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爱情文学源远流长，男女主人公千姿百态，形象各异，而主人公形象的“阴盛阳衰”，则是《诗经》爱情诗中的普遍现象，这种文学现象有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原因及其心理背景，同时贯穿于整个文学长河。
　　关键词：诗经　爱情诗　阴盛阳衰
　　
　　《诗经》是先秦儒家经典之一，其《国风》中的爱情诗虽几经儒者的附会，但其中的痴情女子负心汉所形成的“阴盛阳衰”的文学现象，却因其形象的鲜明性而少见否定。儒者们的穿凿附会，大多不在形象本身，而多在诗旨上，如“托男女之事，写君臣之义”等等。而人物形象的“阴盛阳衰”有如一条规律，演绎于整个爱情文学的长河之中。
　　
　　一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爱情文学，几乎是赞美女性的文学。“阴盛阳衰”现象和对女子的赞扬，似一条淙淙潺??⒊┝鞑恍?闹髁鳎?贾展岽┯诶???槲难е?小
　　据朱自清先生引谢晋青《诗经之女性研究》一文所称，《诗经》中，“经他认为有关妇女问题的，共八十五篇。其中最多的为恋爱问题诗。其次即为描写女性美和女性生活之诗，再其次就是婚姻问题和失恋的作品。照谢先生的计算，有关妇女的诗，竟占了《国风》的一半了。”^①
　　《诗经》中正面描写女性人物最突出也最成功的当然是《卫风•硕人》。请看：
　　
　　硕人其颀，衣锦?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巾贲镳镳，翟?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活活，?鲔发发，葭?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
　　
　　这是周代贵族美化齐公主庄姜的诗，也是中国最早一首直接正面描写美女的杰出诗篇。首先从这个公主的高贵身世写起；其次集中描写其容貌、身段之美；再次写她的车马服饰之盛；最后以鱼水交欢为喻，写公主婚姻美满，仪礼隆盛。作者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分别以柔嫩的白茅芽、冻结的油脂、白色长身的天牛幼虫、白而整齐的瓠子、宽额的螓虫、蚕蛾的触须来比喻美人的手指、肌肤、脖颈、牙齿、额头、眉毛，形象细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两句动态描写，更把这幅美人图变得生动鲜活，使一个活脱脱的美人跃然纸上，栩栩如生，成为后世写人摹像的典范。正如清人孙联奎《诗经臆说》云：“《卫风》之咏硕人也，曰：‘手如柔荑’云云，犹是以物比物，未见其神。至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则传神写照，正在阿堵，直把个绝世美人活活地请出来在书上氵晃漾。千载而下，犹如亲其笑貌。”^②
　　诗歌除了直接正面描写美女外，也采用了烘托的办法，描写了她的锦绣外衣，漂亮斗篷，还写了她乘坐的马车是朱丝缠马嚼，红光闪闪，轿车上山鸡彩色羽毛来装饰。拉车的四匹公马，强壮无比。这一借物衬托的描写手法，对后世诗赋有很大影响。吴?生在《诗义会通》中说：“生动之处《洛神》之蓝本也。”^③遍读三百首，未见有这么生动形象的女性描写。
　　从《诗经》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春秋以前，礼教在民间的约束力远不如后来封建社会那么强固，周代去古未远，原始群婚的某些观念仍然残存在人们头脑之中。《周礼•地官》说：“媒氏掌万民之判，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也奔者不禁。”可以看出，在周代民间婚姻还保持着较多的自由^④。处在相同环境中的男女，对爱情的态度和行为，却是大不相同的，总显得女强男弱，阴盛阳衰。恋爱既有一帆风顺的，当然也会有中途发生误会、猜疑乃至彻底破裂的。请看《卫风•芄兰》和《郑风•褰裳》，前一首是姑娘责备小伙子装模作态不理她，女主人公的俏皮大胆而又直率的性格跃然纸上。后一首是一位泼辣的姑娘对小伙子挑战：“子不我思，岂无他人！”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非常爽朗、泼辣，简直是锋芒毕露，绝不同于后来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女性。在这些鲜明生动的女性形象面前，男主人公显得多么渺小？
　　《诗经》中呈现出的女性形象与男性相比，反差很大。这些女性，有的热情爽朗，在对男子的揶揄中表现出乐观开朗的性格，如《郑风•褰裳》《郑风•山有扶苏》等。有的则显得严肃端庄，对待爱情更为执着，如《郑风•子衿》《郑风•?兮》《郑风•风雨》等。这些女子尽管性格不同，但对爱情的追求都表现得直率、热烈。再如《召南•扌票有梅》，其中的女子看到梅子落地，联想起自己正当婚配的年华，于是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
　　
