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称赞萧红的《生死场》在表现东北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方面，往往已经力透纸背。①而陈应松的《母亲》》在表现底层人民生的痛苦与死的磨难方面，也可以说是入木三分。比之于萧红笔下月英和小金枝等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陈应松文中母亲的悲歌则更令人惊心动魄，黯然消魂，而躬身反省，思绪绵绵。尤其是其中水到渠成而又出人意料的结局，更摄人魂魄，因为有意识的“谋害”甚于无意识的毁灭，自生自灭的凄景逊于努力挣扎后的惨剧。虽然技巧在残酷的生存真相面前苍白无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技巧的运用会凸现生存本相和悲剧内涵。《母亲》之所以有更为撼人的结局，是因为作者在文中集聚了众多的矛盾，并使这些矛盾密切碰撞、厮杀，尖锐对立，人物的生命便在这危机叠起、四面楚歌的刀丛锋刃中跌爬。漩涡的核心是母亲，母亲的生命被挑在所有的刀尖上，《母亲》才有了复杂深沉的内蕴。
　　
　　一、缠绕着母亲的刀丛锋刃
　　
　　《母亲》中的每个人都挣扎在矛盾中，复杂而尖锐的矛盾让儿女们备受煎熬，让母亲身陷绝境，而命丧刀锋。虽然《母亲》逼真的心理描写、极富写实性的细节和散发浓郁生活气息的语言，给人以强烈的感性体验，和平实质朴的印象，以致于让人沉湎于内涵，难以回味其艺术技巧。其实，作者早就在为母亲的悲剧结局而调兵遣将、调粉弄色，最终“名正言顺”地把母亲“逼”上绝路。围绕着母亲的遭遇，作者设置了重重矛盾，矛尖则都指向母亲，直至最后汇聚一体，交织成毒，径取母亲性命，小说的意蕴便在刀尖锋刃上震魂动魄地显现，给予人鲜明的印象、深切的示意。
　　就矛盾的直接性而言，小说中首要的矛盾便存在于儿女生存与母亲活命之间。依20世纪美国著名的哲学家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看来，人可分为五个层次的需要：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这样，“人类的需求构成了一个层次体系，及任何一种需求的出现都是以较低层次的需求的满足为前提的”②。儿女生存与母亲活命的矛盾冲突，是在彼此生命的生理需要降为极点时才成尖锐对立之势。母亲初起病时，儿女们还是努力为母亲治病。而且，“青香把所有的钱都带来了。那可是她与亮子这两个月的生活费，为找前夫索要儿子的生活费，已经被暴打过几次”。可是钱花完后母亲只能带病在家。待母亲再度住院，已是重症病人：身体全瘫，口不能言，大小便失禁，疼得胡叫乱喊。然而“钱成了不可逾越的大山”，儿女们无奈，半夜携母逃离医院。但是这样一个母亲，儿女们将如何承受？为了伺候母亲，大哥的心脏病加重,“每天心慌”，大嫂的眩晕症厉害，已经晕倒了几次，女儿杏儿的先天性心脏病复发，差点要了性命； 弟弟受不了刺激，疯病又犯了；青香为照料母亲，两三个月便瘦掉三四十斤，几次昏倒在讲台上，却还要遭受前夫的逼迫和蹂躏；过继给别人的二哥拿出买种羊的钱为母亲治病，只得自破面相，以在媳妇面前蒙混过关……。然而，母亲的病不见好转，反而愈加严重，整日疼痛嚎叫。二哥便有了痛心而发狠的话：“……人总会死的……妈已活到头了，不能再害我们了，……种田的啊，再这样下去，一家家都要家破人亡！……”。事情到了“不想搞死妈我们都要被妈搞死”的绝境，生存的残酷性赫然裸露，儿女生存与母亲活命的矛盾达到了极点，原始的生存蛮力最终剥夺了母亲的生存空间。
　　这其中，母亲不堪忍受的身体磨难，续偶之需与终无所续的事实，以及天伦人理对儿女们的牵制等因素，加剧了儿女生存和母亲活命这对主要矛盾的发展和激化。母亲的身体磨难不但压迫着自己的生命热望，而且给原本不堪重负的儿女们增加了心理砝码，为主要矛盾的激化添油加料，同时也减缓了儿女们“毒杀”母亲的心理压力。二哥说：“这样下去都受不了了，我看只有把妈搞死算了，让她轻松地走去。”而母亲的命运因无偶相伴也不得缓解，终于和儿女们的生存尖锐对立。并且，儿女私欲与伦理道德之间的矛盾，也加速了主要矛盾的白热化程度。儿女们为尽孝道身心憔悴，因此这里“私欲”二字确难出口。可是，生存极境中，不得不承认儿女们作为生命的自私欲。为了生存，儿女们无力伺候老母，却又不得不遵循伦理道德，不能让老母自生自灭，艰难抉择之极，主要矛盾达到极点，老母亲的性命被迫终止。如此看来，母亲命绝不仅仅缘于儿女生存，实则关涉到众多矛盾。
