说出来龙去脉(况且文中并无体现),但无论如何都不会详细到文中所写的那个地步。我认为《史记》在叙述史实上仅是“存其大略”,细节上则进行了艺术加工。这样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就像大家耳熟能详的“胯下之辱”,我就怀疑即使不是虚构,也最多是传说,而不应该是事实,因为这既不符合常情,也不符合逻辑:为什么非要“俯出祷下”而不能转身走掉?韩信怎么就能知道若干年后会有“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楚中尉”的那一天?……作者笔下的韩信显然有浓重的理想化色彩。易中天先生认为:任何历史人物,都有三种形象,一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称之为历史形象,这是历史学家主张的样子;第二种是文学艺术作品当中的面目,我们称之为文学形象,这是文学家、艺术家主张的样子;还有一种,是一般老百姓主张的样子,我们称之为民间形象,比方说民间信仰中历史人物的形象,以及我们每个人心目中历史人物的形象。语文课上的韩信应该是什么形象呢?我认为应该是文学形象。
既然如此,我们在语文课上应该探究的重点就不该是“韩信到底有没有谋反”(这个问题在课堂上占用了很多时间),而应该是“在司马迁笔下,韩信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在司马迁心中,韩信到底有没有谋反?你从字里行间读出他对韩信的评价了吗?”从而让学生体会通过细节描写刻画人物以及在叙事中融入自己感情的写法,而不是在“韩信到底有没有谋反”这个历史学家都不能下结论的问题上兜圈子,从而偏离了语文课的方向。
2.在人物探究上要有“整体意识”
目前苏教版的《(史记)选读》教材,依然采用“专题组合”的编排办法,试图帮助学生理出一个阅读的“纲”。因为“选读”,所以选文既少,且是“节选”,学生仅凭这几篇“节选”不易读出“《史记》味儿”。所以在探究人物时如果没有整体意识,学生往往容易断章取义而失之公允。
就像《淮阴侯列传(节选)》这一课,如果不让学生课外去读《淮阴侯列传》全文,学生就不能真正领会教师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因为“节选”中的韩信只是一个能忍辱负重、会打仗却最终被夷三族的悲剧形象,这个形象还不能称之为“丰满”,还不能寄托司马迁所有的情感。
在司马迁笔下,韩信是有性格缺陷的,比如他的热衷于裂土称王,比如他的“多多而益善”的自我夸耀,比如他“羞与绛、灌等列”的目中无人,更有甚者:
项王亡将钟离昧家在伊庐,素与信善。项
王死后,亡归信。汉王怨昧,闻其在楚,诏楚捕
昧。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汉六年,人有
上书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陈平计,天子巡狩会
诸侯,南方有云梦,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游
云梦。”卖欲袭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发
兵反,自度无罪;欲谒上,恐见禽。人或说信日:
“斩昧谒上,上必喜,无患。”信见昧计事。昧曰:
“汉所以不击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
媚于汉,吾今日死,公亦随手亡矣。”乃骂信日:
“公非长者!”卒自到。信持其首,谒高祖于陈。
你看,司马迁心中的韩信并非完美。正因为司马迁看到了这一点,才有了文末的“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之感慨。韩信的死固然是封建帝王刻薄寡恩、嫉贤妒能的结果,可如果说完全与他自身的性格缺陷无关,也是不公平的。——和他同时代的张良、陈平不都得以善终吗?司马迁对韩信的惋惜之情十分明显,如果不读全文,学生是很难体会到这一点的。
司马迁在材料的取舍上可谓煞费苦心!在《淮阴侯列传》中,除了表现韩信的军事才能之外,还对韩信拒绝武涉和蒯通“参分天下”的建议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绘。在全文七千余字的篇幅里,这两件事就占了近两千字。很显然,作者意欲表现韩信政治上的天真和人格上的知恩图报,其实是委婉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韩信在最具谋反条件的时候都没谋反,怎么会在“天下已集”之后去“谋叛逆”呢?——其实这个理由并没有说服力,“此一时,彼一时”,人都是会变的。——而不读全文,作者的这种倾向性是很难体会到的。所以不是在课后,而应在课前就布置学生阅读《淮阴侯列传》全文,这样学生才能更准确地把握韩信这一人物形象,更准确地把握作者对韩信的无限感慨和同情。