　　 ?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有梅，顷筐?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主人公由梅落而在树者少联想到自己嫁不及时，希望有男士择吉日而迎娶之。“其实三兮”，梅落而在树者更少，则女主人公心情更为迫切。于是不必再择吉日，但有男子相求，今日即可为迎娶之时。等到梅皆落尽，则其心愈迫，但有男士相告则事可定矣，狂热得不加掩饰。所表现的急切求嫁的心情，有如北朝的民歌中的“老女不嫁，呼天抢地”^⑤，简直是迫不及待！《王风•大车》写一个女子的爱情横遭恶势力的破坏阻挠，使她不能与爱人同室相亲。她坚决表示：生不同室，死则同穴。表现了她对爱情的专贞和对恶势力的反抗。为了爱情和婚姻，女主人公简直是在赤裸裸地挑逗对方私奔：“岂不尔思？畏子不敢！”这般炽热的感情，如此袒露的语言，实在罕见于男主人公身上。
　　再如《郑风•静女》，由一个男子的角度写幽会，一个娴静伶俐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而男子则处于“骚首踟蹰”的被动地位。
　　这些女性形象，在爱情遇到阻力或遭遇不幸时，不是逆来顺受、乞求怜悯，而是自尊自强。如《庸阝风•柏舟》中的女主人公，呼天唤母，以示反抗，“之死矢靡慝”，非心上人不嫁。《国风》中的《卫风•氓》，其男主人公就是以受人谴责的“负心汉”的形象出现在作品中的。而女主人公则是值得同情的痴情女子。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恋爱时矜持又热烈，既狡狯又天真，音容笑貌处处洋溢着生之欢乐！而当婚后男子变心时，她的态度却是：“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虽然无力回天，却也并无丝毫乞怜之意，态度相当决绝。相比之下，女主人公的形象要比男主人公的形象突出得多。
　　总之，《诗经》中的爱情诗，无论从什么角度落笔，通常是以女性形象传神，使人觉得她们是爱情生活的主角。至于男子，则无论是《郑风》中的那些“狂童”“狡童”，还是《卫风•氓》中的“氓”，或是《邶风•静女》中那些“搔首踟蹰”的男子，都给人一种“呆”的印象。他们在爱情生活中既不如女子大胆热烈，又缺乏机敏和幽默感。即使偶尔扮演追求者的角色，也大多处于被动的地位，或者竟成为“二三其德”的负心人。令人不禁想起《天仙配》中那憨厚得近乎“傻帽儿”的董永，《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如“呆头鹅”的梁山伯，《西厢记》中始乱终弃的张生以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胆小怕事、屈于礼教的李甲。
　　
　　二
　　
　　爱情文学上的这种“阴盛阳衰”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它贯穿于整个爱情文学的长河。
　　随着社会和文学的发展，文学作品中主人公形象日渐丰满，性格也日渐复杂化，这种性格单一为特征的类型化的人物形象，不可能在文坛占据主导地位。但这种与特定历史内容和文化心理相结合的类型化手法，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却是相当深刻相当明显的。 [##]
　　《九歌•山鬼》塑造了一位美丽而多情的山中女神，她不仅服饰华美，而且容貌端丽。她怀着火一般的热情和深沉的自信前去赴约。她急切盼望着见到自己心爱的人，也深信爱人的心情也是如此。因为她知道“子慕予兮善窈窕”，自己纯洁的心地和姣美的姿容是足以引起对方无限的思慕的。然而，她的倾心思慕和痴痴期待最终化作失望和惆怅，心爱的人负约了。至此，本已足以引起读者无限的叹惋与同情了。而更值得同情和赞美的是，此时的山鬼，仍没有熄灭胸中爱情的火焰。“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她一面在巫山的崇山峻岭中翻越石岩，攀藤附葛，历尽艰辛地到处寻找和采集灵芝（即诗中的三秀），仍想用更真诚的行动和更珍贵的赠物向爱人表白心迹，企图挽住那有可能失去的爱情；一方面又在心里怨恨爱人的爽约。可纯真的她又做出种种善意的猜测：“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女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被刻画得一波三折、细腻入微。这一点绝不同于《氓》和《谷风》中“不念昔者，伊余来?”等比较单纯的怨恨和无可奈何。
　　《山鬼》中的男主人公始终没有露面，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索和再创作的余地。但从全篇的基调来看，站在女主人公的角度上看，我们仍然可视之为“负心汉”。也许正如主人公所猜测的，“君思我兮不得闲”，也许是客观处境或意外原因迫使他负约，当然也不排除真正负心的可能。
　　《楚辞》之后，“阴盛阳衰”已定型为爱情文学的一大模式。如汉乐府民歌《上山采蘼芜》中的男主人公，这位“故夫”明显有几分温情。“新人不如故”，眷恋之情犹存。让人联想起《孔雀东南飞》中男主人公焦仲卿的那种不得已而“弃妇”的处境。而从“长跪问故夫”之举，亦可窥见女主公的心态。她的形象要比男主人公鲜明得多。而《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中的女主人公，前者坚贞不屈、美丽而富有智慧，后者不慕富贵、多情且处事果断。女主人公的形象要比男主人公高大而生动得多。而男主人公“使君”则是一个被怒斥的愚蠢的家伙，简直有如流氓！而焦仲卿——府中小吏，在刘兰芝面前，也显得软弱和苍白。
