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互文性　《我弥留之际》　福克纳
　　摘　要：本文认为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存在两种互文性策略。其一，文本间的指涉性，小说对《圣经》和《奥德修纪》的引用显示了它们之间的互文性，小说与《红字》人物和细节的相似性也表现出互文关系；其二，构成小说的五十九个人物内心独白片断之间也存在互文性。通过互文性策略，作家表达了清教主义道德观和理性主义世界观崩溃后，现代社会人性的沦落和病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孤立。
　　
　　作为一个重要的批评概念，互文性最早是由法国文学批评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依据巴赫金的“对话性”和“复调”理论提出的，她说：“任何文本都好像是一幅引语的马赛克镶嵌画，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之吸收与转化，构成文本的每个语言符号都与文本以外的其他符号相关联，任何一个文学文本都不是独立的创造，而是对过去文本的改写、复制、模仿、转换或拼接。”文本之间不断进行的相互渗透和影响，使意义变得不确定，文本因此成为一种否定性的过程和行为，从而导致创造性主体的解体和多元主体的诞生。其他文论家也从不同的角度加以阐释，罗兰·巴特认为文本是复数的，文本的生产性导致“文本不是意义和平共处的场所，而是一个通道，一个意义纵横交叉的十字路口”，作家的责任就是把不同的作品融合在一起，所以文本永远不会是原创的。热奈特的定义则要狭窄一些，他认为互文性是“两个或若干个文本之间的互现关系，从本相上最经常地表现为一文本在另一文本中的实际出现”，利用引用、抄袭等手法横向地将文献罗列于文本中，实现两篇文本的共存(甲文出现在乙文中)。互文性理论尤其看重读者的主观能动性，读者的解读是使其实现的重要保证，利法泰尔把互文性看作文学阅读的特有机制，“只有它才能产生成义过程，而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所共有的直线型阅读方式，只能生产意思本身”。总体看来，互文性主张文本处于一个由其他文本、书籍和文化所构成的系统的中心，并形成相互参照、彼此关联和开放式的对话关系，“互文性让我们懂得并分析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文学织就的、永久的、与它自身的对话关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而是文学发展的主题”。
　　以互文性所提供的思路和方法来探讨美国作家福克纳的作品《我弥留之际》，可以深入地认识作家精湛的现代主义技巧，理解它的深广意蕴。这部作品不仅与引文及其他作品形成互文关系，而且构筑小说的五十九个人物内心独白片断之间也具有互文性，这两种互文性策略都服务于作家表达对美国南方社会现实的批判。
　　
　　一、文本间的指涉
　　
　　《我弥留之际》中引用了大量的圣经教义和典故，按照热奈特的看法，这显示了它与《圣经》之间的互文关系，就像克里斯蒂娃说的那样：“如果读福克纳，不回到《圣经》那里，不回到《旧约》那里，不回到《福音》那里，不回到那个时期的美国社会，不回到福克纳自己的幻觉经验中，我相信是不能重构文本本身的复杂性的。”小说标题“出处是一九二五年出版的威廉·马礼斯的英译本《奥德修纪》”，这就有意暗示了小说与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的互文关系，小说情节上“历险”的特点也与史诗相似并形成平行对照。宗教典籍宣扬的仁慈博爱精神、史诗英雄的勇敢正义和小说里现代人的萎缩自私产生对比，达到了一种讽刺的效果。
　　互文性认为文学作品总是和它的历史进行着对活，每一个文本都不能与文学传统分割开来，《我弥留之际》与美国十九世纪作家霍桑的《红字》在人物形象和具体细节上表现出了明显的相似性，以至于美国有学者认为霍桑“直接影响”了福克纳，用互文性理论对此加以解释，既避免了牵强之嫌，又能够在更宽广的视野上理解福克纳的创作。学者托皮亚认为文本之间的相似性产生参照关系，读者在阅读分析时首先保留与原文的联系，将它们加以对照理解，其中的关键是重复和重塑；其次则应强调组合以及同异之类的问题，辨别它们的反差并追问这种不同的根源。由此，两部作品的人物互文关系如下表所示(见本页)：
