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一九八零年在《北京文学》十月号上发表《受戒》一文后，一九八一年汪曾祺又在《北京文学》第四期发表了《大淖记事》，从而以与“十七年”文学明显的异质性及与盛行于当时主流文坛的“伤痕”和“反思”文学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别树一帜，成为新时期文学中被广为关注的作家之一。作为与京派文学有着血脉亲情的衍生之作，《大淖记事》通过书写小锡匠十一子与挑夫之女巧云出于自然率真的人性勇敢追求自由爱情的故事展示了大淖地区的风土人情、民俗世态。在《大淖记事》中，汪曾祺把自己理想的生命形式和艺术形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似水若云、如诗如画的和谐艺术世界。因此，《大淖记事》不仅是被誉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汪曾祺的代表作，更是一篇研究汪曾祺八十年代小说文化特质的典范之作。
　　
　　一水：似水的民间情愫
　　
　　汪曾祺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他深受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以“爱人”的眼光、视角，以似水般绵绵不绝的民间情怀柔软而又执著地面对俗世凡尘，表现小人物、小市民的纯情真爱。这一点在汪曾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小说中已经非常明晰，如《鸡鸭名家》《戴车匠》等作品。进入八十年代以来，经历了几番浮沉，体验了“由泥津至清云之间的挣扎”的汪曾祺更能以博大包容的民间情怀贴近曾被遮蔽的民间世界，“对所写的人物要充满人道主义的温情”，表现出散落在俗世凡间的风物美、人情美、人性美。《大淖记事》就是在这样的主体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因此，在《大淖记事》中，你似乎难以找到细数伤痕，反思历史的主流印记，你感受最深的还是大淖这一僻远而又自在的角落，一群坚强度日而又充满生命力的锡匠们、挑夫们或者说是一群健全、自然、本真的男人、女人们。
　　在汪曾祺似水的民间情怀下，《大淖记事》中的地域风情、民俗世态也表现出似水般的民间质地：自然、朴素、包孕、通达、坚韧……在《大淖记事》里，有随四时自然变化的沙洲美景、高阜上的鸡鸭炕房、负曝闲谈的人家、忙碌的浆房、田畴麦垅、牛棚水车、闲置的候船室……总之，“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①。然而，更让读者念念不忘的是生活在大淖这片土地上的人。“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淖西有候鸟式的小生意人。他们对人和气，凡事忍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安静生活。他们讲义气，扶持疾病，互通有无，做活童叟无欺，不怕事，也不惹事。淖东有世代相传以挑担为业的挑夫们。他们靠卖力气吃饭，吃的是糙米青菜，却也带着极大的快乐打钱、滚钱。这里还有像男人一样挣钱、说话、骂人、耍野的挑鲜货的姑娘媳妇们。耐人寻味的是“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对待所谓的贞节问题，大淖土地上的人们看得也不是很重。巧云破了身子，她忍耐下来了，因为“人生在世，总有这么一遭”。邻居们知道了，也并未多议论，只骂了一句：“这个该死的!”更有意思的是这里虽然有向来是横着膀子走路的水上保安队、爱俏风流的号兵们、拨开巧云家门及毒打十一子的刘号长，也有热情、好心，川流不息来看望十一子的乡邻们，以及上街游行、“顶香请愿”的锡匠们。走进《大淖记事》锡匠、挑夫们的生活，感受十一子、巧云的情愫世界，体验大淖之地善恶并存、惩恶扬善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感悟到的是活生生的孕育于民间大地上的自然之道、生存之态、日常情怀。它们犹如流淌于民间大地上的河水一样恣肆随性而又连绵不息、藏污纳垢而又生机盎然。汪曾祺曾说《受戒》充满了水的感觉，实际上，《大淖记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不少评论者都认同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人和事都带有点“泱泱的水汽”。总之，正如汪曾祺自己说的那样：“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②这种风格就是似水的民间情愫。