　　到了唐代，“阴盛阳衰”表现得更为明显。《莺莺传》《霍小玉传》等传奇，细致曲折地描写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纠葛始末。从人物形象的本质上看，张生固然是一个玩弄女性而毫无羞愧的封建文人，李益也是一个薄幸男子的典型形象。但男女主人公的性格又非常复杂，往往有其相互矛盾的一面而又不失主导倾向。这种主导倾向就是女子痴情而男子负心。在这种鲜明的倾向主导下，女子的形象鲜明而男子的形象暗淡，女子的形象生动而男子的形象呆滞。李益与霍小玉的相恋，莺莺对张生的许身都描写得十分精彩，比较细致地刻画了男女主人公的复杂心理。但无论如何复杂，其主导倾向还在于赞美和同情女子的痴情，谴责男子的负心。如张生起初对莺莺爱得要命，后又骂女人为尤物，显示出了正统儒生与花花公子的奇妙混合，而从本质上看，终究不过是位贪图女色而又醉心功名富贵的负情士子。李益对霍小玉断然绝情，但霍小玉死后，他却又服丧戴孝，亲为送葬。“日夕哭泣甚哀”，长期“伤情感物”，郁郁不乐。但这种事后的哀情，与霍小玉执着不移的痴情相对照，终究显得暗淡无光，且有虚伪之嫌。
　　宋话本《郑意娘传》《谭意歌传》，元杂剧《潇湘雨》，南戏《琵琶记》，明代拟话本《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近代戏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和话剧《雷雨》等，前承后继，演绎了一出出“阴盛阳衰”的悲喜剧。
　　无论是民间歌谣、文人诗作，还是像《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天仙配》一类的民间故事，或者是《任氏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唐传奇，直至王实甫的《西厢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及明清的许多拟话本、小说，无不以性格优美的女性形象取胜。无论是狐女、仙女、妓女，还是大家闺秀，大都具有心地善良、感情真挚和品格高尚、热情主动等特点。而其中的男子，不仅在爱情生活中举止被动，而且大多性格软弱，优柔寡断，至多是朴实憨厚，少见主动果敢的男性。即使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也到底是一个“须眉浊物”，有着很深的贵公子哥的劣根性，见着自己喜欢的少女就滥施爱情，他和袭人的关系就说不上高尚。而在同晴雯、黛玉的关系上，又表现出极软弱的一面。多情而软弱，是宝玉性格的基本特征。古代爱情文学中最完美的男性形象也不过如此，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
　　
　　三
　　
　　诚然，文学作品中的“阴盛阳衰”现象，特别是作为一种比较固定的模式反复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学现象，但作为一种一脉相承的文学现象，如果从文学角度去溯其源头，则可上溯到先秦民间歌谣。
　　《诗经》中爱情婚姻诗歌的“阴盛阳衰”的现象，决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与民族文化、心理背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决定了她们除婚姻、家庭之外别无依托，因此她们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往往能倾注全部热情。她们唯一的愿望，就是找一户好人家，嫁一个好男人，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他，这也是她们唯一能改变自己一生的机会。对男人来说，他们的天地要广阔得多，而且社会还赋予他们“二三其德”的条件和权力。
　　其次，在礼教的束缚下，男人们觉得儿女情长是可羞的，于是在两性关系中变得虚伪、冷漠、自私，至少也是拘谨、畏缩，缺乏应有的勇气和激情，他们以为自己天生比女人高贵，处处表现自己的矜持，以显示自己的地位。
　　第三，对大多数男人来说，“治国齐家”、“建功立业”的社会压力也使他们在爱情生活中少了几分潇洒和自由。因为儿女情长往往会毁其功名、断其前程。在功名富贵的纠绊下，男人们即便偶有激情，也只得托妇人之词来抒己之情。这类假托之词进一步为女性形象“增光”，男女在文学形象上的反差就更大了。
　　第四，文学上的“阴盛阳衰”现象，也寄托着人们对爱情的理想。由于男人是社会和家庭的主宰者，操纵着处理一切的主动权，而妇女处于任其摆布的地位。所以，妇女理想中的男人，首先应该诚实忠厚，感情执着。只有在此基础上的爱情和婚姻才有幸福可言。因此，那些在爱情上忠诚守信的男性形象，尽管现实中很少，却特别受到人们的赞扬。
　　第五，随着男权的强化和礼教的逐渐完善，男女情爱所受的束缚越来越多，男女地位也越来越不平等，给爱情和婚姻生活投下层层阴影，妇女更深受其害。而惩恶扬善，自古就是我国民间一种比较稳定的文化心理，因此，作品中流露出谴责男子负情，同情女子痴情的思想倾向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作者简介：章可敦（１９４８－ ），浙江临海人，台州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①②袁梅.诗经译注•引论［Ｍ］.青岛：青岛出版社，１９９９．
　　③④⑤蒋立甫．诗经选注［Ｍ］．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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