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狂欢　民间　性爱　乌托邦理想
　　摘 要：鲁迅与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罕有的对草根世界抱有极大热情的作家。他们站在民间文化的立场上，以性爱为利器，批判了主流文化的颓靡与虚弱，表现出新鲜独特的审美倾向与价值立场。“物质与肉体”在他们的创作中具有乌托邦意识形态的特征。因此，从狂欢诗学出发研究鲁迅与沈从文不失为一个好的理论视角。
　　
　　狂欢是文明之源，是史前时期原始初民的生存状态。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理性思维占据宙斯山顶，狂欢生活逐渐退守底层，沉积民间，随文化生态的变更而消长起落。在巴赫金向人类揭开狂欢生活的璀璨面容之后，人们才有可能使用狂欢诗学——这一崭新的诗学理论去解释许多为传统文学理论所不能阐发的文化现象与文学创作。虽然巴赫金的狂欢诗学以西方文明发展史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但并不意味着中华文明是个例外。它也依然存在着以传统儒道为主流的意识形态与寄托着向往自由、平等的乌托邦意识形态的潜在对立，在体制文化的巨手捂不住的隙缝之间，仍然听得到来自狂欢广场上放肆而倔强的笑声。中国历史上四个文化争鸣的伟大时期——先秦、魏晋、晚明与五四，正是这两种意识形态激烈交锋的时期。它们均处于一种传统价值观念、精神信仰全面崩溃以及文化与政治的威权风光不在的状态，这正是巴赫金所说的边缘化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生态。它看似断裂混乱，实则是孕育狂欢生活、酒神精神最丰厚的精神与物质土壤。因此，这四个时期无不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史上最众声喧哗、生气勃勃的时期。弥漫其中的人性的沉沦、放纵、反叛与疯狂又使这四个历史时期成为形上的精神搏斗与形下的肉欲狂欢奇妙结合的人的发展史。
　　五四作为最激进的全面反叛传统文明的时期，以巨大的学理支撑以及英雄群体生命力光辉的释放，提升放纵欲望沉湎世俗为真正的个性解放之声。“重估一切价值”的宣言深入人心，打破了主流意识独统的局面，造成了人人皆可言说，但人言言殊的颇富对话精神的文化氛围。作为五四英雄群体中最为杰出的代表，鲁迅必定会感到时代狂欢化的精神氛围给予他的深刻影响。同时，对于这位生性酷爱杂览野史、认同尼采酒神精神、一生浸淫浙东激越而诙谐的民间精神的学界精英与文坛巨匠来说，与主流意识时时抵牾是极自然的事。鲁迅是五四时期致力于整理研究、继承民间文化的一股中坚力量。早在一九一二年他就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提出：“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足见鲁迅对民间文化重视程度之一斑。然而鲁迅与民间文化的渊源远不止于研究与被研究的关系。一九零八年后，“十年沉默的鲁迅”以抄录古书、临碑帖沉潜自己、总结自己，对乡邦文化投入了巨大的热情，编辑了《会稽郡故书杂集》等。一九二六年，鲁迅屡遭排挤，由北京至厦门，面朝大海独居石屋的孤寂荒寒的生活中，鲁迅开始了《朝花夕拾》的创作，对故乡民间的依恋又一次成为苦闷生活中作家诗情勃郁的原动力。一九三六年，在他去世前夕，鲁迅写下了与他儿时记忆与民间体验有关的散文，《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等，充满温爱的气息，显示了鲁迅的别样情怀。在生命的每一次低谷，鲁迅都与民间世界相依相伴，这与知堂先生兴味盎然地打量俗世民间或刘半农好以民谣入诗大不相同，而实实在在是一种与生命不可分离的精神联系。民间文化好似人类文明的童年期，是未受浸染的文明化石，留存至今依然栩栩如生，散发着生机勃勃的生命力量和生生不息的破坏力与创造力。鲁迅为之热血澎湃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
