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少有女人不爱服装，也几乎少有女人能像张爱玲那样举重若轻地描绘服装。一篇五千余字的《更衣记》，有一个女人对服装难以言喻的迷恋之情，更有一般女人难有的对服装千变万化的智慧之思。
　　“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吧”，作者以此起笔，是颇具匠心的，实际上没有比一年一度晒衣裳的场景更能展示一个普通女人与服装的关系了。那本是一件烦琐的家务，却又偏偏让女人们乐此不疲：“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置身于缤纷衣袂中的女人对于服装的莫名之心，被作者微妙地道出，非女人不能体味。衣裳在太阳的暴晒后，时光的推移中，“然而现在已经冷了”——那个悠闲、平静、绣金的世界随着落日永远地逝去了。
　　接着第二段承首句的“如果当初”而来，生发出张氏特有的妙语：“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把“回忆”联系起来的是残存在衣裳中的樟脑香。衣裳的回忆、服装的历史将在这香甜而怅惘的气味中徐徐展开。
　　于是，一部“更衣记”——服装的更新换代的历史，在作者津津乐道于衣领的忽高忽低、衣袖的时长时短中悄然演进。
　　
　　 一
　　
　　“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张爱玲开宗明义，概括了第三至十一自然段的内容和主旨。作者从满清开国写起，那时，因为“男降女不降”，女子的服装还保留着明代遗风。17世纪中叶直至19世纪末，女子的服装是宽大的衫裤，加“大袄”、“中袄”、“小袄”，再加“云肩背心”的层层压迫。“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这哪里是人在穿衣，而是衣在装人，只见衣衫不见人，人的主体性全然丧失。人虽然无足轻重，但穿什么却至关重要，因为它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象征。不同时节、不同场合、不同地位的女人，穿红着绿都是有严格的限制的。逢年过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于是想起台湾作家林海音的小说《金鲤鱼的百褶裙》，它通过描写一个民国时代的女人穿衣梦想的破灭，揭示了旧中国妇女令人心碎的遭遇及人生。身为丫头而收房成为姨太太的金鲤鱼，一辈子隐忍苟活，她的最大心愿是能在出席自己儿子的婚礼时，穿上一条大红洋缎的、绣着“喜鹊登梅”的百褶裙。但身为小妾的她是没有这种资格和名分的，那精心准备的绚丽百褶裙，带着她的期望和梦想被永远地压在了箱底。在这里，百褶裙既是一个女人内心思想的表述，凄惨一生的写照，同时，它还是一种政治化的权力象征，一种社会身份的标志，它表明封建等级制度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日常生活领域的各个角落。民国时代的风气尚且如此，此前的满清及其更遥远漫长的封建时代更是可想而知。据服装史书记载：早在原始社群中，部落酋长、大祭司的穿戴，跟一般群体成员的就不一样了。《易经》说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制定了冠服制度，“汉以后，中国的舆服制度已是相当完备发达的了。从天子皇族、文武百官到庶人百姓，各有严格的服制，从服色、服式一直到花纹图案，都有相应规定，不得逾越。祭服、常服，冕衣平装，各有其制；冠笄之礼，长幼之服，各依其时。”①难怪衣服的规矩和讲究并不简单，它是繁复的、琐碎的。张氏一一道来，比如，百褶裙的褶子，不光是服装的样式而已，它还是女人家教、仪态的严格试验。又如穿皮子，如果不得法，便被目为暴发户，所以必须分门别类详尽区分不同的“小毛”、“中毛”、“大毛”，并懂得什么季节该穿什么。等等。
　　“对于细节的过分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张氏细数国人种种耗费在服装上的无意义的繁缛细节，比如鞋底上绣图案，袄子上的几镶几滚之类，不由得让人联想起盛行于康雍乾时期的“清式家具”，那挖空心思的精雕细刻，求多、求满、求富贵、求华丽，无所不用其极的装饰与服装上雕花镂金的过分堆砌如出一辙。
　　这样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界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清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
　　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
　　张氏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精妙绝伦。
　　
　　 二
　　
　　时代跨入了20世纪。在张爱玲笔下服装的变迁是与时代密切相关的。随着时代的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服装的历史从总体上看，的确是“点缀品的逐渐减去”的历史。进入20世纪，铁路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也改变了以往穿着宽大服饰的习俗——“衣裤渐渐缩小，‘阑干’与阔滚条过了时，单剩下一条极窄的”。在政治动乱与社会不靖的时期，服装是需要轻捷利落，适合剧烈活动的。比如历史上著名的“胡服骑射”的故事，讲的就是在那动荡的战国时期，赵国国君武灵王，为了发愤图强，决定实行“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把长袍大褂改为胡人的短衣窄袖，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更加方便；同时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通过改革赵国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最终西退胡人，北灭中山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看来服装的变革的确不是一件小事。所以衣服在革命期间变得越来越紧，以至于“‘小黄帝’登基的时候，袄子套在人身上像刀鞘”，虽然有些古怪可笑，但不是没有渊源、没有道理的。革命的时代是那样骚动不安，服装的变来变去也就不足为怪。一会儿是不可理喻、失去平衡的“元宝领”的产生，正象征了那个时代的无均衡性。一会儿是“‘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不能不说与民国建立初提倡卢梭的理想化的人权主义有关。来自西方的影响实在不可小觑：衣领从高到低、从有到无，领口从圆到方、从方到尖，丝袜上绣花，妓女戴平光镜……女性的着装似乎多少有了些自由度、诱惑力和现代气息。然而，那个时代政治风云的变幻实在迅疾不定，军阀、政府来来去去，紧随其后的服装跌跌绊绊地赶，时尚走马灯似的换，过了时便一文不值。也许不光是“一文不值”，说不准还惹人笑话，即如白居易诗《上阳白发人》所叹：“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
