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荡子(1964－)，是目前在广州的优秀诗人。之所以说目前，是因为据其自述，自一九八二年离开家乡湖南益阳以来，一直处于流浪的状态中，当过兵，教过书，做过记者，也做过生意，又读过书，总之，干过十数种短暂营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当然主要还是在湖南与广东之间来来去去。诗评家燎原说，“这是一种能将人拖得身心俱疲乃至玩世不恭的闯荡。但他正是由此而进入了诗歌的腹地——光天化日下的黑暗”。也许是因为如此丰富的经历和微末的地位，东荡子可以说是一个最深入时代的人，一个最能感觉时代的痛处的人，一个在不合时宜的诗歌写作与生活之间作反复的质疑并最终肯定诗歌写作的价值与意义的人。在且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他肯定了诗歌的意义：为消除自身以及人类精神中的黑暗。
　　东荡子的诗打上了自己生存体验的深深烙痕，但又完全超越了他个人的生活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东荡子是一个沉思的诗人。在此所选的三首诗都与东荡子对诗歌本身的思考相关，可以说这也是他所思考的最核心的问题之一。东荡子的很多诗篇都可以把它看作诗歌与时代、诗歌与生存之间的紧张关系的一种反应，也因此他对诗歌本身的思考就不仅仅是关乎诗这种文体了，而是与时代的本质、生命的本质息息相关的。
　　
　　之一：《真理与蚂蚁》
　　
　　不可言说的真理说出它
　　意味着说出了谎言真理犹如石头
　　赤裸而沉默　对抗一切外来的力量
　　如果将它粉碎　它便力量倍增
　　在此之前　我还未投入神的怀抱
　　我对蚂蚁的劳动怀有特别的感激
　　它也不可言说　精确而有力　从不仰视
　　高大的事物如果愿意　它随时都可以
　　在它们的头顶开垦一片自由的天地
　　如果它爱　它在那里建造爱的宫殿
　　我曾“请大地为它们戴上精制的王冠”
　　我也曾因忌妒而泄露人类的叹息
　　不可言说的远不止真理和蚂蚁
　　什么东西把我们拉住　无法挣脱
　　丢弃我们也许我们才能把自己丢弃
　　2002．5—6　牛塘
　　这首诗的题目看起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物，一个是抽象世界的真理，一个是具象世界的蚂蚁；一个是有生命的微末之物，一个是无生命的永恒之物。诗人凭什么将它们嫁接起来呢?难道诗人有肆无忌惮地搬弄语言的特权吗?
　　进入诗歌，我们很快看到，真理与蚂蚁之所以被诗人搬弄到一起，源于一个共同的特性：“不可言说”。“不可言说的真理说出它／意味着说出了谎言”，简短有力的句子，道出了对语言的不信任，而非对真理的不信任，真理从语言中滑脱，当它被语言“说出”，它就发生了变质的现象。老子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禅宗有“不立文字”之说，黑格尔则认为，内在的思想被外化为语言时必然会“异化”；对语言的不信任由来已久，但是一切“真理”都逃不脱用语言来表达的命运，除了用语言，我们还有什么手段?所以后现代以来的哲学家干脆不相信有什么真理，因为语言不但有作为符号的不足性，更因为语言早已遭受了权力的干扰和污染，真理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话语，是权力的再生产。这是福柯的发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被语言说出的真理也的确一如“谎言”。但是，东荡子先生更接近于古典的柏拉图，因为他并不否认真理存在，它存在于某个地方，就像柏拉图认为“床”有“理式的床”“实际的床”和“影子的床”一样，真理就是“理式的床”，所以他说“真理犹如石头／赤裸而沉默对抗一切外来的力量”，真理在某个地方结结实实地存在着呢，只不过我们的语言打不着它的边儿。而且我们必须对这个在某处隐蔽着的真理心存敬畏，因为“如果将它粉碎它便力量倍增”，真理是神秘之物，它存在，但“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就错”。
　　蚂蚁，这个东荡子最情有独钟的细小生命，诗人认为“它也不可言说”。可是非常反讽的是，正如对待真理，在说它“不可言说”之后他立刻以“真理在握”的确凿语气对真理进行了言说，他也立刻对蚂蚁进行了言说，他赞美它“精确而有力从不仰视／高大的事物如果愿意它随时都可以／在它们的头顶开垦一片自由的天地／如果它爱它在那里建造爱的宫殿”。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一系列的言说是怎样地远离了蚂蚁本身，与其说它在赞美蚂蚁，不如说它在赞美某类人——比如说诗人。“精确而有力”绝对不是什么蚂蚁的特征，而是诗人特有的对文字的追求。“从不仰视高大的事物”以及对自由的开垦和爱的建设，都是优秀诗人的品质。我们看，诗人在用语言尽情地赞美蚂蚁的同时又远离了蚂蚁，就如我们在自以为说出了真理的同时早已远离了真理。