　　随着五四的悄然落幕，狂欢化的时代氛围已不复存在，乌托邦的诉求已变为民族救亡图存的呼声。但鲁迅的遗产仍有继承，如果我们以真正开放的心胸重新打量中国现代文学史，就会发现“秋坟鬼唱，不乏同好；青林黑塞，犹有知音”。湘西就是一块孕育与主流意识形态、强势思潮相对抗的边缘文化的神奇土地。它是沈从文艺术创造的渊源，其重要性显然不是单作为故事发生的地点存在，而是和文学史上其他著名的地域如鲁迅的鲁镇、老舍的北京城一样是一种文化的表征、一个被充分意象化了的文化符码。湘西地处偏隅、交通不便，数族杂居，民风剽悍，历来巫风盛行、神人交通，时至近代，仍少变更，呈现出与鲁镇的儒家文化、北京的承平文化市井俚俗完全不同的边地景观与原始氏族遗风。可以说，湘西造就了沈从文的妙笔天成、清新文章与别样风采。南楚巫地的丽露恩泽以及少数民族血统哺育了沈从文纯出天授的民间情怀。也正是这种非一般知识分子所能拥有的纯正的民间气质使得沈从文的性爱小说与诸如郁达夫、叶灵凤的性爱小说貌相似而质不同，呈现出狂欢文学所特有的乌托邦的理想诉求与生命情怀，也使得沈从文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细腻表现原始初民狂欢化生活的第一人。
　　沈从文带着新鲜触目的气息登上文坛，其小说狂欢精神最集中地表现在湘西边民对情爱狂热赤裸的表达与放浪无忌的行为中。此时的沈从文的确称得上是朴拙的民间诗人。他津津乐道于龙朱、虎雏们任性使气、好侠尚武的精神气质；乐而忘返于苗家山寨狂欢化的祭祀乐舞与傩巫之风；当然，他更加信笔纵横、沉迷留连的还是深山密泽中充满世俗欲望、不假修饰的原始情爱。《野店》《旅店》多涉笔过往客商与野店老板娘的野合；《雨后》《阿黑小史》则干脆不厌其烦地渲染青年男女热烈交欢的场面；《柏子》的着意处显然是在欣赏吊脚楼妓女与水手酣畅淋漓、真淳热情的原始情欲；《神巫之爱》的民间情爱笼罩着神性唯美的光芒，但在神巫的浪漫行止中仍有赤裸的肉欲表达；甚至在《边城》《三三》这样极为内敛含蓄、不着人间烟火色的作品里，也大量存在着雨、云、水、鱼等暗示性爱的民间意象，它的隐而未发显示着沈从文这个乡下人褪之不去的乡野本色。主宰这一方山水的显然不是什么道德律令、人伦秩序，它自有它的神。人性在这里表现为顺乎自然、与原始契合的自在的生命意识与生命行为。野性美被张扬到了极致。沈从文的特别处不在于给文坛提供了多少极具地域特色的民族风情画，而是他大胆描摹性爱的笔触以边缘文化和原始倾向的姿态挑衅了主流文化与汉文化的审美传统与道德规范。沈从文由性爱来表达狂欢精神，鲁迅也有此思路。可亲可爱的鬼世界、殊与礼教有防的迎神赛会、仍未招降变质的民间戏剧，都是众生狂欢的广场。五猖会俨然一个与正统文化分庭抗礼的异质化的民间世界。它为儒生士子们所不齿，也不容许妇孺驻足观赏，惟有“游手好闲的闲人”趋之若鹜、乐此不疲，显然这是一个只属于草根民间的世界。梅姑庙与五猖庙供奉着生前是贞节烈妇死后却抢别人丈夫的神鬼和眉眼传情的少年男女。在这个鬼世界里倒是充满了热辣辣的情欲、复苏的人性与饱满的生命活力。戏剧其实就是被压抑的人性光辉与生命意志怒放喷勃的狂欢舞台，是对现实生活的暂时性超越与想象性的慰藉。巴赫金认为：狂欢是一种本然的生活，它就是生活本身，没有任何外在权力的制约而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游戏方式。