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语言　情境　民间　现代性
　　摘　要：从乡村到城市，从湘西到北京、上海，从一个普通的乡下士兵到大学教授、大公报的主编，作为现代文学的一个传奇式人物，沈从文这个“乡野村夫”亲历着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他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现代文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他又是如何处理这些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对他在创作上的冲击，并形成自己独立的风格?本文作者试图以沈从文的语言问题作为一个基点，语言的问题始终是所有问题当中最为基本的问题。从湘西土话到现代汉语的转换过程中，沈从文经历着一个模仿、戏拟与再造的过程。
　　
　　对沈从文小说的研究，首先不能回避的就是对他小说语言的研究。沈从文的小说语言历来也是备受称道的。黄苗子、罗曼、苏雪林等都对沈从文的文字有很高的评价。苏雪林就曾将沈从文和鲁迅、茅盾、叶绍钧做过比较：“谈到沈从文作品的艺术，我有点意见想倾吐。沈从文作品艺术好处第一是能创造一种特殊的风格。在鲁迅、茅盾、叶绍钧等系统之外另成一派……他的文字虽然很有疵病，而远不肯落他人的窠臼，永远新鲜活泼，永远表现自己。”
　　然而沈从文的小说语言何以能保持新鲜独特的风格?我想一定程度上来自于沈从文对于文字的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正如他在《情绪的体操》一文中说过：“我的文章并无何等哲学，不过是一堆习作，一种情绪的体操罢了。是的，这是一种体操，属于精神或情感那方面的。一种使情感‘凝聚成渊潭，平铺成湖泊’的体操，一种扭曲文字实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实验它的硬性的体操。”沈从文所谓的情绪体操就是让语言处于不同的语境之中，从而体会不同的体验，或强化、或扭曲、或重摔、或变异，延伸出语言的多样可能性。
　　
　　一、民间化的话语形态
　　
　　现代白话在演变过程中，实际上也是以某种方言为基础而产生的，白话与方言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以往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只是关注到以北京话为基础的现代白话与文言之间的转换，就中国整个庞杂的语言体系而言，其他方言对于现代白话规范与活用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定意义上，只有方言才能包含丰富生动的口头语汇和深厚的内涵。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湖南方言对他创作的影响。特别是在他早期的文本当中，语句之间大量跳动着这种方言词汇。方言自在自为的形成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了影响了他组字方式和语句的调度。从一九二五年发表在《语丝》第三十三期的《福生》一文，我们就可以看到作家文本中大量用湖南方言：背夜书、烧火、筛颤、勾腰等。这些词语的造词方式充分显现了方言词汇的形象性，勾腰对应的是现代汉语的弯腰，而筛颤加了一个筛字，活灵活现地再现了颤抖的样子。沈从文的语言一向是以生动形象著称的，刘西渭先生曾经对于沈从文小说这样评价：“他不破口而道出，却无微不入地写出。他连读者也放在作品所需要的一种空气里，在这里读者不仅仅用眼睛，而且五官一齐用——灵魂微微一颤，好像水面粼粼一动，于是读者打进作品，成为一团的谐和。”在沈从文的文字王国中，我觉得这种鲜活的生命形态更是建立在以感官为本位的文字书写上，这使得沈从文的文字极具画面感。很显然，不同于当时所盛行的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沈从文民间化的话语形态还在于在他的小说当中形成了一套独有的话语体系，沈从文似乎有意地将自己和当时的主流话语形态相区别。《三三》中反复提到的鸡蛋，《边城》中不断提到的磨房、白塔、狗、虎虎叶子，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当中都有了新的象征意义。在这样的文本当中，沈从文建构起自己独有的一套象征体系，他很擅长于构建出这种人与景的契合，即使是四时的变化，落雨、薄云、炊烟，在他的语言世界里也不断地生长出崭新的情致，在传统的白话之外延伸出自己独特的诗的境界来。
　　
　　二、语言即情境
　　
　　语言的问题基本上是所有作家所面临的一个首要的问题，一个作家要确立自己的风格，就得先确立其语言文字的风格。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置身于具体语境的存在，并与其保持着一定的逻辑关系和指涉关系。当一种语言从一个语境转向另一个语境时，不仅在语言的形式上，其背后所富有的内涵也可能发生相应的变异和延伸。沈从文所谓的情绪体操，我觉得更大程度上就体现在作家于不同的语境下所作的各样的文字情绪的体验。
