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荷花淀》推出了一个精神健康温馨和睦的家庭环境、一个众志成城保家卫国的社会环境。这样一小一大两个环境，就是作者为读者营造出的“对话平台”。当我们认可《荷花淀》的对话平台后，则《荷花淀》在创作方法上当然是现实主义的。当平凡简单的日常生活与重大的民族问题纠缠时，孙犁使用日常话语创造性地表达了主流话语。
　　关键词：荷花淀　对话平台　现实主义　日常话语
　　
　　阅读一部小说其实就是在与这部小说对话，而对话是需要一个平台的。小说的作者在创作时，往往会很细致地为读者提供一个对话的平台，使读者能够和作品进行平等的对话，或者说在作者所划定的范围内讨论问题。欣赏《荷花淀》这篇名作，我们如果从寻找作品的对话平台出发，或许会得到一个较好的解释。
　　
　　一、 《荷花淀》的对话平台
　　
　　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一点，那就是《荷花淀》虽说也是以抗日战争为题材，但它与一般的抗日战争题材小说又有明显的不同。它没有炮火硝烟，也没有冗长的说教等等。这些论者其实已经是在谈论小说的对话平台，只不过没有自觉的意识，也仅是从作品的“缺乏”方面论及了它的平台。其实从正面来看，作品在多处为我们设立了对话的平台。
　　作品首先为我们设立的对话平台是水生女人的月夜织席图。这幅图画充满了诗情画意，让无数崇尚柔美的读者为之陶醉。但是，作者写景从来就不是只为写景，也不会无谓地抒情。所谓的借景抒情等等说法并没有指出作者的真实目的。他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与众不同的“对话平台”。在月夜织席图中，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勤劳、贤惠、热爱家庭的农村妇女形象。这个形象的价值，也许往往会被我们忽略。但是当我们回忆现代文学中的农村妇女形象时，我们会感到一种新鲜。在鲁迅小说中，祥林嫂是一个精神处在被压抑状态的灰暗的农村女性形象；柔石为我们提供了“为奴隶的母亲”形象，罗淑《生人妻》为我们提供的是“具有反抗性的受侮辱者”形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前的现代文学为我们提供的农村妇女形象在最初如同农村男性形象一样是干枯的、受压制的形象，最多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反抗思想而已。她们毫无例外地都是病态社会的病态形象，是远离现代化的愚昧、落后的形象。但在孙犁这里，女性是以健康的精神状态出现的，她们具备我们民族的优秀品德。这就是孙犁为我们提供的“对话平台”。
　　在作品中，作者从多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平台。只不过手法与对水生女人的正面塑造并不相同，更多的是以略写的手法来做到。在记叙水生等人参军的过程时，作者是这样说的：
　　
　　“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是干部，自然要站在头里。他们几个也报了名。他们不敢回来，怕家里的人拖尾巴。公推我代表，回来和家里人说一说……”
　　
　　在这里，作者告诉我们的一个细节是，水生带头报名参军，其他人也都报了名。这中间有些什么曲折，作者省略了。作者的略写，并非仅仅是为了集中笔墨描写水生女人和水生的故事，而是为了让我们忽略其中的曲折，明确认识到民兵们参军抗日的积极性非常高。这样，作者的略写，在读者心目中的反应是，以水生为首的村子里的民兵们对抗日战争的意义——保家卫国是完全了解的，他们有这样的思想，有这样的自觉。这是作者再一次为我们读者提供的对话平台。
　　民兵们所在意的只是家里人的落后。家里人是什么态度呢？
　　
　　全庄的男女老少也来送他出来。水生对大家笑一笑，上船走了。
　　
　　可见，连他们的这点担心其实也是多余的。全村的人都是支持他们参军的，他们的家人像他们一样，是有相当的政治觉悟的。作品没有写水生在各家做工作的情形，这仍然是省略。但这一省略暗示我们，不仅白洋淀的青年男性是好样的，而且白洋淀的青年女性、白洋淀的老人同样是好样的，白洋淀的所有老百姓都有为保家卫国流血出力的勇气和自觉。
　　这样，在给我们讲述白洋淀的故事之前，作者通过对白洋淀女性优良品德的赞美，通过略写民兵参军的曲折和水生对家属做思想工作的过程，推出了一个精神健康温馨和睦的家庭环境、一个众志成城保家卫国的社会环境。这样一小一大两个环境，就是作者为读者营造出的“对话平台”。
　　
　　二、 《荷花淀》的对话平台与
　　孙犁的创作方法
　　