人们正是藉此开现实秩序的玩笑，寻找逾规越矩的放肆，表达着对自由生命的渴求。鲁迅将狂欢化的生活寄生于生活边缘、虚拟的戏剧舞台上；沈从文则干脆将整个湘西处理成情欲怒放、狂野不羁的狂欢广场。虽然鲁迅未有沈从文化外之人的幸福，但他将狂欢的触角伸向佛堂禅院，在最规矩绳墨的地方表达着最离经叛道的思想行止，其情其势不输沈从文，而更有一种剑拔弩张的味道。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中，鲁迅对既吃荤又不戒色的和尚表现出极大的好感，避而远之的却是正襟危坐、修身禁欲的大师兄弟。在庄严整肃的神祗佛像前纵酒狂欢、恣意妄为，这亵渎神佛的和尚成为最具颠覆意义的经典形象——废黜所有清规戒律，为一切装腔作势者施行“脱冕”仪式。不知当年汪曾祺创作《受戒》时可否受到鲁迅的启发。
　　狂欢诗学指出，“物质与肉体”是民间笑谑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狂欢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具有深刻而积极的意义。它揭示了世界“肉身化”的本质，揭示了狂欢其实就是这种肉身化的生命意识“在边缘状态里的爆喷”。“物质与肉体”在沈从文的小说中象征着包孕万物，预示着交替与更新、死亡与再生的精神。沈从文在《神巫之爱》中宣布“像是天许可的事，不去做也有罪”，性爱在湘西人的眼中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一尊与自然一样尊贵无比的神。在《连长》与《参军》中甚至成为众生狂欢的盛宴。爱情在这时被剥离为原始情欲，去掉了一切后天的文明强加于人的浮华与雕饰，赤裸的情爱表达令人血脉贲张。爱情的内容并不重要，沈从文看重的是情爱最为本质的物质与肉欲层面，它的明朗与自由，即使猥亵也因其痛快淋漓毫无扭捏的直陈无隐而自有一股刚劲明丽的风貌。它同“一切自我隔离与自我封闭相对立，同一切抽象的理想相对立，同一切与世隔绝和无视大地和身体的重要性的自命不凡相对立”。正如沈从文所说：“倘若一切出自生命本身的呼声，都有其庄严的意义。”沈从文铺写了大量“荆蛮陋俗，词既鄙俚，其辞亵漫荒淫”的山野民歌，也具有“宇宙与全民”(指改变因官方性的介入形成的严肃、刻板、独白的世界景观，而构筑一种有别于官方的非官方生活，即宇宙生活，服从宇宙创生的大规律，使世界狂欢化。《狂欢诗学》第113页)的性质，流淌着鲜活饱满的自由气息与生命激情。它当然不再是平常人们所说的下流，而就是要用这近乎猥亵的手法消解假道学、假崇高、假神圣，将他们拉下神坛，使之充分肉身化、世俗化，成为普罗大众的一分子。沈从文曾拿《柏子》与《八骏图》作比，《八骏图》穷形尽相地描绘了智识阶层的虚伪作态与道貌岸然，在他们衣冠楚楚的表面下是变态情欲和肮脏龌龊的心理意识与荒谬行为。生机勃勃的情欲释放与被“阉割过的侍宦观念”，抹布阶级与知识分子，作者的爱憎褒贬一目了然。在沈从文构筑的性爱狂欢的广场上，体面绅士、知识分子与贩夫走卒、樵夫渔妇并无本质的不同。在性爱呈现民间生命真淳自然的意义上，沈从文嘲笑了“拘谨、小气，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的萎靡生命。
