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是贾平凹专门为进城打工的乡下人而写的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部十分奇特的小说，它看似平淡自然但却处处暗藏玄机，言有尽而意无穷，它也是贾平凹多年乡村叙事的一个总结，其中三昧很值得探究和体味。
　　
　　 一个《堂吉诃德》式的故事
　　
　　《高兴》是一个地道的乡下人进城故事，小说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它通过对主人公日常生活精雕细刻式的描述，从吃喝拉撒到生死爱恨具体入微地展示了乡下人的城市生活史，形象而逼真地再现了乡下人进城后的生活状态和生存境遇。
　　戏仿《堂吉诃德》式的故事模式来叙述乡下人闯荡城市的经历是《高兴》别出心裁之处。《高兴》和《堂吉诃德》在许多地方都互相对应，如主人公刘高兴和五富闯荡西安城与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行侠游历相对应，并且人物的性格、经历遭遇在不少地方都很相似。刘高兴机智侠义中不免带有点天真迂腐，他让五富乘看门人不备将胶水放在凳子上，使欺负五富的看门人出尽了洋相，此后他伙同五富惩治了企图霸占保姆翠花的雇主，并帮助翠花讨回被雇主扣压的身份证，再后来他又用计教训了专事罚款的市容纠察，不顾生命安危拦阻肇事逃跑的汽车，总之，精明能干的刘高兴不仅仅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喜好替人打抱不平的传统侠士，而且还是一个粗通文化吹得一手好笛子的当代农民。同堂吉诃德把邻村的农家女儿杜尔希尼亚作为意中人一样，刘高兴也将来自乡村的女孩孟夷纯看作自己的心上人，他对孟夷纯所表现出的柔情侠骨十分令人感动，孟与男友闹翻，男友寻衅闹事将孟的哥哥杀死后逃走，而当地公安部门却因经费紧张无法外出将凶手缉拿归案，为给遇害亲人雪恨，孟夷纯只好出卖身体换取钱财来支付办案经费，孟夷纯这种忍辱负重、坚韧执著的生活态度令刘高兴十分赞赏，在他看来孟夷纯的卖身如同自己去鬼市倒腾那些偷来的赃物、收医疗废品一样为生活所逼，他们是污泥中的荷花，虽然生活在污浊中，但心性高傲。小说中曾多次提到塔街石碑上所记载的锁骨菩萨，她心存慈悲普度众生专门从事妓女之职，原来是观音的化身。这么一联系，孟夷纯不就是当代的“锁骨菩萨”？难怪心高气傲的刘高兴一见到孟夷纯就被打动，将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毫不吝惜地交给她，竭尽所能地帮她早日了却心头之愿，尽管刘高兴这一行动就像堂吉诃德举着长剑同风车决斗一样有些天真可笑，但不能说它不感人。
　　同堂吉诃德说服桑丘·潘沙做自己随从出门冒险一样，刘高兴也带着乡党五富一道进城打工，尽管刘高兴没有像堂吉诃德答应让潘沙做总督那样给五富一个承诺，但他同样暗示五富只要能扎根西安就能挣更多的钱。矮而胖的五富有着和桑丘·潘沙相似的外形，老实憨厚、忠心耿耿是他们共同的性格特征，然而外表邋遢、为人老实的五富绝不纯粹是一个插科打诨的角色，整部小说留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五富了，他在文本中的重要性一点也不比刘高兴逊色。与刘高兴相比五富更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他不讲究吃喝穿着，吃苦耐劳、节俭成性，他宁愿将自己的肚子撑破也不忍心让食物白白地浪费掉，满脸憨态的五富不仅经常遭到城里人的取笑和羞辱，而且还常常被其他来自乡下的农民欺侮蒙骗，老实巴交的五富除了默默忍受、嚎啕大哭一顿外，别无他法。当然五富也有着农民式的促狭和狡猾，比如他和门卫握手时故意用力让对方吃了个闷亏，门卫让他装三个旧暖气片带走，他却多装了三根钢筋和一串螺丝帽，门卫用言语作贱五富以为五富听不懂，五富却故意装呆乘门卫得意忘形之际将家属院的钢管、钢棍和铁丝偷走。五富还善于使用一些小伎俩来骗取对方，如他将鼻血抹在脸上，顺利地帮助翠花从恶人手中讨回身份证，他买纸牌送给家属大院的那些老太太们，博取她们的好感以便自己好到大院里拾取垃圾废品。老实邋遢的五富配合着精明能干的刘高兴倒腾出一幕幕绝妙的好戏，令人忍俊不禁，然而喜剧式的人物五富最终暴病而亡以悲剧谢幕，这是读者事先没有预料到的，《高兴》毕竟不是《堂吉诃德》，精明敏感的人承受心理上的煎熬，迟钝麻木的人承受肉体上的痛苦，这就是乡下人进城后的全景写照。《高兴》正是通过形式上对《堂吉诃德》的戏仿暗示读者，刘高兴、五富式的进城模式如同堂吉诃德的行侠冒险一样，失败在所难免，刘高兴那种扎根城市发家致富的愿望只是一场堂吉诃德式的春秋大梦，刘高兴甚至连堂吉诃德还不如，因为后者临死前终于幡然悔悟，而刘高兴自始至终都沉浸在梦中。
　　
　　扎根与拔根
　　