这堂课没布置学生读原文,而仅仅是留了这样一道课外作业:对照阅读,读课后“阅读与探讨”第二题中的文段。人物形象都“盖棺定论”了,还读这一段干什么呢?要读就在课前读或在课堂上读,既能给人物剖析提供佐证,又能增加课堂容量。
3.在组织教学时要有“选修意识”
选修课的开设是新课程的主要标志之一。《普通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对选修课程的设计与教学做了详细的规定,虽然理想化色彩较浓,我们不可能完全按照它的要求去做,但底线是:不能把选修课上成必修课。如果事事代劳,题题预设,那就是教师“选教”而非学生“选读”,与开设选修课的初衷背道而驰,既谈不上以学生为主体,“致力于让学生有选择地学习”,更谈不上“促进学生有个性地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课例最大的缺憾是把选修课上成了必修课。
我认为选修课应按照“开放性”原则,把“选”和“读”的决定权还给学生。这是因为:
(1)选修课程设计五个系列,如果处处由教师决定,课课由教师教读,势必要求语文教师成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通才”,而这对绝大多数学校来说,是不可能的。
(2)由教师代劳的最终结果一定是“高考考什么,我们就选什么”,有些选修科目的学习(比如《唐诗宋词选读》),则完全按照高考题型组织课堂教学。事实早已证明此路不通。我们苦口婆心地教学生“诗歌鉴赏”的套路,学生在高考时仍然失分严重;反之,不开设《唐诗宋词选读》这门课,学生也未必得低分。这就证明了我们诗歌教学的低效。
(3)在目前江苏省“规范办学”的条件下,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去“教课文”?很多语文教师抱怨“课时不够”,其实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教”的效果。语文这门学科,根本就不是仅凭课内45分钟就能学好的学科,在新课改的背景下,在规范办学的条件下,我们根本就不要寄希望于能在课堂45之内能教给学生多少知识,而应该教给学生读书的方法,让他们在课堂上读书,课内读不完,就在课外读,去抢占课外时间这块“阵地”。阅读量上去了,语感增强了,语文成绩自然就提高了。
“把‘选’和‘读’的决定权还给学生”并不意味着选修课可以上成“放羊式”或是上成高校的选修模式,《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说得很清楚:“学校应按照各个系列的课程目标,根据本校的课程资源和学生的需求,有选择地设计模块,开设选修课。对于模块的内容组合以及模块与模块之间的顺序编排,各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实施。课程的具体名称可由学校自定。”这说明我们是有很大的自主权的,选修课堂上的语文教师依然是合作者和引导者。比如《淮阴侯列传(节选)》这篇课文,我们完全可以以选文为基点进行扩读,让学生在文本带领下走进《史记》:
先读《淮阴侯列传(节选)》,再读《淮阴侯列传》全文,然后与《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进行比较阅读,体会韩信这一形象悲剧命运的主观因素;与《白起王翦列传》《魏豹彭越列传》进行比较阅读,体会封建统治者的刻薄寡恩,体会韩信这一形象悲剧命运的客观因素;与《越王勾践世家》比较阅读,更直观地体会什么叫“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与《乐毅列传》比较阅读,体会作者对两位名将的不同写法;与《李将军列传》比较阅读,进一步体会司马迁写人物传记往往笔端含情,在不动声色的叙事中倾注了对主人公的深切同情及对当权者的愤慨的写法……在比较阅读中可以设立不同的专题,简单的可以是“司马迁对汉语的贡献——《史记》成语摭谈”,稍难的可以是“司马迁笔下的帝王(名将)”,再难的可以是“司马迁的刻画人物例淡”、“太史公的‘春秋笔法”’等等;提倡学生在长假里甚至参加工作后去读《史记》整本书,去感受《史记》史诗般的文学之美,并从中汲取人生智慧。——这样去教《(史记)选读》,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