　　同样描写性爱、同样挑衅了主流文化的规约与道德束缚，沈从文与郁达夫的性爱描写却有着迥乎不同的美学理想、文化担荷与生命情怀。郁达夫的小说深刻体现了五四时期小资产阶级的精神状态与情感诉求。零余者们沉沦下潦、逆志违行、放浪形骸，发出了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虚弱呼声，传达出梦醒了无路可走的小知识分子无力改变社会与自己命运的心灵史。毋庸讳言，郁达夫的性爱描写因有对封建道德的反叛和弱国子民的悲戚喟叹而提升了它的精神境界。但它永远局限在小资产阶级的自恋自悼中，无力改变现状，只有在放纵的欲望中沉沦下去，这决定了郁达夫所展现的性爱的畸形与变态，其反抗的疲病与虚弱，他的精神世界的局促与狭小。他绝不可能像沈从文表达性爱时采取广场化的存在方式，氤氲弥漫着边地之上敦厚雄浑、生猛活脱的生命回响，让天地万物、晨昏雨露、四时八节、流水青山见证率性而为、天真狂放的性爱狂欢；也不可能拥有鲁迅处理人之起源、文明诞生时的举重若轻，描写性爱、甚至猥亵时的轻快与调侃。沈从文的性爱小说没有纠结酸涩苦痛的家国内容，没有缠绕食与色、生与性的苦闷穷愁，它纯粹得多，完全呈现形下的性爱内容。其小说中人物个性与面容模糊不清，说明沈从文仅仅将这些浮雕般的人物群像视作表现性爱的双方，四狗与花狗大们的真实内涵不在于给文坛留下多么个性饱满的形象，而在于他们凸显了一种雄强的精神气质，表征着一种文化形态与生命力量，作为相对于主流文化的民俗个体，相对于城市文明的乡野生命，相对于强势思潮的边缘人群存在。就美学理想而言，沈从文的小说犹如一曲信天游，山野之气扑面，是积极的；郁达夫的小说未脱狭邪传统，仍做着士大夫倚红偎翠、如堕春闺的旧日绮梦，不乏消极的成分。就文化担荷而言，诗意葱茏、被充分审美化的湘西世界的背后，正是有着真正的世俗精神、真实的民间文化力量，具诙谐精神；凋零凄苦的零余者生涯展现出的却是小资产阶级与士大夫的利己主义的生活方式，有淫的气息。就生命情怀而言，同样是猥亵，郁达夫有的只是放纵，沈从文的世界却有自由；同样是反抗，郁达夫是沉沦的，沈从文却充满力量，湘西是全民回归自身、回归生命的圣殿。物质与肉体在沈从文的小说中表现出：“不属于单个的生物学个体，也不属于个体的利己主义的‘经济’的人，但他仿佛属于人民大众的、集体的、生育的身体。”沈从文的性爱小说不仅是对封建伪道德的反讽也是对资产阶级萎靡沉沦的精神状态的一种蔑视，正如前所说：沈从文反对的是封建文化与殖民文化交织而成的畸形文明。沈从文较郁达夫更深刻地体现了全民自由与狂欢的生命精神，也恰是在这个层面上，二者截然对立。
　　物质与肉体所具有的狂欢精神、猥亵饱含的颠覆意义同样存在于鲁迅的小说《补天》中。怎样理解“油滑”，是《故事新编》中最令人瞩目的焦点。鲁迅声言自己很讨厌陷入“油滑”的泥淖，然而事实上，这种被他称作“庸俗”的笔法历十三年而未改，从最初的稍加渲染发展为整个“故事”赖以“新编”的艺术支撑。这的确是耐人寻味的，也因此令研究至今仍歧见迭出、备受争论。我认为“油滑”的真正内涵与深刻意义绝不仅仅是《故事新编》最突出的艺术风格与美学风貌。正如曾对“油滑”作出过精彩阐释的郑家建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把‘油滑’理解为一种观察人生世相的特殊眼光，是一种对社会历史文化独特的认知方式。”如果我们承认特定的文学表现方式总是反映着特定的精神结构，我们就应该询问《补天》戏拟的语言、调侃的态度、怪诞的风格之下究竟掩藏着作者怎样的心灵世界与生命体验。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解释“油滑”的缘起是愤懑于封建伪道德“可怜的阴险”，正如性爱之于沈从文的重要意义绝不是题材这么简单，甚或不是人性美丑真伪的试金石，而是作者不如此就不足以表达内心燃烧着的狂欢化的情绪，“油滑”之于鲁迅庶几如此。于是在女娲的两腿问出现了古衣冠的小丈夫，人类辉煌的创生史以及文明诞生史仅仅是因为女娲的性苦闷。神圣与无聊、崇高与卑下、庄严与俚俗、富贵与贫贱、上等与下等、优与劣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还原为物质与肉欲这个人性最本质的层面。