　　再者，现实环境和母亲活命的矛盾。现实环境而致的种种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激烈对搏的催化剂。这些矛盾，看似外围，实则内伸，间接、直接地参与到主要矛盾中，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加剧了母亲命运的悲剧性。其一，医患矛盾。医院和医生对病人本应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然而有些医院却重收费，轻人道，有些医生看病也重机器，轻责任。母亲重症住院，医生说必须CT检查，儿女们无钱，医生就让母亲疼叫了一夜，名之曰观察，最后会诊，还是说“你们不配合检查，我们只能猜了”。结果也没诊出个所以然来。但是，医院的费用却繁多，每天“量三次血压，收十二元”，“量体温，一次两元”。病没好转，费用则一再累叠。正是医患矛盾，促使儿女们早早放弃对母病的进一步诊断，也使主要矛盾日益对立，早要了母亲性命。其二，乡村医疗保健条件与农民生命所需的矛盾。母亲之所以不能溶栓，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这是因为牛家坳离镇医院太远。而且村里一直没有医生，连量血压也没有条件，更谈不上预防疾病。边远而落后的乡村的医疗条件的虚无，对农民的生命构成了极大的潜在威胁，母亲因此留下严重的病症，直逼她的生命。其三，表面政绩与实际情况的矛盾。由于一些人的好大喜功，以致弄虚作假，造成统计数据失实，不能如实地反映底层人民实际的生活水平。大哥居在乡里有名的小康村，却无钱为患先天心脏病的女儿治病。同样因没钱治病，村里牛三秀的子宫癌由早期拖成晚期，在家里疼得撞墙；牛黑子的爹瘫痪在床，屁股上烂出骨头而死。如此，贫困的生活被那些大有虚头的数据所掩盖，谁来关注他们？这矛盾看似与母亲的病症无关，实则加重了矛盾一方儿女们生存的压力，也便加速了主要矛盾的进展。其四，社会福利条件与生活实际需要的矛盾。儿女们无力照看老母，福利院如何呢？镇福利院只收孤寡老人，母亲自然在此规定之外。收费低的乡福利院呢？杂草丛生，工作人员态度恶劣，且母亲的800元钱，也仅只能住两个月最烂的福利院。社会福利条件薄弱，解决不了实际生活的困难。这样的矛盾把压力全集聚在儿女们的身上，主要矛盾之弦便越绷越紧。其五，死搬教条的办事作风与千差万别的生活形成矛盾。母亲重瘫在床，村长仍上门要修路费，因为乡里规定按人头交，不然便扣村长的工资，最后村长送上止疼片的条件是讨要母亲90元的修路费。这样教条地办事，加剧了儿女们的现实困境，为“害”母推波助澜。其六，官僚作风与百姓困难的矛盾。青香请假照料老母，不料有学生烫伤住院。于是乡教育组的领导大为恼怒，“扬言要她提前下岗”。作为主管领导，不深入了解实况，不体恤百姓艰辛，反而以官僚作风作简单粗暴的处理。听了青香那番“义正词严入情入理的话”，他也仅仅是哑口无言，而无动于衷。这时的儿女们，正需要众人相帮，尤其需要来自于官方发起的实力援助，也许温暖的援助下，母亲就不会被逼上绝路。实际上，拿工资的青香也处于雪上加霜、孤苦无助的绝境，最后不得不默认“害”母的毒计。
　　这种种矛盾，交织如网，扭结如剑，罩在母亲微弱的生命，刺在母亲热望的喉头，怎能不要了母亲性命？陈应松以矛盾突出了母亲的苦难，也即是大地的苦难。同时，众多矛盾的缠绕纠结，也让儿女们来自于生存的自私本能有了斑驳陆离的色彩。拯救母亲，绝不仅仅是儿女们能做到的。小说以点带面，令人深沉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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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刀尖上的巧联妙想
　　