　　“乡下人进城”这一社会现象所引发出的诸多社会问题，早已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形形色色关于乡下人进城的叙事不胜枚举。早在1995年贾平凹就写过一部涉及到乡下人进城的长篇小说《白夜》，那么新作《高兴》和《白夜》及其他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到底有什么不同？这是我在阅读小说文本时特别留意的问题。《高兴》的叙事目的显然并不在于展示乡下人的城市生活图景和生存状况，贾平凹更关心的是被叙述对象自身如何看待进城这一事件，其中包括被叙述者对城市的主观想象以及城市留给他们的客观印象和真实感受。
　　这让我想起了韩东的《扎根》，《扎根》是可以和《高兴》进行对读的小说，《扎根》中的老陶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作家，为了逃避城市里严酷的政治环境，也为了表明自己努力改造的决心，他决定将家从城市搬到苏北农村，并希望自己和后代都“扎根”到那里。他怀着打下“万年桩”的想法，在农村开荒种地，饲养家禽，让妻子当赤脚医生，让儿子努力适应农村生活，并希望其长大后能在农村结婚生子，从而把生命延续到广阔的农村生活当中。与老陶相反的是刘高兴却从农村来到城市，并希望自己能扎根于城市，像一个真正的西安人那样过上城市生活，他时不时地穿西服打领带戴着墨镜完全是一副城市小老板的做派，他还特地买了一双女士高跟尖头皮鞋准备给未来的老婆穿，这样的鞋只有生活在城里的女人才能穿。老陶的扎根农村和刘高兴的扎根城市尽管方向相反，但目的是一样的，那就是希望通过改变生活空间来改善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事实上，每一次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迁移现象都发生在历史转型的关口，在这样特殊的时期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处于波动状态，社会整体价值观念发生或即将发生巨大变化，并导致人们生活范式的重大变革。老陶时代的乡下农村是整个社会的焦点，农民的政治地位要远远高于城市里的知识分子，老陶从城里“下乡”是顺应时代潮流；而刘高兴生活在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消费时代，消费时代的活动中心在都市，都市里不仅到处陈列着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商品物质，而且还蕴藏着无数个发财致富的机会，因此刘高兴们由乡下“进城”也是大势所趋在所必然，他们心目中的“城”就是财富的象征，进城就是为了获取财富，扎根城市就是要永远生活在金银山上，随手一抓就是一大把钞票。但问题是城市是否会接纳乡下人，乡下人能否适应城市生活？
　　回答这一问题还得从主人公改名说起，为了能在西安更好地发展，刘哈娃决定给自己取一个吉利而好听的名字——刘高兴，然而改了名字的刘高兴是否从此就如愿地在城里站稳脚跟，发家致富成为地道的西安人呢？随后的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主人公一厢情愿的想法，不要说是城里人不接纳他们，就连韩大宝这样先行入城的乡下人也不能容忍他们，最终用计将刘高兴和五富排挤出西安城，并导致五富病死咸阳工地的悲剧发生。刘高兴们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城市的错误认识，他们或者过低估计城市，错误地认为城市也不过如此，城里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相貌堂堂、高高在上，但其实城府不深很容易被乡下人糊弄制服；或者过分贬低自己，认为自己是城市里的“苍蝇人”，只能倚靠吸食城市丢弃物才能生存。他们被城里人嘲笑、作贱的同时也采用各种手段报复打击城里人，刘高兴认为城里人就是曾经的乡下人，他们也是刚刚从祖辈、或父辈开始进城的，城里人和乡下人区别仅仅在于进城的时间先后和在城里时间长短而已。这样城乡之间的空间差异就被简单地置换为时间差异，时间成了乡下人城市生活的主要对手，只要能熬过时间这一关，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融入城市成为其中的一个分子。城市远不像刘高兴想象的那样简单，时空因素并不是形成城乡差异的根本原因，城乡差异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将时间作为乡下人进城的主要对手如同堂吉诃德举着长矛冲向风车或羊群一样可笑。事实上城里人下乡和乡下人进城并不简单是方向相反的两个对等概念，城里人只要能吃苦愿意呆在农村他就能在那里扎根，而乡下人即使再能吃苦再怎么向往城市想在此扎根绝非易事。城虽然也是土筑而成，但一旦筑城后就变为商业、政治、文化和经济活动中心，其土性丧失殆尽，而乡下人离开土壤赶赴城市说到底就是一次彻底的拔根行为，他还怎么能在没有土性的城市生存？