“性”在封建伪道德的眼中被视作淫乱肮脏而讳莫如深，然而在“油滑”的视域中，现实世界的一切失去了合理性，呈现出荒诞、滑稽、反人性与反生命的本质。“油滑”因此具有“节庆欢乐”的性质，它是人民大众对官方意识形态主张禁欲、丑化压制人欲的反讽。同时，“油滑”犹如一面哈哈镜，将所有光鲜耀目、堂而皇之的人、历史、文化、道德、君子变成狂欢广场上装傻卖疯的小丑、狂人与无赖。于是伯夷叔齐不再是饿死首阳山、忠贞守节的志士，而是于小穷奇的淫威下张皇失措、气节散尽的小丑。于是虚谈理论、满口空言、坐而论道的庄子在粗蛮鄙陋的汉子面前也只好现露原形：不过一个仍需衣蔽体、食果腹的普通人。当阿金姐笑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时，你会发现伯夷叔齐其实就是假借大义、窃取美名的酸儒伪士。当那个头顶小方格的“小东西”站在女娲两腿间向上看，却假模假样地背诵“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弄，惟禁!”时，你不自禁地会想到鲁迅所说：“历来的自以为正经的言论与事实，大抵滑稽者多。”油滑作为一种深刻的异于主流的人生观、世界观与文学表达方式，建立了暂时超越主流意识形态追求自由生命的“第二世界”与“第二生活”(指的是人民大众以诙谐因素组成的第二种生活，即人民大众的节庆生活。《狂欢诗学》第79页)。油滑手法与性爱题材使人们可以用无所顾忌的狂欢生活去瓦解、颠覆主流与权威，其间坦露出不无猥亵的物质与肉体的内涵是包孕万物的，具有全民与全宇宙的性质而蓬勃着旺盛的生命力。
　　《社戏》是鲁迅小说中情调最为明朗的，甚至你会觉得这样一篇充满快乐与美的小说怎会出现在狂痛呐喊之中。稍加打量，就会发现，小说中快乐、美与力量均来自作者对儿时看戏时的美好记忆，其实也就是对充满活力与自由的“野市”文化氛围的留恋。置身其中，可以嬉笑怒骂、放浪形骸，可以没大没小、无长幼尊卑。如同皮黄演出时，所有人都会忘记规矩绳墨、社会束缚，无所谓社会地位的悬殊、管什么等级制度的森严，“哪怕你铜墙铁壁，哪怕你皇亲国戚”。巴赫金认为：广场是一个崭新的时空体。来到广场上的是全体民众，他们享有官方统治的世界中的“治外法权”。乌托邦理想与现实人生能在广场上令人称奇地融合一体，它是一个全民性回归自身的圣殿。你能感到酣畅淋漓的自由精神与对自然生命形态的肯定与张扬，因此“社戏”的快乐与美才会这样纯然精粹。《社戏》在情绪模式、叙事模式以及主题模式上均与《故乡》《朝花夕拾》保持了一致，现实与回忆的复调中暗藏的“闹市”与“野市”的对立，与沈从文笔下的城市与乡村的比照意味相同。当沈从文将强悍伟美的生命力量置于乡村与都市的参照系中考察时，狂欢精神就代表了作家在自己的情感与精神领域内建立起了审美理念与道德批判标准，包含了对生命形上的美学思考。《夫妇》中那对青年男女不避礼教、类似野合的行为被认为是伤风败俗而不容于时，他们的遭遇正反映了审美理想与道德规范的现实冲突。因此《柏子》与《八骏图》的比较绝不是单纯的作品间的比较，而是沈从文有意为之的方式，贯穿了他的创作始终。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们，正是虚伪孱弱的城市道德造成了生命的荒芜简陋，表达了沈从文道德批判的热情与重回生命本身的审美追求。如苏雪林所说，沈从文正是想将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中国老态龙钟的病体之上。“暮气之作，污如死海”，我们拿什么拯救你，这样的文明现状。巴赫金说过，必须看到诙谐与民间笑谑文化的内在联系。