　　在孙犁小说研究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对孙犁的创作是属于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一直存在着争论。孙犁本人在许多文章中，都一再强调自己的创作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如在《孙犁文集•自序》中，他说：“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作的真实纪录。”并强调说：“我所走的文学道路，是现实主义的。有些评论家，在过去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的，现在又说我是浪漫主义的。他们的说法，不符合实际。”许多研究者为此写出了相关的研究论文；但还是有一些研究者执意把孙犁称为浪漫主义者，并不在乎作者怎么表态。这种大相径庭的评价在文学史上还是一种比较少见的情况。
　　解决这一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此，我们不妨从对话平台的角度来做一分析。
　　关于孙犁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其实来源于对他的小说是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世界还是创造了一个理想世界的争论。在这里，我们引入“似真世界”这样一个概念也许更能说明问题。“亚里士多德早已清楚地指出：似真性并非作品话语与其参照对象的联系（即真实联系），而是作品话语与读者认为真实的内容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建立在文学作品和一种散漫的话语之间的联系，这种话语部分地属于社会每一个成员，但是任何人也无法声称占有它；换句话说，它属于社会的共同见解。显而易见，公众见解并不等于现实，它不过是独立于作品的第三语言。”也就是说，作为判断文学作品真实与否的标准，我们虽然强调是“真实的现实”，但这一标准只不过是我们认识现实的某种见解，是一种经验。我们其实是把“似真世界”作为检验文学作品真实性的标准的。
　　如果一个读者的经验世界与对社会现实的主流见解相符合，那么他就可能会认为孙犁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抗日战争的胜利表明，我们的人民已经成长为有一定政治觉悟的人民，有为民族解放自觉奋斗的人民。在孙犁的作品中，这样的人物形象比比皆是，如《光荣》中的秀梅，《琴和箫》中大菱的父母等等。自然，很多认为孙犁是现实主义者的研究者，就是以这种现实来反对持浪漫主义观点的研究者的。
　　持相反观点的研究者，不需要花费太大的功夫就可以找到相反的论据。在孙犁的小说中，《铁木前传》中四儿为了参加青年团的一些活动，从家里拿了一点煤油，拿了一把自己捡来的废铁锹，都遭到了父亲黎老东的反对；六儿作为一个青年人，并不热衷于青年团的活动，对革命也没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在《光荣》中，小五并不支持丈夫原生的参军行为。研究者可以拿这些现象来断定孙犁的《荷花淀》等作品是浪漫主义的作品。
　　我们如何解释这种相互矛盾的现象？我们只能说，作者为这些作品营造的对话平台并不一样。《荷花淀》的对话平台是从抗日战争的主流来言说的，而《铁木前传》《光荣》等作品的对话平台则又是别一番风貌。如果我们认可《荷花淀》的对话平台，则《荷花淀》当然是现实主义的。作为读者，如果不认可作者所设定的这一对话平台，而要从自己对现实的理解出发来审视《荷花淀》，那么，它就会是浪漫主义的。
　　
　　三、 从《荷花淀》的对话平台看其日常话语的创造性运用
　　
　　在说明了《荷花淀》的对话平台以后，我们可以欣赏一下作品对日常话语的创造性使用。 [##]
　　孙犁说，农村青年妇女“在抗日战争年代，所表现的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使我衷心敬佩到五体投地的程度”。这些农村青年妇女表现了“美的极致”。那么在《荷花淀》中，这一精神是如何表现的呢？
　　我们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在作品中，对农村妇女精神状态的认识平台是处在家庭这一环境中的。也就是说，农村妇女的美德首先是符合家庭内的伦理道德的。民兵们对水生女人“开明”等等的评价是从家庭关系做出的。在是否支持丈夫参军的问题上，既要看到妇女们是否开明，更要看到的是她们为此做出的巨大牺牲。当水生表明参军意向后：
　　
　　女人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她才说：“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
　　