　　如果说在霍桑的《红字》里还可以从海斯特的勇敢抗争看到人性的美好和作家的同情与赞赏，那么在福克纳的作品里这样的闪光点已经很少了，二十世纪的现代人比他们的先辈要显得病态和畸形，两部作品人物形象的反差显示了美国社会一代不如一代的现实。
　　海斯特和牧师通奸是出于对爱情的向往，她是一个独立的、对生活有着自己理解的女性，虽然因通奸罪被迫生活在被隔绝的世界里，但从未丧失对生活的勇气。艾迪与牧师通奸则是因为难耐的孤独、性欲和对生活的绝望，受父亲虚无主义人生观的影响，她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虚无悲观，不能与别人建立正常而健康的关系。
　　虽然齐灵渥斯像恶魔一样报复和海斯特通奸的牧师，但他死前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他们的私生女儿，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了他人性的复苏。安斯对亲生儿女却不惜巧取豪夺，他拿走了大儿子买留声机的钱，换掉了朱厄尔的马，强行“借”走了女儿用来堕胎的钱；在埋掉妻子的第二天，他以小人得志的模样用女儿的钱向那个“鸭子模样”的女人求婚，他的形象如此丑陋以至于有评论者认为“安斯肯定是福克纳创造出来的人物中最最可鄙的一个”。
　　丁梅斯代尔牧师虽然没有勇气承认罪行，但内心一直饱受折磨，最后终于战胜自我，当众忏悔。惠特菲尔德在赶去为艾迪做死后祷告时，虽然内心经历了激烈的思想冲突，打算对安斯忏悔罪过，但最终他也没有说出口，反而为艾迪没有说出他们的私情而庆幸。
　　海斯特的女儿珠儿如同父母道德上的监督者，执行着作家“要真诚”的箴言。当海斯特摘掉了胸前的红A字，珠儿对母亲感到陌生和不满；她也不接受没有忏悔的牧师，直到牧师准备承认罪行时才肯亲近他，她婚后过上了富裕幸福的生活。艾迪的女儿杜威·德尔年仅十七岁就未婚先孕，比起母亲的通奸，她失身于村民莱夫纯粹就是一场儿戏，在和莱夫一起摘棉花时，她对自己说要是摘到树林那儿口袋满了就身不由己，因为迟早得这么干，自己做不了主。为母亲送葬成了她带着星期天穿的好衣服到镇上去堕胎的好机会，最后堕胎失败还被占了便宜，下半生只能过还不如母亲的悲惨生活。
　　造成两部作品人物性格和命运不同的原因在于不同的写作语境。霍桑笔下的加尔文清教主义势力虽已濒临解体，但对社会的影响尚存。时过百年，清教对社会、人心的控制力更弱了。在《我弥留之际》里，在清教曾经横行的南方社会，上帝成了这里的人们挂在嘴上、为自己行为开脱的借口，宗教失去了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导致道德的虚无主义和主体的迷乱变本加厉，人们丧失对未来的信心，艾迪和杜威·德尔就是这种社会环境的牺牲品。传统价值观在十九世纪的霍桑那里就已经显得不合时宜，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但传统价值观沦丧后的现代生活更是令人忧虑，这种矛盾形成的张力使这个失去了精神支柱、分崩离析的社会更发人深思。对照两部作品，“我弥留之际”的标题无疑暗 [##] 示了一个行将瓦解、处于弥留之际的清教社会。
　　总之，如果说小说与圣经、《奥德修斯》的对照奠定了作品表现现代人灵魂喧嚣与骚动的基调，那么与《红字》的互文性就更具体地深化了这一主旨，表现了美国南方清教伦理坍塌后的精神荒原和病态的人性。
　　
　　二、互文性的文本
　　
　　《我弥留之际》的互文性还表现在它自身的叙述形式上，小说本身就可以视为一个互文性的文本。福克纳将第一人称多视角叙述手法发挥到了极致，作品叙述者多达十五个。表面看来，作品就是一堆碎片，没有贯穿始终的叙述者和一个压倒一切的权威声音，也没有统一的结构，而是由各自独立平等的五十九个内心独白片断构成，这些片断表达的是有个性的声音和意识，最长的不过几页，最短的只有一句话五个字，而将它们紧密结合在一起，发生内在关联的正是互文性。互文性引导读者以一种非线性的阅读方式和思维方式来认识文本，通过激发读者的知识和想象，达到权衡作品中“隐文效果”的研究目的，分析出作品由于互文而产生的衍射效果。