　　1．关于反讽和笑谑语体——沈从文对于现代汉语的民间化改造。沈从文一开始的小说创作是很艰难的，这种艰难不仅仅来自于生计上的困顿，更来自于言说上的困顿感。比较沈从文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小说创作，我们会发现，沈从文小说创作上的成熟始终伴随着语言的变更过程，即由湘西的土话到现代汉语的置换过程。沈从文所要完成的是一个在不同的话语情境下由“摹仿”到确立自身文体的历程，他必须学着用汉语的表达方式将他的湘西世界呈现在都市读者的面前。这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的参照，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沈从文对于汉语的语义、语体、语言的表达方式的理解。不可否认，两种不同的语义体系间的磨合是一种艰难的历程，但也使得沈从文的小说语言更为丰富，两种不同的话语形态之间相互重复或是相互间离，通过不同的话语情境丰富了彼此的表现方式。
　　一个作家在语言运用上的变化最为明显的就体现在他对同一题材的把握。细读沈从文的小说，你会发现他的一些有浓厚的地域色彩的文本比如《阿金》《顾问官》《旅店》《新与旧》等，在他早期的小说中其实都已经初具模型。《旅店》就和早期的《野店》很相似，《新与旧》实际上也是脱胎于《刽子手》。然而在这些小说中，作家对于语言的处理方式已有了明显的改变，对于文本中的湘西土话，作者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地方式的原貌再现，更为突出的是作家在这些话语形态背后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语言风格和新的叙事内涵，不同于同期其他乡土作家，沈从文小说的独特性就在于它能够让人感受到来自于语言内部的张力。从都市看湘西或是从湘西看都市，将都市的价值放置于湘西民间的话语情境当中，将湘西的故事投身于都市的现代文明场次里，构成了话语的双向笑谑，有时候甚至呈现出狂欢化的话语形态，从而对于一切既定的价值规范进行重新的审定，并通过语言形态、语义与不同修辞客体的相互映照，使这些语言脱离了单一的工-具性的指向，而成为极富人性的生命个体。《萧萧》中对“女学生”这一话语的想象就带有种狂欢节性质的颠覆与戏谑：
　　“爷爷，明天有女学生过路，你喊我，我要看看。”
　　“你看，她们捉你去作丫头。”
　　“我不怕她们。”
　　“她们读洋书念经你也不怕?”
　　“念观音菩萨消灾经，念紧箍咒，我都不怕。”
　　“她们咬人，和做官一样，专吃乡下人，吃人骨头渣渣也不吐，你也不怕?”
　　在这里，作为新时代的女性形象在乡村的话语情景中传播着另一种风景，女学生被大大的妖魔化，作为异类存在于乡村的民间话语中，并且影响像萧萧一样的乡村女性。“她们在省里京里想往什么地方去时，不必走路，只要钻进一个大匣子，都用机器开动。她们在学校男女在一处上课读书，人熟了，就随意同那男子睡觉，也不要媒人，也不要财礼，名叫‘自由’”。现代文明的产物在乡村当中被描述得甚至有几分笑谑意味。汽车变成了大匣子，男女同校成了群居，而所谓自由在乡下人眼中完全是另外一种理念。在整篇小说里，“女学生”被不断地提及，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切入到沈从文关于现代文明的想象方式当中，而女学生背后所蕴涵的自由的政治意味，也在不同人的言说当中有了新的形态。在花狗的故事里面，女学生的自由是“走长路流汗喘气之中仍然唱歌”。而当萧萧决定和花狗一起私奔的时候，她又是这样言说“自由”的：“花狗大，我们到城里去自由，帮帮人过日子，不好么?”不同人对于新生活的不同理解，使这个原本只是一个政治术语的名词富有了情绪化的体验，在各样的情境下有了各种不同的叙事内涵。或是在都市的语境下体验乡下人的淳朴，或是以乡下人的立场来想象城里的世界。
　　沈从文的语言背后实际上总是隐含着双向的价值趋向，一个是乡下人对于这种都市的想象，一种是都市人对于这类事物的判断。沈从文的独特性就在于他能够将不同价值形态同时呈现于语言当中，从而使得他的语言也因此而显得立体多维，而这种语言的互相指涉也隐含着作为乡下人来到都市的沈从文对于五四新文学的反思。“自由”“现代”在沈从文那里，不再是一个单纯“进步”的代名词，它必须在中国语境中检验，在乡土语境中检验，在沈从文的湘西叙事中检验。
　　2．戏拟的现代性——沈从文小说语言于时间历史下的再造。我一直觉得对于沈从文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纬度——空间纬度和时间纬度。如果把他关于湘西与都市之间的矛盾归结为是一种空间意义上的对抗，那么就时间纬度而言，沈从文从湘西走到都市，从一种原始文明到现代文明的跨越都必然经历着时间意义上的焦虑。对于时间的敏感性在他的文字中同样表现出语言的多样的可能性，特别是他后期的小说如《看虹录》《摘星录》及他的一些散文。沈从文后期小说越来越向抽象和形式发展，他一再地说自己为抽象发狂，为文字发狂，都说明沈从文对于语言的敏感性，作家将对于历史人生的思索由外在化的具体转向内在化的更为深广的宇宙生命的思考。或者说沈从文扩大了这种思考的范围，而将它上升到宇宙人类这样更为广泛的范畴当中，这使得他对于人性的思考也更为深入。
　　维特根斯坦在《蓝皮书和棕皮书》一书中就曾说过，语言运用的实质就是“语言的游戏”(language-game)。“语言游戏是使用符号的形式”。那么从抽象到具象的一个转化过程当中，沈从文小说语言于不同的时间纬度下的符号化特征和更为深厚的象征意义就更为明显，阅读他的《看虹录》即可知这一点。
　　《看虹录》首先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来自于他主体部分的故事，在这里“我”与女主人之间的对话是很有特色的。
　　“天热小姐们的鞋子也简单，”(脚踵脚趾通好看)
　　“年年换样子，费钱。”(你喜欢吗?)