　　在这里，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当水生参军以后，她家面临的困难是非常艰巨的，甚至于是一个女人家难以承受的。她支持丈夫的参军，但还没有做好承受困难的准备，她不知道自己在丈夫离家的日子，能否解决迎面而来的重重困难。这并不是什么重大的民族问题，而是现实的日常生活问题。她们明知丈夫参军后会给自己带来的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仍然勇敢地承当起来，这才是作者最为敬佩的“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这一点，相信读者都能有深刻的体会。
　　因此，作品的主体部分就是，当平凡简单的日常生活与重大的民族问题纠缠时，主流话语应当如何面对？孙犁让水生出场解决这一难题：
　　
　　“家里，自然有别人照顾。可是咱的庄子小，这一次参军的就有七个。庄上青年人少了，也不能全靠别人，家里的事，你就多做些，爹老了，小华还不顶事。”
　　女人鼻子里有些酸，但她并没有哭，只说：“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
　　
　　对解决农村家庭存在的实际困难的过程的表现，作者原则上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安排一个可以代表组织的人物出场，用党的政策来说服对方，这样的描写当然不会有政治上的错误，但出现在小说中，必然会造成说教与宣传的场景，孙犁当然不愿采用。一种就是他现在所使用的方法，让丈夫出场，以日常话语来对待日常话语，这些话语里面体现着党的政策（“自然有别人照顾”），但也有恩爱夫妻心心相印的知心话语（“家里的事，你就多做些”）。可以说，作者采用夫妻日常对话的方式，既传达了党的政策，又合情合理。孙犁找到了一种可以说近乎完美的、可以同时表达政治话语与日常话语的言说方式。
　　再来看水生女人与丈夫的另一段对话：
　　
　　“你有什么话嘱咐嘱咐我吧。”
　　“没有什么话了，我走了，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
　　“嗯。”
　　“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别人后面！”
　　“嗯，还有什么？”
　　 “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拚命。”这才是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
　　
　　在这一大段对话中，水生的嘱咐是主流话语精神的体现，但又全部是通过日常话语的言说方式——丈夫对妻子的嘱咐这种形式来实现的，不仅容纳了政治形式的主流话语，而且也包含了家庭伦理观念在内。
　　寻夫、遇敌这一段，完全是日常话语的叙述，记录了白洋淀女性真挚的感情。但丈夫们并不领情，水生说她们是“一群落后分子”；战斗过后，民兵们与各自的妻子连一声招呼都没有打，就“箭一样地飞去了”。妇女们感觉到扫兴、不光彩。但在作品中，并没有出现以批评性、指导性的政治话语，倒是由她们自己对这一次遭遇做出了总结：
　　
　　“我今天也算看见打仗了。打仗有什么出奇？只要你不着慌，谁还不会趴在那里放枪呀！”
　　“打沉了，我也会凫水捞东西，我管保比他们水式好，再深点我也不怕！”
　　“水生嫂，回去我们也成立队伍，不然，以后还能出门吗？”
　　“刚当上兵就小看我们，过二年，更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了，谁比谁落后多少呢！”
　　
　　这段对话里面有妇女们对民族敌人的仇恨，有对战争认识的提高，也有对丈夫们“小看”她们的不满，更有自觉战斗的勇气。可以说，这些思想内容正是主流政治话语要表达的思想。但体现出孙犁的创造性的是，这些政治性话语，并不是以教训的口吻出现，而是以妇女们的日常话语出现。没有哪个读者对这些话语的出现的合法性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些话语之所以能够出现，是以作者所设计的“对话平台”为基础的，我们作为读者已经接受了作者所设计的对话平台。
　　孙犁的《荷花淀》让我们体验到了创造性使用日常话语的美感。可以说，孙犁小说的美在于对日常生活美的创造性的表现。
　　
　　作者简介：赵新顺（１９６７－ ），河南林州人，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安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１］孙犁，孙犁文集•自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页。
　　［２］张德寅编选，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５月版，第７５页。
　　［３］孙犁：关于《荷花淀》的写作，《晚华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８７页。
　　

• 赵新顺： 《荷花淀》对话平台的营造及其意义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