　　
　　二云：若云的生命形式
　　
　　曾点是孔子的弟子。一天，孔子要他的弟子曾点、子路、冉有、公西华各言其志。子路、冉有、公西华就如何治理国家谈了各自的设想，孔子均不以为然。问到曾点时，曾点日：“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此语得到了孔子的叹许。宋朝大儒朱熹对此有精彩评论：“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四书章句集注·论语章句》)可见“曾点境界”得到了许多人的赞许。同样，汪曾祺也大为倾倒，他说：“……曾点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因此，在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中，我们可以领略到这种充满美的极致的生活境界。这种生活境界就如卷舒自在、去留自由的白云一样，成为大淖土地上人们的生命形式。当然，这种自由的、超越的境界并不是非人间性、非现世性的抽象存在，它就存在于大津之地上的锡匠们、挑夫们活泼自然的、毫无做作的日常生活中，存在于十一子与巧云两情相悦、真心相许的自由爱情中，存在于大淖人们忘怀得失、勇于承担的人生安顿中。
　　大淖土地上的人们享受属于他们的生活。快乐、自由是他们的根性和本能。淖西的锡匠们除了上市应活之外，作为消遣防身会打拳练武，作为娱乐会唱“小开口”，遇到阴天下雨不能出街时会吹打弹唱一整天。这种自娱自乐、自在自足的生活方式充满了世俗的快乐，但同时又达到了一种超脱的审美自由境界。淖东的挑夫们虽然都靠肩膀吃饭，靠卖力气生存，但他们活得单纯自然，快乐如风，自由如云。他们劳动的画面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一二十人走成一串，步子走得很匀，很快。一担稻子一百五十斤，中途不歇肩。一路不停地打着号子。换肩时一起换肩。打头的一个，手往扁担上一搭，一二十副担子就同时由右肩转到左肩上来了。”挑鲜货的女将们劳动的场面更是一幅美景。“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理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得很!”挑夫们对于吃饭也很随意。这些人家都不盘灶，烧柴也是不花钱的。他们无隔宿之粮，都是当天买，当天吃。吃食虽然粗糙，但都是“大口大口地吞食。他们吃饭不怎么嚼，只在嘴里打一个滚，咕咚一声就咽下去了”。写到这里，作者也不禁发出感叹：“看他们吃得那样香，你会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饭更好吃的饭了。”逢年过节的赌钱带给他们更多的乐趣。不仅参与者快乐，旁观的闲人也大声喝彩助兴，同样的无限快乐。看水上保安队下乡剿匪得胜归来游行时的快乐，对于大淖人们来说更是无与伦比的，“其快乐程度不下于看狮子、龙灯、高跷、抬阁和僧道齐全、六十四杠的大出丧。”
　　大淖人们的日常生活充满了自由和快 [##] 乐。他们的情感世界更是顺乎人的自然本性，敢爱敢恨，如云般自由自在。他们不受成规戒律的束缚，敢于承担生活的重负，不惧强权暴力的威胁，勇于追求真挚的爱情。在汪曾祺笔下，虽然“她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甚至“有的姑娘、媳妇相与了一个男人，自然也跟他要钱买花戴，但是有的不但不要他们的钱，反而把钱给他花，叫做‘倒贴”’，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因此，虽然被街上的人叱责为“风气不好”，被所谓正人君子之流斥为道德沦丧。但正如作者所言：“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的确，在两情相悦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真心实意与道德教条、伦理枷锁之间，哪一样更自然真实?哪一样更合乎健康的人性人情呢?这需要人们自己去思索。在这样自然质朴而又自由率性的大淖土地上生活的十一子和巧云之间产生的爱情之歌必然是一支朴素自由的生命之歌。这支动人的生命之歌源于两情相悦，“巧云织席，十一子化锡，正好做伴。有时巧云停下活计，帮小锡匠拉风箱。有时……小锡匠就压住炉里的火，帮她织一气席。巧云的手指划破了，十一子就帮她吮吸指头肚子上的血……”这支动人的生命之歌震颤于巧云落水，十一子相救的插曲中，更升华于十一子重伤，巧云深情照顾中。特别是面临刘号长一伙的暴力强势，十一子坚持了自己对爱的忠诚不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打死都不肯说“不再进巧云家门”的话。巧云也毅然决然地担当起爱的责任，将受重伤的十一子抬到自己家里悉心照顾，并为生计“去挑担挣‘活钱’去了”。这支动人的生命之歌最终在锡匠挑夫们的声援帮助下，以沉默的上街游行和“顶香请愿”的方式战胜了暴力与强权，超越了羁绊与邪恶，赢得了自由与完满。