　　“任何国家一年把钱用到顶愚蠢的各种事情上去，总是万万千千的花。年青女孩子一年换两种皮鞋的样子，费得了多少事!”(只要好看，怕什么费钱?一个皮鞋厂的技师，对于人类幸福的贡献并不比一个厂的技师不如!)
　　拉康对于言说主体曾经做过这样的划分，他在分析对话时特别强调主体往往有两种形态：说话主体(the  eaking subject)和被说主体(the  oke ubject)。说话者说话时，话题可以涉及任何事物，包括说话者自己说话本身，这样，主体既通过说话行为显示，也在说话中并被说话所显示。在《看虹录》中，“我”与女主人公之间的对话实际上正是存在着这样一种相互的语义拆解，语言的显现层面和它的隐性层面同时并存，括号内部话语始终隐含主体的另一种存在，揭示人的思维于常规之下的另一个自我。女主人的双重性格通过显现话语和隐性话语而得以实现，这使原本简单的对话变得极富个性色彩，语言因为沾染上主体的情绪而显得灵动而富有了思维的立体感。通过不同的层面来构建语言的多维是这篇小说对于语言独特的处理方式，这种方式不仅停留于单一的对话之间，还通过借助不同的叙事层来构建语义的变更及修辞的变化，这更为可贵。小说是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纬度下展开的，作家成功地将时间的演进转变为空间上意象的更替。文章的开头粉彩的木马在飞跃，文章的结尾窗帘上的木马完全归于平静。幻境与现实世界隔开于不同的时间纬度，而母鹿、女主人、青凤，这种对于女性的命名在这种不同的时间差中蕴涵着文化的不同指向。小母鹿象征着民间化女性，女主人作为现代知识女性的理想形象，而青风则又以传奇女性的形象并置于小说的文本当中，她们在相互映照下凸显出作家独特的女性观和历史观，于多纬时空下的现代思索。
　　沈从文的很多作品都比较喜爱以时间命名：《春月》《谣夜》《残冬》《薄暮》《秋》《曙》等早期白话诗，即以昼夜交替，四时轮回的时间命名，《阿黑小史·秋》及同一系列的《雨后》等小说扩展了依照时间来命名的方式。然而在沈从文的这些小说当中，你却又无法感受到一种确切的时间概念，相反作者有时候甚至有意抹去这种时间的存在。这些日夜四时、阴晴雨雪、节日民俗等循环流转的自然时间被赋予了象征意义，成为与人的生命进程交织的与自然现象等同的观念。墨西哥诗人帕斯认为：“在传统诗人那里，空间的概念是主要的。比如中世纪的但丁的宇宙仅被一种微弱的时间之流所掀动，但丁笔下的那些灵魂，几乎都处于一种不变的时间中，末日审判之后就不再流动了。”“在但丁中，空间吸收了时间。只有空间，是可见永恒之形式。”他还认为，“汉诗中，时间也附属于空间，佛教中空的无上体验，对诗人王维来说就与取消时间的空间有关。”例如“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就是佛感悟空的类似现象。或者我们同样可以从帕斯的这段对于时间空间化的分析当中获得某些启示。沈从文的小说经常让人觉得时问是凝滞的，我们常常觉得在阅读湘西小说的时候仿佛被作家放置于一个时间的片段，湘西几乎是被放置于文明之外，当城市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之外的“边城”里人们却依然过着周而复始、自在自为的生活。这种独特的时间观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影响着作家的语言观。文字、物象被处理成为沈从文诗意世界里的一个个剪影，在超越时间的限制之后，转化为空间上的抽象抒情，生命也不过是一个个瞬间的片段而已。这可以说也是沈从文置身于现代文明线性进程之下对于传统的一种回归。
　　
　　三、也谈沈从文的文化立场
　　
　　文学是一种文化意味的载体，它有助于再现这个文化信仰的那些事物，并假定这种经验带有所需求的那类价值。沈从文独有的艺术风格和创作心态与他所处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立场是密切相关的。我一直不能同意，将沈从文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形态，简单地切割成为一种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对自然文明的抒情与对都市现代化的批判这种文化问的对立，沈从文的小说的独特意义就生成于关于传统和现代、乡土与城市、民族国家与区域自治、文化关怀与政治热情的夹缝中，这使得沈从文的小说始终成为一个内部开放的话语空间。无论是他的湘西世界还是他的都市世界，在沈从文的笔下都能表现出多样的可能性。那么对于沈从文的民族化问题的探讨也就不得不归结到沈从文这样一个从湘西到都市、从原始的乡土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的空间意义和时间意义上的研究，对于沈从文语言问题的探讨更多的是来源于沈从文对于现代想象的多样性。沈从文不同于现代的一些乡土作家，他立足于不同的文化语境当中去做着这种文字的实验，使得他对于现代性的阐释也显出了多样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陈敏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5级博士生。

• 陈敏杰： 语言的乌托邦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