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鲁迅也许是唯一一个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并用于学术研究与文学实践的作家。相较于鲁迅对儒释道墨法等中国大传统、主流思想文化的调侃与颠覆，《故事新编》反倒显示出作者对小传统——民间文化的肯定与喜爱。他把民间笑文化中蕴含的幽默智慧、审美精神，尤其是草根民间因身处底层而具有的否定权威嘲弄一切的“笑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鲁迅在《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中说：“士大夫是常要取民间的东西，将竹枝调整改成方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京戏由花部乱弹发展为雅部正乐，就是从全民狂欢化的精神产品蜕变为文人雅士怡情悦性的装饰。失去的正是敢于嘲弄与亵渎主流与权威的精神气质和狂欢化生活中所显示出来的健全理想的生命形态。鲁迅在此文中绝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管窥豹，由此引申出一个启人深思的大主题：民间文化由俗及雅是将自己“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上来”，从而成为主流与权威的“家班”。这必是以风干自身的生命力为代价的，“他(指梅兰芳)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以上均出自《略论梅兰芳及其他》)“盖文明之朕，因孕于蛮荒，野人?蜮财湫危?隐曜即伏于内。文明如华，蛮野如蕾，文明如实，蛮野如华，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当沈从文置身都市，有感于城市文明的诸种悖谬，写下一系列湘西故事时，他必定与鲁迅有相同的感慨：“我崇拜朝气，欢喜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这种人也许野一点，粗一点，但一切伟大事业伟大作品就只这类人有份。”(《篱下集·题记》)他们均将蕴藏于民间文化土壤中的狂欢精神视作复兴人类精神活力的处方，在上世纪的现代文坛上挑战性地高擎狂欢精神的浪漫主义战旗，坚持从生命元素与主体意志出发反抗与拒斥现代文明所体现的荒谬与吊诡，寄寓向往自由与平等的乌托邦诉求。
　　“鬼而人、理而情”的无常、“比别的一切鬼魅更美、更强”的女吊、执干戚而舞的刑天植根于“报仇雪耻之乡”的吴越传统，比沈从文笔下的龙朱与虎雏们更具强烈自主的反抗精神与自由意志。鲁迅更将自己的形影赋予黑须黑眼瘦黑如铁的黑衣人宴之敖者，“阿呼呜呼……”咆哮地裹挟着令人惊悚的反抗与赴死的意志远行，等待他的却是闹剧般的“大出丧”，悲剧气氛瞬间消弭于无形，幻化成节日狂欢的世界。它表达的不仅是对世界的否定也是对自我的怀疑与否定。这后一点，是沈从文小说世界中所没有的，它是一种更深沉的感慨与悲凉，一种浓得无法稀释的悲剧精神，决定了鲁迅最终将走向“彷徨于无地”的精神炼狱。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罗飞雁，文学硕士，黄山学院中文系教师。

• 罗飞雁： 集体主义文化下的英雄悲歌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4年第1期
• 罗飞雁： 纵酒狂欢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