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说来，沈从文的小说有两类：一类是感性的小说，一类是智性的小说。感性的小说，主要触及你的心灵和感觉；智性的小说，主要触及你的大脑和理性。感性的小说，沈氏主要使用了右脑半球；智性的小说，沈氏主要使用了左脑半球。感性的小说，是沈从文用左手写成的；智性的小说，是沈从文用右手写成的。我们把这两类小说分别命名为：感性小说和智性小说。
　　沈从文的感性小说，主要是以湘西为自然或人文背景的抒情性小说，其主要人物都是乡土中或地方传说中的人物，如《边城》《萧萧》《三三》《龙朱》《柏子》《阿金》《丈夫》《会明》《夫妇》《旅店》《黔小景》《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等。沈从文的智性小说，则主要以现代都市为背景的讽刺性小说，其主要人物为知识分子以及绅士等所谓的上等人，如《八骏图》《绅士的太太》《某夫妇》《有学问的人》等。下面，对这两类小说进行对比式的阅读分析。
　　一、地域及人文背景方面。沈从文的感性小说，主要是以湘西为自然或人文背景的，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人文环境，沈氏的这类小说洋溢着楚文化浓郁的浪漫精神和田园牧歌式的抒情韵致。这是沈氏的感性小说为评论者称道并为读者所喜爱的重要原因。
　　而沈从文的智性小说，则主要以现代都市为背景。都市生活的单调、刻板、平凡，给这批小说披了灰色的理性的外衣，缺少了以湘西为背景的感性小说的抒情特色和独有的灵性。但在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深刻性上，智性小说比感性小说则更胜一筹。
　　二、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沈从文的智性小说和感性小说中的人物也有很大差异。感性小说中的人物，多数是山民、兵士、船夫、妓女、地保、行脚商等人，这些人基本上属于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人们。在他们身上保有了湘西边民身上最为传统的质朴与美好，他们重义轻利、诚实守信、热爱自然，他们热情、勇敢、正直、善良、纯洁、高尚，他们以最自然的方式，按着生命的本能生活着。即使属于乡村的上层人物，用阶级分析的话来说，那些属于剥削阶级或统治阶级的地主或乡绅们，也并未失却最为基本的人性和良知。
　　与此相反，以反映都市生活为主的智性小说中，它们的主人翁多数是知识分子或者绅士等所谓的上等人。这些人为现代文明所扭曲，或心理扭曲变态，或虚伪狡诈，最终远离了最为基本的人性，同时，失却了生命力。正如他在《绅士的太太》开篇所说，“我不是写几个可以用你们的石头打他的妇人，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同时，他又认为这些人是“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成了一些“近于被阉割的侍宦”。
　　例如，感性小说《边城》中的翠翠、《萧萧》中的萧萧，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湘西小女子。翠翠纯洁天真，故事中展示了她或清晰或朦胧的纯洁的爱情；而萧萧的失身怀孕，似乎与礼教和伦常不相合，但也不失为自然生命力的流露。同样是女性人物，智性小说《绅士的太太》中的太太和三姨太、《如蕤》中如蕤，则大不相同。绅士的太太以及三姨太充满心机和诡计，她们所谓的“爱情”，其实是违反基本伦常的淫乱的代名词。而作为知识女性的如蕤，则有些像丁玲《莎菲女士日记》中女主人公莎菲。莎菲是个由于觉醒以后无路可走或别无选择，而在心理上有所扭曲的新女性，是个时代的悲剧形象；而如蕤虽也有相似之处，她固然也在追求某种爱情，但她的爱情心理基本处于亚健康状态，如蕤与莎菲相比，她更少一些内在的痛苦，更多几分迷茫和失落。莎菲因没有好的爱情结果，而放逐自己，在虐待别人的同时自虐；而如蕤则是有了爱情的结果，则立即放弃，她要的仅是爱情的过程，而结果是无所谓的。因此，如蕤的爱情过程具有了游戏和表演的色彩，这是心理不健康的表现。这两个“爱情病人”，一个是因社会而病，一个则是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携菌者。因此，虽然如蕤不像的绅士太太和三姨太丑恶可憎，但与纯洁、天真、追求爱情的翠翠以及在朦胧中释放自己的生命力的健康的萧萧放在一起，同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三、小说的主题方面。感性小说和智性小说在主题上也有着很大的差异性。感性小说完成了沈从文的道德和人性理想，正如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所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面上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悖于人性的人性形式。”这一段话，可以说是沈从文对自己以湘西为背景的感性小说主题的最好注脚。