　　在《大淖记事》中，面对大淖土地上涌动的若云般率性快乐、自由超越的生命形式，读者会深深地体悟到全面地占有、升华自己的本质，实现彻底的、完满的自由是人类努力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和生命目的。而这也是汪曾祺的生命理想。
　　
　　三诗：如诗的极美语言
　　
　　汪曾祺说自己属于“一个通俗抒情诗人”的气质类型，因此他是用诗人的诗性来感受世界，也是用如诗般极美的语言来书写世界。不少评论者如李陀、苏北等都认可汪曾祺是语言文字大师。这首先与汪曾祺对语言的重视密切相关。汪曾祺自言：“我很重视语言，也许过分重视了。我以为语言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③其次，汪曾祺将语言与文化紧密相连，认为一个民族文化的最基本的东西是语言，语言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在这样一种语言观的引导下，汪曾祺的小说《大淖记事》以朴实清新、潇洒自然的语言营造了一个富有诗意的极美世界。
　　这个如诗般极美的语言世界是日常化的。它贴近了大淖这块地域背景，贴近了在大淖土地上生长的人物精神。王安忆曾评价汪曾祺的小说语言是“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最平凡的事情”，“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④确实如此。在《大淖记事》中，汪曾祺是这样写大淖的四季景物变化的：“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这幅大淖四季景物变化图的语言都是很常用的，没有生僻古怪的，但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充满了大淖乡土的气息，它扑面吹来，带来大地的清香与芬芳。这些语句就是一首五彩的诗，一首用日常平凡的语言抒写出的诗意盎然的美丽篇章。《大淖记事》中十一子与巧云之间的对话也是如诗般简洁而韵味深长。巧云问十一子为什么不愿对刘号长之流说“不再进自己家门”的话时，两人如下对答道：“你要我说么?”“不要。”“我知道你不要。”“你值么?”“我值。”“十一子，你真好!我喜欢你!你快点好。”“你亲我一下，我就好得快。”“好，亲你!”这段对白准确地贴近了十一子与巧云的心灵世界，它是直接日常的，又是朴实动人的；它是乡村儿女的痴话，又是汪曾祺这位诗人的情话。
　　这个如诗般极美的语言世界也是文雅化的。汪曾祺在创作中非常注重从中国古典汉语中汲取养料。他欣赏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的风格，并认为自己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在《大淖记事》里，你不时也会感受到这种文雅的韵味。例如，形容十一子的长相举止时，汪曾祺这样写道：“他长得挺拔厮称，肩宽腰细，唇红齿白，浓眉大眼，头戴遮阳草帽，青鞋净袜……走起路来，高抬脚，轻着地，麻溜利索。”再比如：“黑漆大书四个字‘鸡鸭炕房’”“有几个人坐在树桩上负曝闲谈”“他们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等语言以及解释打钱、滚钱这两种赌钱方式时的语言都带有雅致的风情和诗意。
　　李陀曾指出：“把白话‘白’到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得以如此和谐，好像本来就是一家子人，这大概只有汪曾祺能罢。”^⑤正是在这样日常化和文雅化的语言之间，汪曾祺的《大淖记事》才诗意氤氲，令人陶醉不已。
　　
　　四画：如画的别致结构
　　
　　汪曾祺不仅是语言大师，也是文体大师。在他几十年的创作生涯里，你可以感受到他对文体的独特理解。八十年代创作的《受戒》《大淖记事》等文就体现了汪曾祺对抒情体小说的发展。这当然与他师从沈从文有密切关系。抒情体小说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结构松散。汪曾祺自己常说：“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⑥但这并不是说汪曾祺的小说就不讲究结构，这种“散”其实是汪曾祺苦心经营的一种别致结构。它犹如“林梢一抹青如画”那样，该轻描的时候就淡抹，该凸显的时候就浓墨重彩。