　　时装如此的千变万化、追新逐时，在张爱玲看来却是：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上述十二至十九自然段的精彩描述和点评，岂是心心念念于华服丽装的小女子所能想见。服装潮流的更新换代，并不仅仅是女人们爱美好奇、喜新厌旧的结果，它与社会、朝政、文化等等息息相关。这样的见解和智慧，这样厚重的历史感，却尽在张爱玲的“轻描淡写”之中。
　　
　　三
　　
　　20世纪20年代，女装的历史在行家里手看来应当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那是旗袍流行的起点。正如《更衣记》所言：“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其实“旗袍”就是17世纪满族入关之时所挥动的八旗，它与中国主流服装一直共存着。原本“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二截穿衣’”的，“而从清朝起男子的服装就不再是拦腰两截了。一个大男人，跟人吵架时，会拍着胸脯说：‘我可不是穿两截衫的’，也就是说他不是女人。”② 因此这样的改变是惊人的。究其原因，还是与西方文化脱不了干系，女人们开始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要蓄意模仿男子，“恨不能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所以初创阶段的旗袍与当今我们所认识的曼妙多姿，尤能勾勒女性曲线特征的旗袍相距甚远，而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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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代，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时代，旗袍流行则达到顶峰，同时又在不断的改良中。“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但新一轮的“元宝领”却更加难堪、不可饶恕。此外，女人们还在拂地的丝绒长袍外，套上当时欧美流行的双排扣军式大衣。这样奇异的配搭，也许说明女人们表面上追求激进的女权，骨子里还是很物质主义地要求着体己柔和的享受吧。上世纪40年代即张爱玲写作此文（1943年12月）的年代，旗袍的款式又有重大变化，衣领矮了、袍身短了，镶滚免了，其中最重要的是衣袖也废除了，虽然这是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费了二十年的工夫，但总算是将所有必要和不必要的点缀一概消减了。于是“只认衣衫不认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旗袍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女性独具民族特色的“国服”，至今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成为中国女装的典型代表。“一个时代的服饰形成某种习尚，它就具有支配性、参与性与表现性，同时更具有排斥性与约束性。所以服装的流行看来是随意的，事实上跟‘公众的幻想’息息相关。”③正是张爱玲所说：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张爱玲不仅把服装的款式、品种、习俗以及与时代政治的关系摇曳生姿地道来，同时还忘不了通过服装变迁显示人性与民意——这是她作品里一如既往的根底。
　　
　　 四
　　
　　服装似乎是女人的专利，《更衣记》用了大部分的篇幅叙写女装，自是理所当然，但作者也没忘记另一半——尽管“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平淡的男装无非就是西装或中装，一律的谨严而黯淡，“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色里面打滚”。只有在民国四年至八九年这么几年短暂的时期，男人的服装花哨了一番——那也不过是当时天下大乱所显现出来的怪状之一罢了。因为对男人而言，衣服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作者以刘备的名言“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为证，可见妻子也罢，衣服也罢，在男人眼中都是一样的没有地位，没有分量。而女人呢？“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张氏的机智幽默中暗含冷讽，这是她惯有的腔调。再如：
　　有这么一种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分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
　　《更衣记》的末段结尾，尤其让人咀嚼不尽。作者先说明男子的装扮还是中规中矩比较顺眼。然后描述了一次电车上所见到的一个年轻小伙的装扮：既怪异又多彩还自得，但出人意料的是，张氏的笔力轻灵一转：
　　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
　　文章就此打住。如果说省略号之前的句子还承上而来，那么之后的一段与整篇头头是道的服装有什么关系呢——尽管写得那样的飞扬、放恣。
　　也许我们从张爱玲的自述文章中能找到解答的线索。
　　张爱玲对服装与美的迷恋早在童年时代就显露出来，她曾写道：“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我说过：‘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④“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五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⑤“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⑥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极度恋慕着美的女孩，在她十几岁的青春期却只能穿继母穿剩的衣服，为此她深感憎恶与羞耻，少女天性中对美的渴望被深深地压抑着。后来，为了上大学，又只好节省衣装费做学费，好在到香港读书时得了两个奖学金，于是“就随心所欲做了些衣服”，此后，压抑太久的渴望被冲破，她彻底地放纵自己，尤其在她写作《更衣记》时正是她“一夜之间红遍上海”的“飞扬”时期，她更是率性而为，以“奇装异服”炫人。一如余彬《张爱玲传》所言：“成名给张爱玲带来莫大的喜悦，若说人生安稳的时候多，飞扬的时候少，若说飞扬就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感觉，那现在正是张爱玲飞扬的时候，服装会向你透露她飞扬的喜悦。”⑦
　　张爱玲绚烂恣肆的写作、惊世骇俗的装扮不就是那飞扬的一刻、可爱的一撒手吗？
　　作者系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邓启耀：《衣装秘语》，四川出版集团，2005版，第206页。