如此看来，刘高兴扎根城市的愿望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繁华热闹的城市生活对于他来说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幻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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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平凹在小说的后记中提到《西游记》唐僧师徒西天取经之事，说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其实是一个人的四个侧面，这里的“人”应该是一个特指的概念即取经之人，意志坚定的唐僧、机智灵活的悟空、贪吃好色懒惰动摇的八戒、老实肯干的沙僧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取经人形象。依此类推《高兴》讲述的就是西安取金的故事，金和经尽管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对于当事人来说意义大体相当，金钱和佛经对他们而言都是苦苦追寻的人生信仰。刘高兴、五富、黄八和石热闹同样也是一个人的几个不同侧面，这个人就是进城打工的那个农民，他既有打工致富甚至扎根城市的执著，同时也有动摇、偷懒、投机取巧的心理。乡下人进城希望通过为城市打工来挣钱致富这本身没有任何过错，但如果将金钱看作人生的信仰，只要能挣钱就什么都不顾及那就大错特错了。正如《高兴》所叙述的那样，在城市围绕着垃圾形成一个有成套的行规、收购完整的产业链，这里有不劳而获靠霸占地面、收取其他拾垃圾乡下人缴纳的行业费（保护费）的大拿、二拿，有提着蛇皮袋和铁钩沿街翻垃圾桶的拾荒者，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但这样的群体从上到下没有一个是干干净净的，拾破烂收货用的秤都是假秤，他们不时地将有毒的医疗废品偷偷倒腾给收购站，拾破烂时顺手牵羊将有用的东西也当作垃圾拿走，更有甚者偷盗工厂和工地器材、偷割电线电缆、搬走窨井盖、谋财害命等等。贫穷使他们忘掉了做人的尊严，金钱使其失去道德上的自我约束，而一旦有了钱他们更是六亲不认。这是一种典型的拜金主义，对金钱的盲目崇拜使得这些原本质朴可爱的乡下人变得面目全非，中国农民所固有的诚实守信淳朴善良这样一些传统美德正在被金钱所腐蚀，他们正处于一种道德观念上的拔根状态，这是让人最担心也是最痛心的一件事情。因此在《高兴》中，贾平凹既对现代都市文明进行大胆地质疑和批判，又对进城农民自身思想意识中不健康、落后因素进行深入地揭示与批判，这种双重批判精神使得《高兴》具备现代启蒙叙事的性质。
　　
　　“废乡”意识
　　
　　《高兴》既是一幅关于一群进城乡下人垃圾人生的生活剧照，也是一部创作主体关于当下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现实的忧思录。《高兴》写农民离开土地后的城市生活不假，但真正意图在于展示当下中国农民乃至中国农村真实境况，并由此来思索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农民和农村的命运和出路。自幼生在农村的贾平凹深知仅仅倚靠那点贫瘠而稀少的土地，农民始终无法改变自己贫穷的命运，而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将使他们更加贫穷，或许走出封闭落后的深山老林奔赴开放先进的城市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但对那些除了一身气力就一无所有的农民来说，他们很难在城市找到容身之地，拾垃圾是他们不得已中的惟一选择，好在城市越繁荣垃圾越多，有了垃圾，进城的农民就能存活下去，“垃圾越来越多，我们生活的质量就会提高”，小说文本中这句极具反讽意味的话，也道出某种实情，但拾垃圾毕竟是城市最低等的职业，如果不能成为大拿、二拿充其量也只是解决温饱问题，想靠它来发财致富，改变命运根本不可能，而且即使这样最低等的职业，也还有失业的威胁，刘高兴就是一不小心得罪了二拿韩大宝被其撵走。刘高兴们的根是连着土的，一旦其脱离土地进入城市，他们将始终处于漂泊流浪、动荡不定的状态。他们不属于城市，城市也不属于他们，势利的城市虽然需要他们为此清理垃圾，但却拒绝接纳他们，他们只能生活在城市的外围。刘高兴们陷入到这样的人生困境：固守土地是穷，离开土地同样还是穷，他们到底是留在农村还是进入城市，除此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条路？这个问题同样也深深困扰着贾平凹。让这些进城的农民重新返乡吧，又太不近情理，当初就是因为家乡无金可淘才进城取金，如今赤手而归，实在是无颜见江东父老，万不得已，贾平凹只好继续让刘高兴留在城市，像他这样有文化有头脑的农民在城市闯荡久了，或许真的就能找到一条好出路。这也是为什么贾平凹要让五富死去，而让刘高兴活下来的主要原因，如果是五富背着刘高兴的尸体回家，他真的永远也不会再进城了，留下刘高兴就是将希望留给那些进城或即将进城的乡下人。
