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扬雄　审美范畴　丽　文学自觉　理论发端
　　摘　要：扬雄的审美范畴“丽”来自其审美命题“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而“丽”的提出开启了“文学的自觉”理论探讨之先河。在此之前，“丽”只是偶尔被使用，到了扬雄才真正把“丽”作为审美范畴，文学自觉的标志性特征(即具有审美特性)已在“丽”中显现端倪。扬雄也为“丽”附设了“则”的政治、社会功用等制约因素。
　　
　　扬雄是西汉著名的文学家、美学家，他的审美命题“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对文学和美学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其中提出的审美范畴“丽”则开启了“文学的自觉”理论探讨之先河。下面，我从四个方面来展开论述：(1)扬雄之前的思想家对“丽”的偶尔使用；(2)扬雄正式提出作为审美范畴的“丽”；(3)“丽”这一审美范畴的提出，开“文学的自觉”理论探讨之先河；(4)扬雄为“丽”附设的政治功用对其以后创作的影响。
　　
　　一、扬雄之前的思想家对“丽”的偶尔使用
　　
　　在孙诒让的《墨子闲诂》中记载了《墨子》佚文，其中有一段提到“丽”：“故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墨子认为，实用价值是第一位的，审美价值是第二位的，必须先满足实用价值，而在满足了实用价值之后，还是可以追求审美价值的，比如说衣服，首先要能够保暖，然后方可去追求华丽好看。《韩非子·解老》曰：“是以圣人不引五色，不淫于声乐，明君贱玩好而去淫丽。”韩非子认为圣人不应该沉湎于声色娱乐，圣明的君主应该抛弃对各种宝物、玩具的爱好，舍弃多余的华丽。韩非子以功利主义眼光对“丽”持贬斥态度。《荀子·非相》曰：“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弃其亲家而欲奔之者，比肩而起。”荀子对一些男性专注于自己容貌的美丽而不加强内心修养持否定态度，对美丽本身，荀子并未直接进行排斥。《淮南子·诠言训》曰：“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为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为丽；歌舞而事为悲丽者，皆无有根心焉。”《淮南子》认为，不能矫揉造作地故意去追求感人和美丽，从事于歌舞等艺术活动要有内心真实的冲动和要求，至于在内心真实的情况下，歌舞所表现的感人和美丽，倒也并不需要排斥。
　　
　　二、扬雄正式提出作为审美范畴的“丽”
　　
　　或问：“景差、唐勒、宋玉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法言·吾子》)
　　《法言·君子》：“文丽用寡，长卿也。”扬雄认为，诗赋等文学作品首先要做到“丽”，这样才称得上合格的文学作品；其次，文学作品的“丽”不能过于泛滥，要符合一定的法则；再次，文学作品应该起到一定的社会功用，否则，在以济世拯民为己任的扬雄等文人眼中，那只能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
　　首先，为了追求“丽”，扬雄早年“好沉博绝丽之文”，“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汉书·扬雄传下》)。其次，为了追求“丽”之“则”，扬雄尽量做到“发乎情，止乎礼义”，他的《蜀都赋》赞美祖国的锦绣河山和劳动人民的生活，《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都对帝王采取了正面规劝的态度。再次，为了达到“丽”之“用”，扬雄逐渐加大了讽谏的力度，在《长杨赋》的序中，他公开点明写作此赋的目的：“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而一旦发现大赋的讽谏根本不被帝王所采用时，扬雄干脆“辍而不作”大赋，改写抒情或讽刺小赋，并且潜心撰写《太玄》《法言》《方言》来解答人们对世界本质的困惑、澄清儒家思想、帮助人们了解全国各地的方言。