　　②张爱玲：《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见止庵、万燕著《张爱玲画话》，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版，第232页。《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原为张爱玲的英文作品，载于1943年1月的英文期刊《二十世纪》。《更衣记》则是“一文二作”的纯中文作品，两者内容同中有别，文风却大异其趣。
　　③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版，第176页。
　　④⑤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全集·童言无忌》，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版，第99页，第97页。
　　⑥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全集·私语》，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版，第128页。
　　⑦余彬：《张爱玲传》，海南出版社，1993版，第161页。
　　
　　附：更衣记
　　张爱玲
　　
　　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吧。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来的甬道。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
　　从前的人吃力地过了一辈子，所作所为，渐渐蒙上了灰尘；子孙晾衣裳的时候又把灰尘给抖了下来，在黄色的太阳里飞舞着。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悯，像忘却了的忧愁。
　　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安静，齐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开国的时候，因为“男降女不降”，女子的服装还保留着显著的明代遗风。从十七世纪中叶直到十九世纪末，流行着极度宽大的衫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领圈很低，有等于无。
　　穿在外面的是“大袄”。在非正式的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中袄”里面有紧窄合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去，多半是娇媚的桃红或水红。三件袄子之上又加着“云肩背心”，黑缎宽镶，盘着大云头。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历史上记载的耸人听闻的美德——譬如说，一只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普通的赞叹，知识阶级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女人更想出众一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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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珊珊，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晚至一九二O年左右，比较潇洒自由的宽褶裙入时了，这一类的裙子方才完全废除。
　　穿皮子，更是禁不起一些出入，便被目为暴发户。皮衣有一定的季节，分门别类，至为详尽。十月里若是冷得出奇，穿三层皮是可以的，至于穿什么皮，那却要顾到季节而不能顾到天气了。初冬穿“小毛”，如青种羊、紫羔、珠羔；然后穿“中毛”，如银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穿“大毛”，——白狐、青狐、西狐、玄狐、紫貂。“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中下等阶级的人以前比现在富裕得多，大都有一件金银嵌或羊皮袍子。
　　姑娘们的“昭君套”为阴森的冬月添上点色彩。根据历代的图画，昭君出塞所戴的风兜是爱斯基摩式的，简单大方，好莱坞明星仿制者颇多。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癫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檐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
　　对于细节的过分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吧，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漏脸的机会，别说鞋底了，高底的边缘也充塞着密密的花纹。
　　袄子有“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之别，镶滚之外，下摆与大襟上还闪烁着水钻盘的梅花、菊花。袖上另钉着名唤“阑干”的丝质花边，宽约七寸，挖空镂出福寿字样。
　　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
　　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
　　当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还有腰身大小的交替盈蚀。第一个严重的变化发生在光绪三十二三年。铁路已经不这么稀罕了，火车开始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一重要位置。诸大商港的时新款式迅速地传入内地。衣裤渐渐缩小，“阑干”与阔滚条过了时，单剩下一条极窄的。扁的是“韭菜边”，圆的是“灯果边”，又称“线香滚”。在政治动乱与社会不靖的时期——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时髦的衣服永远是紧匝在身上，轻捷利落，容许剧烈的活动，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因为衣裤过于紧小，肘弯膝盖，筋骨接笋处非得开缝不可。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点就胀裂开来了。“小皇帝”登基的时候，袄子套在人身上像刀鞘。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像个女人而像一缕诗魂。长袄的直线延至膝盖为止，下面虚飘飘垂下两条窄窄的裤管，似脚非脚的金莲抱歉地轻轻踏在地上。
　　铅笔一般瘦的裤脚妙在给人一种伶仃无告的感觉。在中国诗里，“可怜”是“可爱”的代名词。男子向有保护异性的嗜好，而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颠连困苦的生活情形更激动了这种倾向。宽袍大袖的，端凝的妇女现在发现太福相了是不行的，做个薄命的人反倒于她们有利。