　　《大淖记事》不仅仅讲述了小锡匠十一子与巧云的爱情故事，它也是展示大淖土地民间风情的一组民俗画。汪曾祺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我小说里有些风俗画成分是很自然的。”^⑦当然，他也强调写风俗是为了写人。所以，作者在《大淖记事》中对于展示风物人情、民俗世态是不吝惜笔墨的。小说的第一节用全部篇幅描写大淖四季的美景，大淖边上的炕房、浆坊，大淖南岸闲置的候船室等。第二节用很大笔墨介绍大淖 [##] 西边住着的小生意人家，锡匠们的手艺，锡匠们的日常工作及其娱乐生活，末尾才点到小锡匠十一子。第三节依然只是描写淖东挑夫们的劳动画面、吃饭场景、娱乐方式。第四节也花了很多笔墨写巧云的身世和日常琐事。第五节更宕开一笔，描写水上保安队和号兵的生活。第六节作者才全力讲述十一子与巧云的爱情波折与追求抗争。全文三分之二的篇幅被汪曾祺信马由缰地铺泻开去，此法常常被有些论者诟为离题。实际上是他们不懂汪曾祺为文的深意。汪曾祺解释道：“我这样写，自己是意识到的。……一开头着重写环境……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人和事。”^⑧
　　《大淖记事》是汪曾祺对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充满美的极致的生活境界追求的外显。它表现了作者对俗世红尘、芸芸众生的热爱。正因为这份美、爱的存在，小说中表现大淖风物美丽，人情温暖的一面较多，而体现民间污浊丑陋的一面就相对少一些。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小锡匠十一子与巧云的美好形象，因为作者对他们进行了生动精彩的肖像描写。同时我们对刘号长的外貌长相感觉却是一片模糊，因为作者只是粗笔勾勒，轻描淡写。我们可以完整地体会到小锡匠十一子与巧云之间暗生情愫一两情相许一遭遇挫折一终得完满的相恋相爱过程，因为作者浓笔描摹、细细道来。对于刘号长破巧云的身子，刘号长重伤十一子的情节，我们只是大略知晓，因为作者也只是点到为止，淡笔描绘。在这些粗线条勾勒或者工笔描绘里，人们感觉到汪曾祺写小说不仅仅是写小说，他是在作画，按自己理想的艺术形态作别致的画。
　　总之，《大淖记事》一文中对于篇幅多少的割舍，笔墨浓淡的选择都体现了汪曾祺对于小说结构的认识以及为文的目的。汪曾祺自言向往宋朝大文学家苏轼所说的为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当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⑨的状态。在《大淖记事》中，读者确实感受到了这种“浓妆淡抹总相宜”、“姿态横生”的如画结构。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⑩，这是汪曾祺崇尚的一种境界。走进《大淖记事》，我们就走进了汪曾祺将似水如云般自然、自由、充满美的极致的生活理想和富有如诗般隽美语言、如画般别致结构的艺术理想完美交融的一个和谐世界中。
　　①　文中《大淖记事》的引文全部转引自《汪曾祺文集·小说卷》(上部)，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②　汪曾祺：《自报家门·汪曾祺全集(4)》，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⑨　汪曾祺：《蒲桥集》，作家出版社。
　　④　王安忆：《故事和讲故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⑤　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转引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下)，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版。
　　⑥　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⑦⑧　汪曾祺：《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读书》1982年第8期。
　　⑩　汪曾祺：《社会性·小说技巧》，《人民文学》1987年第3期。

• 吴朝晖： 一个似水若云、如诗如画的世界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