　　
　　三、“丽”这一审美范畴的提出，开“文学的自觉”理论探讨之先河
　　
　　人们通常认为文学的自觉形成于魏晋时期，但是我们通过研究“丽”这一审美范畴，发现其实扬雄已经开启了“文学的自觉”理论探讨之先河。我们拟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1．扬雄之前的文学现状。首先，在扬雄之前，文学多与哲学、历史和应用文书相混杂。《老子》《庄子》《孟子》《淮南子》等著作，虽然都写得很有文采，很“丽”，但它们都首先是哲学著作；《史记》虽然被鲁迅称为“无韵之离骚”，但它首先是历史著作；李斯的《谏逐客书》虽然“文章辞采华美，排比铺张，音节流畅，理气充足，挟战国纵横说辞之风，兼具汉代辞赋之丽”，但也只是应用文书。其次，很多著作缺乏文采，像《论语》《春秋繁露》等著作，很多是大白话，说清了道理以后，就没有什么文学欣赏价值。再次，即使是以纯文学题材出现的赋，在西汉前期也有一些缺乏文采，不怎么“丽”。我们来看公孙诡的《文鹿赋》：“?鹿濯濯，来我槐庭。食我槐叶，怀我德声。质如湘缛，文如素綦，呦呦相召，《小雅》之诗。?丘山之比岁，逢梁王于一时。”这篇赋只有“?鹿濯濯”、“质如湘缛，文如素綦，呦呦相召”等几句对鹿的简短描写，不能让人们形成关于鹿的具体审美意象。
　　2．扬雄对“丽”的重视与拓展。扬雄认为，不管是赋的“丽以则”还是“丽以淫”，它都脱离不了这个“丽”，赋作为文学作品，光有纯正的内容还不行，还得有文采之“丽”，“丽”就是判断是不是赋的标志。《史记·扬雄传第五十七下》：“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他认为赋应该写得华丽至极，让别人没法超越自己，这样才算是合格的赋。“则”则是判断“好赋”的标志，“淫”则是评定“坏赋”的标准(即“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这样，扬雄就把前人忽视“丽”的做法，扭转为把“丽”作为文学作品的先决条件。为了达到赋之“丽”，扬雄从四个方面精心策划。一是潜心钻研司马相如，模仿起点高。二是描写时面面俱到、有气势、刻画精细。比如《蜀都赋》写了蜀都名称的由来、地理位置、丰富的物产，山高水急，树茂草美，水产蔬菜，丝锦餐饮，游乐风俗，真可谓面面俱到。再比如《甘泉赋》写汉成帝去甘泉宫时车仗的气势：“流星旄以电烛兮，咸翠盖而鸾旗。敦万骑于中营兮，方玉车之千乘。声砰隐以陆离兮，轻先疾雷而?遗风。凌高衍之??儋猓???苤?宄巍５谴?侄??天门兮，驰阊阖而入凌竞。”车仗之快犹如流星电烛，车仗之大有万骑千乘，车仗行进的声音就像打雷，车仗踏山涉水，车仗到了天帝之门、寒冷的极地。这些描写非常有气势。再比如《蜀都赋》写竹子就非常精细：“其竹……野?纷鬯。宗生族?纾?∶?缑馈：槿芊尬??籽锷︳狻Ｓ敕缗?希?薪?躺剑?白涠?稹＝岣?糯樱?钛苠囊啊Ｈ舸苏叻胶跏??倮铩！闭舛胃巢坏?戳酥褡拥钠分郑??以谛粗褡拥亩??保?此?胺籽锷︳狻薄ⅰ坝敕缗 [##] 拖”、“寻卒而起”、“结根才从”，竹子就像人一样会搔首弄姿，和风一起嬉戏，会突然出现在你的眼前，刚从土里冒出来就盘根错节，这种描写非常的精细，没有仔细的观察和神奇的想象是写不出这种传神的文字来的。三是想象瑰丽、奇特。比如《羽猎赋》写汉成帝羽猎仪仗之盛大：“青云为纷，红?为环，属之乎昆仑之虚，涣若天星之罗，浩如涛水之波。”车仗以青云为旗帜的飘带、以彩虹为飘带上的环，它长到昆仑山上去了，它就像星空一样繁密，它就像涛水一样汹涌；这种想象超越了理性逻辑，显得非常的瑰丽、奇特。四是多用华丽的词藻，显得色彩斑斓。比如《蜀都赋》写树上的花：“百华投春，隐隐芬芳。蔓茗荧郁，翠紫青黄。丽靡?ぶ颍?艋咏醪夹澹??⒚①馕薹?！贝禾炖戳耍?倩ㄆ敕牛?魃系囊蹲勇搪痰摹⑶嗲嗟模?魃系幕ù洹⒆稀⑶唷⒒疲?魃?杂校?秃孟衽?狭私跣澹?ＣＮ薇摺Ｕ舛蚊栊聪缘么试寤?觥⑸?拾哽怠Ｑ镄弁ü?馑母龇矫娴淖帕γ杌??肥凳蛊涓炒锏搅艘恢值浞缎缘摹袄觥薄