　　这些独自片断构成了一个意义网络，每一个独白片断通过与其他小片断之间语言互动产生整个文本的意义，它们就不再是彼此没有关联的片断，读者可以最大限度地去发现它们的意义指涉，开掘意指潜能。例如：在朱厄尔的身世问题上，达尔多次问他的父亲是谁，也指出了他的外形、他在母亲心中的地位与其他本德伦家人不同，但直到读者看了艾迪的叙述才明白原来他是艾迪与牧师的私生子。在写到达尔放火焚烧母亲的棺材时，作家并没有直接写出达尔的行为，而只是借瓦达曼这个弱智儿童的独白，以类似的语句四次暗示读者是达尔放的火，“这时候我看见了一些事情，杜威·德尔叫我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不是爹的事儿不是卡什的事儿不是朱厄尔的事儿不是杜威·德尔的事儿也不是我的事儿”。这就与后面写杜威·德尔告密，把达尔送进疯人院形成了互涉关系。
　　独白片断的独立性也造成了叙事的不确定，互文性对于理解小说就显得更为重要。首先，“自身故事的叙述方法常常伴随着不可靠的叙述”，智力或道德水平偏离一般社会标准的叙述者会造成不可靠的叙述，比如小说里的弱智儿童瓦达曼和自私冷酷的安斯。其次，叙述者与其他主体意识发生冲突和对比也会导致不可靠叙述，比如乡邻科拉的独自里最多地出现了清教的教条教义，似乎她是一个虔诚谦卑的清教徒，能以局外人的眼光客观公正地评价本德伦一家，通过互文性阅读，发现她实际是一个自以为是、带着主观性和偏见看问题的人。她认为“艾迪对朱厄尔的感情是装出来的，只有跟达尔之间才存在着理解和真正的爱”，但从达尔和艾迪的叙述来看，朱厄尔得到的母爱最多，而达尔与母亲之间关系则非常冷漠。因此，孤立地看这些小文本就会导致理解的偏差，读者不能随意地相信任何一方的论断，必须将它们放在一个意义场里前后关联起来判断。
　　互文性的文本表现出众生喧哗而又自说自话的局面，它是后工业化时代里，理性主义传统受到置疑后社会文化形态的产物。传统的理性精神和道德规范在现代社会里逐渐崩解，社会处于离心状态，人们越来越置疑客观性、整体性等理性原则，而尊重有限性和相对性的个人经验，因此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陷入危机，每个人都缩进封闭的内心世界，既备受根深蒂固的孤独的折磨，又谨慎地守护着自己的秘密，打着各自的算盘。从本德伦一家的情况可以看到，即使是夫妻、父子、兄弟，也无法正常沟通，也因各自的利益反目成仇。
　　福克纳尤其通过艾迪的次子达尔强化了互文性文本的这种意识形态性，深化了现代社会里人际关系全面危机的主题。达尔在全书的叙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的独白共十九篇，大部分情节都是通过他的独白透露出的。他有着超常的观察力和思考能力，能看透别人的隐私和心里的想法，只有他发现艾迪有见不得人的秘密，朱厄尔是私生子，杜威·德尔已经怀孕。为了充分表现达尔的这种能力，作家有意写了一些他不可能见到的场景，如当艾迪去世时，他是不在场的，但作家还是通过他的视角来叙述当时的情况。“在人物视角的小说中，人物兼叙述者突然说出他作为人物不应见到的情节，(他作为叙述者指导一切)实际上是一种‘跨层’。”作品本来将叙述严格限制在人物的所见所闻和情绪思想里，达尔的跨层叙述就犹如不和谐的音符，这就提醒读者，在现代社会里像他这样能够进入他人私自领地的人，必然会被乡邻、甚至自己的亲人视为疯子。
　　综上所述，通过与传统的经典文本的互文对照和影射，《我弥留之际》表现了一个传统伦理道德趋于落没的现代社会；通过小说自身碎片式内心独白之间的互文性，表现了理性精神已经解体、人际关系极度恶化的现实。作家借叙事处理间接地表达了清教主义道德观和理性主义世界观崩溃后现代社会人性的沦落和病态，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孤立。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张晓毓，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 张晓毓： 文本间的指涉与互文性的文本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