　　而智性小说的主题，则是“设镜”，这镜不仅是给所谓上等人设的，也是给中国文明的发展所设。《绅士的太太》中的绅士与绅士太太，每日都生活于谎言和欺骗之中，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维持其文明的外表以及体面的秩序。《八骏图》中的作为中国知识精英的教授们，其实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精神的病态症状，他们受现代文明的压抑，生命活力退化，性意识扭曲，根本无法承担起重塑民族灵魂的重任。
　　当然，湘西并非一片净土，沈从文的感性小说中，也写到一些负面的东西，如《柏子》《会明》《丈夫》中表现出来的雇佣制、童养媳制、卖淫制。同时，也写到了由于现代文明的侵入，带来古老的湘西的变化，“‘现代’二字到了湘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的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沈从文《<长河>题记》)但这正是从另外一角度，揭示了现代文明对古老社会传统的侵蚀和破坏。
　　还有一类小说，是湘西与都市的重叠或者交合，比如《虎雏》《灯》等小说，其实，这类小说是以湘西为背景的感性小说的延伸，但发生的背景是都市，在写作方法上亦是智性化的写作。因此，这类小说其实也应该归纳为智性小说。这类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沈从文这两类小说的主题。
　　从表面上来看，在沈从文的笔下，感性小说中的湘西世界是个包括“神性”在内的人性世界，而智性小说中的现代都市，则是一个变态世界。而究其实，沈从文在感性(抒情)小说以及智性小说中表现出的两个主题，其实是互为表里的，他一方面提出一个正面命题，一方面又提出一个负面的命题。在相互比较、相互印证、相互阐发中，提出了作者重塑国人灵魂的伟大理想。这一点，在《虎雏》《灯》等湘西和都市遇合的小说中，表现得就更为明显。
　　四、小说的美学风格。由于上述地域及人文背景、人物形象、主题等方面的不同，沈从文的感性(抒情)小说与智性小说在美学风格上也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特征。沈从文的感性小说基本上是感性的、抒情的、优美的、感伤的，像一首悠长绵远的牧歌，余音袅袅，深深撞击着读者的心灵。而沈从文的智性小说的基本风格，则是理性的、冷峻的、深刻的、讽刺的，像一把现代人灵魂的锋利解剖刀。
　　因此，沈从文的小说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特征，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两种美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向我们证明了沈从文写作路子的宽广。就像一个大演员可以演各种不同的角色甚至是身份和性格反差很大的角色一样，沈从文的感性小说和智性小说的成就，再一次证实了沈从文作为一个“文体家”的创作实力和创作实绩。
　　五、小说的写作技巧及语言。从写作技巧上来看，沈从文的感性小说在写作技术上更近于自然；而智性小说，则多少表现出一些操作的痕迹。感性小说写的是沈从文最为熟悉、最为赞赏、最为怀念的生活，它们是从作者心灵和生命深处里流出来的灵泉活水；智性小说则是进入现代都市后的观察和随感，他是沈从文用“乡下人”和“智者”的眼光充分打量后的产物，是有意为之的，是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如果以中国画作比，感性小说是沈从文写意式的自由挥洒，洋溢着他作为一个作家天才式的灵性和才情；而智性小说则是沈从文工笔化的匠心独运，展示了沈从文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的睿智和深刻。
　　沈从文的感性小说和智性小说在语言上也有相当差别。感性小说的语言带有湘西方言土语的生命力和灵性，更自然，更活泼，更有语感，在阅读中也更有韧性；而智性小说的语言虽然峭拔、机智，但更书面化、学者化，与感性小说的语言比起来，不够润泽，甚至略显干燥。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王勇，南京大学中文系2003级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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