　　《母亲》的情节呈线性发展，而“出于审美的需要，线性的发展线路需要带有‘陌生化’的曲折形态”③。另方面，为加剧人物的矛盾性和无奈感，加强内涵的深刻性和复杂性，突出母亲被逼而死的绝境，作者注重在矛盾的浪头里运用穿插手法，善于调配矛盾双方的力量，使矛盾双方呈现曲折、沉重的斗争态势，顺理成章地显示出矛盾的复杂性和尖锐性。因其中手法的运用自然而然，顺乎生活流程，切合人物心理，似天造地设，所以有刀尖上的巧联妙想。
　　纵观全文，每到矛盾锋头，必有双方力量的激烈较量和微妙偏移。作者以人物对话、自白、联想等方式穿插进与矛盾双方各自相关的内容，从而平衡双方的力量，让天平在炉火纯青的技巧拿捏中倾斜，其自然性、丰富性、动态性和逼真性便跃然出此，小说也因此具有了富有意蕴的审美性。下面以例阐述。
　　小说第九部分和第十部分，由商讨害母之计到毒计实施，矛盾冲突快速加剧，穿插手法也更灵活圆润，情节曲折多姿。首先是青香和二哥之间的唇枪舌剑，青香坚决捍卫母亲活命的理由，二哥痛苦地陈述害母的无奈。对话之中，儿女生存与母亲活命这对矛盾的力量都大幅度增加，突出了儿女们抉择的艰难和无可奈何，最后力量在生存的天平上微妙偏移，在二哥“不想搞死妈我们都要被妈搞死”的哀诉中，青香不得不悲情沉默。接着，在实施毒计的人选上，儿女们踌躇犹豫，矛盾重重。丧失亲情，何来不决？正因亲情未了，被逼无情，才这样难以决断，心痛胆颤。最终，在青留把毒药端向母亲面前时，小说以多种方式呈现出他在无情之举中的深情联想：有心理自白式，“妈呀，不是我没有良心，这两年我照看您我把老病都犯了，为给您捉蛇也差点咬死……”；有对话式的，“妈，都说您最疼我，……”，“我小时喜欢玩粪堆，腿上长疮，您就用口吸，吸得我疤痕都没一个。您吸了毒疮嘴却肿了……”；有描述性的，“青留哭着，说着，可他仍下不了手，他端着碗手抖得像筛糠”。如此穿插描述，让矛盾一方母亲活命的内力急剧上升。究竟母命如何？矛盾似乎有了点回旋的余地。但是，在那昏暗的像下雨的光线里，母亲却死死抓住了毒碗，母亲的陡转细节让矛盾力量顿然倾斜。母亲的生命消散了，有关母亲的故事却令人深深悲哀，久久回味。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即得力于作者于锋刃处穿插手法的巧妙运用。
　　“好的小说情节不仅真实可信，引人入胜，而且要把社会的矛盾与斗争典型化，‘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从而引导读者正确、深入地认识生活，理解人生。”④《母亲》揭示出了阳光下的阴影，和谐中的噪音。陈应松能置根于大地，写出大地深处的苦难，“替大地申诉”⑤，体现了作家应有的良知，可贵！而他对文学技巧不露痕迹的运用，又显现了作家的卓越才华，给读者以欣赏的美感。正因为作者对矛盾巧铺暗设、铸锋磨刃。才把《母亲》打造成浪口上绽放的一朵心花，怒开在读者的心尖。母亲的生命已丧在刀尖，许多人的生命依然要在刀丛锋刃中跌爬，究竟谁在罹难？谁将受煎？谁能拯救？谁来援助？谁又可能逍遥于外？……陈应松的《母亲》在深情地逼问。
　　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河南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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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小说集五》，1984年4月第一版，第443页。
　　② 转引自[美]马斯洛著（成明编译）：《马斯洛人本哲学》，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③鲁枢元等主编：《文学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第139页。
　　④马振方：《小说艺术论》，1999年1月第2版，第135页。
　　⑤陈应松：《关于〈母亲〉》，《名作欣赏》，2007年第11期，第31页。
　　

• 王雪环： 生命在刀丛锋刃中跌爬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