　　那又是一个各趋极端的时代。政治与家庭制度的缺点突然被揭穿。年轻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中国的一切。保守性的方面也因为惊恐的缘故而增强了压力。神经质的论争无日不进行着，在家庭里，在报纸上，在娱乐场所。连涂脂抹粉的文明戏演员，姨太太们的理想恋人，也在戏台上向他们的未婚妻借题发挥，讨论时事，声泪俱下。
　　一向心平气和的古国从来没有如此骚动过。在那歇斯底里的气氛里，“元宝领”这东西产生了——高得与鼻尖平行的硬领，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项圈一般，逼迫女人们伸长了脖子。这吓人的衣领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
　　民国初建立，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气象。大家都认真相信卢骚的理想化的人权主义。学生们热诚拥护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恋爱。甚至于纯粹的精神恋爱也有人实验过，但似乎不曾成功。
　　时装上也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拨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裤带，带端飘着排穗。
　　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像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舶来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
　　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沙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装，也同样地千变万化。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入关之后一直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妩媚的袄裤，然而皇帝下诏，严厉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O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收小了。一九三O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颔，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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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纽扣的军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配搭，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高调。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
　　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 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纽扣来代替，不久连纽扣也被捐弃了，改用揿纽。总之，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
　　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意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g's Schiaparelli'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最近入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子，又称“四分之三袖”，上海人便说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上海传来的，互相推诿，不敢负责。
　　一双袖子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轮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就是个好例子，很有点“三日入厨下”的风情，耐人寻味。
　　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只有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九年，男人的衣服也讲究花哨，滚上多道的如意头，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当其时的人都认为那是天下大乱的怪现状之一。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作家 （是萧伯纳么？）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不论这在心理上有没有不健康的影响，至少这是不必要的压抑。文明社会的集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有这么一种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到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分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但是预言家威尔斯① 的合理化的乌托邦里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着最鲜艳的薄膜质的衣裤、斗篷，这倒也值得做我们参考的资料。
　　因为习惯上的关系，男子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的确看着不顺眼，中装上加大衣，就是一个例子，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袍来得妥当，便臃肿些也不妨。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②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
　　（原刊1943年12月《古今》半月刊第34期）
　　
　　本文见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第17页－第26页。
　　① 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著有《时间机器》、《隐身人》等科学幻想和社会预言小说。
　　② 芦粟，上海话称一种甜玉米秸秆，可像甘蔗那样咬吮。
　　

• 周　茜： 张爱玲散文《更衣记》解读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