　　3．文学自觉的标志性特征已在扬雄的“丽”中显现端倪。一提起“文学的自觉”，我们就会想到鲁迅先生说的“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对此，张少康先生在《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一文中提出异议：“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是从战国后期(楚辞)的创作开始初露端倪，经过了一个较长的逐步发展过程，到西汉中期就已经很明确了，这个过程的完成，我认为可以刘向校书而在《别录》中将诗赋专列一类作为标志。”这是从文学创作实际出发对文学自觉时期归属的争论。至于古代文学理论界的论述中，谈及文学的特点时，其思想里有文学自觉意识萌芽的又始自何人呢?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卷)认为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从这种观点来看，扬雄的审美范畴“丽”可谓抓住了文学自觉的最主要特性，即审美特性，因而开启了“文学的自觉”理论探讨之先河。詹福瑞先生在《中古文学理论范畴》中也认为“丽的自觉，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文学的自觉”。而且“丽以则”也体现了文学的受制约性。在扬雄看来，文学应该抒发蓬勃的情感，但应该有“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限制；文学可以描写娱乐生活，但应该牢记讽谏功用；文学可以想象虚构，但应该在情感逻辑上真实可信。
　　
　　四、扬雄为“丽”附设的政治、社会功用对其以后创作的影响
　　
　　扬雄要求赋等文学作品具有讽谏、劝阻以帝王为代表的统治者的社会功用，他的这种意图以失败而告终。因为文学不像法律一样有严厉的管束作用，文学也不是道德准绳，文学主要的功效是愉情悦性。扬雄后来否定赋的价值，认为它劝百讽一，决定不再作赋，这主要是对大赋而言，抒情小赋他还是作了几首。他对赋的否定，除了赋“劝而不止”的政治无能以外，还因为写赋的人的地位类似俳优。当然，这只是文学外部的因素，并非文学之“丽”的罪过。扬雄深知：文学应该以“丽”来打动人；至于统治者们读了赋以后反而“仙仙然有凌云之气”，这并非文学自身的原因所致，而是其淫心泛滥所致；汉大赋既然无力承载政治功用，那就可以甩脱政治功用，成为不再依附政治、教化功用的较纯的文学品种。
　　这样一来，扬雄后期的创作就分四条路走。一条是纯著述之路，在《太玄》、《法言》、《方言》这些著作里，他尽量抛弃“丽”，采用晦涩、艰深、生僻的词语来表达其高深莫测的思想。第二条是抛弃政治使命的抒情小赋之路，包括《太玄赋》《逐贫赋》《酒赋》《解嘲》《解难》等，它们显得“清新、自然、美丽”。比如说《逐贫赋》就奇思妙想地把“贫”拟人化为作者的一个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把安贫乐道写得那么的富有诗情画意。第三条是带政治功用的应用文体，包括《上书谏勿许单于朝》、十二《州箴》、二十一《官箴》，它们的道德说教意味很浓，在“丽”的方面没有什么可贵之处。第四条是迫于政治压力，硬着头皮写的应用文体，包括《赵充国颂》《元后诔》《剧秦美新》，它们虽然写得很“丽”，但由于感情不真实，显得言不由衷，多为后人所诟病。由此看来，扬雄一生都未抛弃文学的“丽”和“社会功用”，他始终在探索着两者的最佳平衡之路。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万志全，江西东乡人，文学博士，赣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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