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音是汉语的一种重要语言手段。谐音的产生、发展，促成了谐音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具有浓厚的汉民族文化气息和丰富的文化蕴涵。本文就谐音产生的因素做一些探讨。
　　 从表面看来，谐音现象的产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然而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它的产生又是有必然性的，它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谐音产生的客观因素主要是指汉语字词本身的特点，即语音发音相同或相近的特点。语言是发展变化的、具有历时性的，汉语词汇的丰富性、普通话与方言的差异造成的语音变化等都是谐音产生的客观因素。汉语中大量存在字词的同音、近音、多义现象，这使得谐音的产生具有了广阔的天地和丰厚的物质基础。汉字本身的这种特点，便构成了谐音产生的客观因素中的基础。
　　 语言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系统，而在这众多的变化中，语音的发展变化则是促成谐音产生的最重要的因素。古汉语中，语音系统比较复杂，仅以声调而言，就有平上去入四声，再根据声母的清浊各分阴调、阳调，这样就有了四声八调。而到了现代汉语里则归并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声母、韵母也发生了变化：浊音声母清化，入声韵尾消失。导致同音字大量增加，如：“七”、“戚”、“妻”、“欺”、“缉”这五个字在中古音系里语音是不同的，可是由于入声消失、声母舌前化和元音混同化等原因，它们到现代汉语中就没有区别了。在古汉语中，一些字的发音便与现代汉语中的发音产生了差异，像帮、旁、并、明等三十六声部；上古汉语中的一些叠韵词，如窈纠（jiào）、头(yáo)绍、仓庚（gāng）等。在一些古诗词中也存在着这种现象，特别是《诗经》中的用韵情况，它在古汉语中读起来押韵，在现代汉语中就未必押韵。再如“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惧黑”，直、黑在现代汉语中分别读为zhí、hēi，而在当时却押职（zhé）部韵(职在现代汉语中读zhí)，在现代汉语中，我们很难再读出他们是押韵的。再如：“长铗归来乎，食无鱼！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鱼、车、家押鱼部韵，分别读为yú、jū、gū，而不像现代汉语中分别读为yú、chē（车在做姓氏讲和在象棋中读为jū）。
　　 华夏民族历史悠久，华夏民族文化灿烂，56个民族，80多种语言，构成了各具民族风情、地域特色的方言文化。汉语方言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且前两者较为显著。其中普通话与方言的语音差异则是产生谐音的又一重要因素。例如“芹菜”一词，因为在湘方言中“n”、“ng”不分，“芹”和“穷”谐音，“芹”容易产生“穷”的联想，所以在湖南某些地方“芹菜”又被称为“穷菜”，也因此当地人们认为它是一个不吉利的名字，而把它改称为“富菜”。有些方言如昆明话，一些地方的客家方言和广西钦州地区的一些方言中没有撮口呼韵母，i和u都读成i，小姨读成小鱼，白银读成白云，泉水读成潜水，意见读成预见，通信读成通讯，前面读成全面等等。还有些地区由于声母的发音区分不清，而使一些字词的读音相同或相似，如n、l不分，“年”读成“连”、“肉”读成“漏”；f、h不分，“滑”读成“伐”、“花”读成“发”；x、h 不分，“鞋子”读成“孩子”、“倾斜”读成“清河”。还有些地区的方言是前后鼻音不分，听起来让人感觉完全是同一个发音，如an—ang、en—eng、in—ing。由于这些因素，几乎每个方言区都产生了该方言区的谐音现象。
　　 谐音的产生不仅有其客观因素，还有与之相对的主观因素。谐音因素产生的主观因素，其关键是语言的使用主体——人及其人的心理因素、民族文化、民族习俗、特殊的历史时代、特殊的政治环境以及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等因素，总结归纳起来，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思考和探析：
　　 谐音是人的心理因素与民族文化、民族习俗相结合的一种产物。自古以来，汉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对语言都有一种魔力般的崇拜和信仰心理，认为语言有着超自然的精神力量，它们能赐福施吉、驱灾避害，能掌握人的生死祸福；认为语言既有一种行善的能力又有一种为恶的能力。因而，人类希图通过语言来沟通人与自然的关系，借助语言来向自然祈求真善美的东西，表达人们共同而美好的心愿；对于假恶丑的东西则利用禁忌的方式来加以回避。在这种强烈的心理推动下，人们把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与谐音产生因素的客观因素有机结合起来，逐步促成了谐音的产生和发展。谐音利用语音相同或相近等特点，把本来毫不相干的两种事物或行为相联系，委婉曲折地表达出人类的某种心理或反映出某种客观现实。例如，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许多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都想要一个男孩来传宗接代、支撑门户，如果先生了个女孩，便给她起名为“招弟”、“引囡（与男同音）”之类的名字，以求下面会生个男孩。
　　 谐音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在当前信息化时代，网络已经风靡全球，网络用语也随之产生。在这些用语中，有许多新的谐音现象产生：“拜拜喽”用数字谐音为“886”；“一生一世我爱你”谐音为“1314520”；“就是就是”谐音为“9494”；“别生气”谐音为“847”；“我深情依旧”谐音为“53719”。当前时代又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人们日益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来谋求经济利益，在广告行业，商家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不断地想象出一些新奇、独特的宣传广告，一些谐音现象由此产生。比如一则治泻肚子药品的广告这样写道：“泻痢停，泻痢停，痢疾拉肚一吃就灵”；沐浴露的广告：“随心所浴（欲）”；手机广告：“机不可释，爱不释手”；还有那太太鸡精的广告：“一路领鲜（先）”。
　　 谐音的运用是一种言语交际的需要，它可以造成一种轻松、幽默、风趣的气氛，这是人们创造性地使用语言的例证。如流传在人们口头中的：小葱拌豆腐——一青（清）二白，中堂挂草帘——不像画（话），马背上打掌子——离蹄（题）太远，外甥打灯笼——照舅（旧），腊月里的萝卜——冻（动）了心等。在一些特殊的社交场所，利用谐音可以含蓄、委婉地表达自己对对方的要求又不失语言通畅明了的表达效果：如在许多公共厕所里，只要稍微注意一下，你就会发现这样的标语“来也匆匆，去也冲冲”，利用“匆”与“冲”的谐音，不仅读起来顺口，还让人一目了然地领会了其中的意思。
　　 谐音的产生还存在于音译外来词现象中，大多数是在外语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产生的，特别是一些商品的名字，响亮而动听，多带有美好的意义。比如，Coca-cala——可口可乐（饮料名），Malboro——万宝路（香烟名），Pentium——奔腾（计算机名），model——模特，salon——沙龙，chocolate——巧克力，whisky——威士忌（酒名）……英文Coca-cala原是两种植物的名称，并无特别的意义；但这两个词双声叠韵，读起来非常顺口，发挥了谐音的作用，让人很容易就记住了。
　　 谐音具有文化与语言的二重性，而文化在一些特殊的社会历史阶段是为政治服务的，因而由于某些政治因素与文化因素的交错混合，也导致了谐音现象的产生。例如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些避讳现象，统治者利用国家权力强令臣民为之避讳，这又称为国讳。同时还有官讳、家讳之说，即官僚士大夫对其所尊者避讳。再如，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利用“晴”与“情”的谐音，由表面上写天气的晴朗，实际上道出对恋人的情爱。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中“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巧妙地使用了谐音双关，赞颂为革命事业献身的杨开慧和柳直荀二位烈士，既贴切，又含蓄生动。
　　
　　 周小俊，语文教师，现居江苏南通。责任编校：王 玲

• 周小俊： 对谐音因素的几点思考　/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