　　面对因为土地被侵占和农村主要劳动力的大量离去所导致农村经济的衰退，并由此而造成整个农耕文化的衰败的严酷现实，贾平凹十分担忧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农村命运。在题名为《六棵树》的《高兴·后记二》中贾平凹写道：“回了一趟老家，发现村子里又少了几种树……拆了的老院子还可以重盖，而毁去的树，尤其是那些惟一树种的，便再也没有了，这如同当年我离开村子时那些上辈人使用的那些农具，三十多年里就都消绝了……乡下人最讲究的是传承香火，可孩子们却连爷或老爷的名字都不知道了。他们已不晓得村子里的四十多种树只剩下了二十多种，再也见不上?帐鳌㈤问鳌⑻拈Α㈣荨㈣怼⒆鹾鸵?幽尽?灼に?更没见过纺线车、鞋耙子、捞兜、牛笼嘴、拽绳、??枷、檐簸子……所以，就有了想记录那些在三十年间消绝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农耕用具的欲望。”①这段话很自然地让我们联想到汪曾祺的《戴车匠》《茶干》等小说，同汪曾祺一样，自称农民的贾平凹一直对传统文化和农耕文明有着深厚感情，从个人的性格和文化心理构成来看，贾平凹是一个特别恋旧的人，他向往汉唐时代那种古朴凝重而又稳健大气的文化精神，追求宁静洒脱的人生境界，推崇淳朴善良而又自在自为的乡风民俗。这种性格和心理使他难以认同和接受以商品化、都市化为特征的现代文明。正如赵学勇先生所评价的那样：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虽不乏对时代动律的描摹速写，但更多的还是在平和旷远之中积淀了富于传统音韵的提倡情趣。‘拙厚、古朴、旷远’是他的审美追求……”②尽管贾平凹的很多小说对中国农村变化和农民思想意识的转变给予肯定和赞赏，但从根本上说，他对现代都市生活和都市文明是持怀疑和批判态度的，尤其不能容忍商品经济对自然人性的毁坏和传统价值观的侵蚀。
　　《高兴》实写城市，虚写农村，名为高兴，实为悲伤，在对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命运的忧愤感慨中，一种浓郁的“废乡”意识在创作者胸中油然而生。贾平凹一直对乡村怀有特殊的感情，这不仅仅因为那里曾经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那里有他的父老乡亲和兄弟姊妹，而且还因为乡村是他心灵的栖居之所和精神的锚地，每当遭遇到挫折和困惑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乡村，优美宁静的山水田园风光和淳朴善良的民风民情，可以让他忘记尘世的烦恼忧愁，充满神性和灵性的乡村不仅为其文学创作提供无限的写作资源和思想灵感，而且还成为其精神上的倚靠和屏障，甚至成为其人生理想与归宿的隐喻与象征。现代都市文明所引起的价值失范、道德沦丧和人性迷失一度让贾平凹深感绝望，并滋生出“废都”意识。在《废都》《土门》《白夜》等一系列小说中贾平凹充分地表达这种“废都”意识，对都市生活的厌倦，让贾平凹内心更加思念宁静自然的乡村，“望乡”意识便由此而生，所谓“望乡”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对传统农耕文明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活的企盼与呼唤。于是便有了《高老庄》里面的子路回乡和《怀念狼》中天人合一的祈愿。然而，贾平凹清醒地看到在城与乡的对峙中，乡村一直在节节败退，《土门》《秦腔》等小说表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已经不复存在，随着农耕土地的日益被占据，大量农民纷纷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土地而走向城市，大量农民正一步步从土地上消失，乡村已经开始走向荒废，家乡只能遥望而不可亲临，传统农耕文化中许多美好的东西正在烟消云散，充满神性和圣性的乡村只能在记忆中复现。于是乎“废乡”意识开始在贾平凹的心中汇聚成形，并在《高兴》得到显现。对于刘高兴和五富来说，失去土地的倚靠进城靠拾垃圾为生是拔根行为，对贾平凹来说，失去五富这样纯朴善良、老实可爱的乡亲，看到了原先淳朴清新、生气盎然的乡村一天天的衰败、荒芜不也是精神上的一种“拔根”？《高兴》中大量农民的城市生活的描写叙述透露出的恰恰是乡村的荒废，从“废都”到“废乡”贾平凹文学创作完成了一个轮回，只不过这种从废都中衍生出的废乡情绪对他来说是不是太残忍了？
　　作者系扬州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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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贾平凹：《高兴·后记二》，载《当代》2007年第5期，第154页。
　　②赵学勇：《“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载雷达主编：《贾平凹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
　　

• 王永兵： 乡关何处？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