　　“不可言说的远不止真理和蚂蚁”，真理和蚂蚁只不过是事物的两个极端，一个宏大，一个细小；一个抽象，一个具体；一个须仰视，一个可俯视；一个有生，一个无生；如果诗人这两个事物都不可言说，那么还能言说什么?没有什么是可以言说的。对于诗人，这又构成了一个悖论，因为诗人的天职就是言说，而且诗人最大的理想就是成功地言说那不可言说之物，他们想把人类经验范围内所有深邃、微妙、可能与不可能之物付诸语言，没有人比诗人更迷恋语言的了。
　　“什么东西把我们拉住无法挣脱／丢弃我们也许我们才能把自己丢弃”，什么东西?对于诗人来说，就是语言。与语言的痛苦关系构成了诗人的命运，一方面语言是诗人一生中的至爱，诗人一旦中了语言的蛊，就再也无法从其中挣脱，另一方面，诗人又比谁都深深体验到语言的限度，语言总在背离我们，“丢弃我们”，我们才这样把自己丢弃在语言的迷途中，正如诗人本人，为了揪住语言的尾巴，半辈子把自己丢弃在途中，在流浪中。
　　
　　之二：《打铁》
　　
　　他想在铁里盖一间茅屋
　　他想从火里娶回一个美人
　　铁匠铺的师傅快到中年他双手是黑的
　　他的手不停地忙活翻飞
　　使劲时露出洁白的牙他的脸是黑的
　　他拖着一双烧破的鞋子 他的头发他的脸
　　他的四肢和衣服他的全身上下所有的
　　乱得像他的铁铺到处堆满了垃圾和废铁
　　他拉动风箱 仿佛一种瞬间的休息
　　遐想或沉思
　　他的双手在忙活 火焰呼呼尖叫 往上蹿
　　他的眼睛被烧红在尖叫
　　铁匠铺的师傅已经麻木他从胸膛
　　取出烧红的铁使劲地打操着他的铁锤
　　他要把它打成他想到的模样他要把它打黑
　　他要造好他的茅屋，
　　他要娶回他的美人
　　对于诗人，他写一切事物也是在写他自己，因为他把自己融化在一切事物中，我们总是从他笔下的事物看见他的心。诗人写打铁也是这样。
　　诗的第一、二句充满了幻想色彩：
　　他想在铁里盖一间茅屋
　　他想从火里娶回一个美人
　　这句话与我们熟悉的一句话非常近似，那就是鼓励读书人好好读书的一句话：“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是高雅的事，但是鼓励人读书的这句话却充满了世俗的气味；而东荡子的诗在此迥然相反，打铁是粗活，是低贱的营生，打铁人的 [##] 想法却充满了异想天开的神奇诗意。这是个诗人打铁匠。
　　接下去是一幅打铁匠日常工作状态的素描，只有黑白两色：“他双手是黑的”，“他的脸是黑的”，他“使劲时露出洁白的牙”，但充满了动感与力量：“他的手不停地忙活翻飞”。打铁在如今是一种日益没落的职业，是一种带有乡村色彩的适合怀旧的职业，没有铁匠在今天还能凭这个职业得到昔日的光荣与富足，所以诗中也透露出某种破败的气息：“他拖着一双烧破的鞋子他的头发他的脸／他的四肢和衣服他的全身上下所有的／乱得像他的铁铺／到处堆满了垃圾和废铁”。这是诗中写实的片断，体现了诗人具体入微捕捉日常生活镜头的能力。但也是诗人的欲扬先抑，平静、写实中潜伏着升腾之力，打铁的过程渐渐由物质的维度上升为精神的维度，实境进入了虚实相生的幻境：
　　他拉动风箱　仿佛一种瞬间的休息
　　遐想或沉思
　　他的双手在忙活　火焰呼呼尖叫　往上蹿
　　他的眼睛被烧红在尖叫
　　铁匠铺的师傅已经麻木他从胸膛
　　取出烧红的铁使劲地打
　　打铁人此时完全是一个真正的诗人，眼睛的“尖叫”和“从胸膛”取出的铁，说明在打铁过程中所注入的生命激情，恰如诗人在写诗过程中所燃烧的生命激情，而接下去“他要把它打成他想到的模样”，更是诗人的行径，只有诗人打铁匠才不为实用而打铁，为内心的自由，为内心的想象力而打铁。
　　诗的结尾两句呼应开头，在诗的形式上形成一个相当完美的圆的结构，但转换上浑然天成：
　　他要造好他的茅屋，
　　他要娶回他的美人
　　茅屋是安置肉身的场所，而爱情是安放灵魂的场所。铁匠想从打铁里得到的，恰如诗人想从诗歌中得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诗人就是一个语言的打铁匠，思想的打铁匠，他同样贫穷而耽于幻想，热爱自己早已不时兴的职业，将激情、美和梦想铸进打铁的过程。
　　优秀的诗人是这样一种人：他从一切事物里看到诗的神秘踪迹，仿佛和一切事物分享诗歌的秘密。《打铁》就是这样一首发现了事物与诗歌之间隐秘联系的浑然交融的诗。
　　
　　之三： 《和谐》
　　
　　如果我真的显得多余
　　像南方商业的噪音　以及人们对金钱的谩骂
　　我的多余正是对你们恰到妙处的打击
　　你们不会知道我曾努力使自己变得无知和糊涂
　　只写一些无关痛痒的诗但必须健康
　　像我的身体一样　像野草
　　远离城市的污染　远离美好的言词　自生自灭
　　这不符合我　我的怪性从中作梗
　　折断我　使我自己叛离
　　我的灵对我的肉体说：走吧，没有水和粮食
　　我的肉体对我的灵说：走吧，没有栖落的地方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我又不断听见你们梦呓
　　难道是我在不断偷听你们的梦呓?
　　1996．10．26　圣地居
　　这是诗人对自己作为一个诗人在这世上生存所做的反思。作为一个在商业狂潮中、在利益高于一切的环境中全身心地从事无利可图的事业——诗歌写作的人，作为一个因诗歌而更加困顿没有世俗成功的人，他必须不断地反省自己身份的合理性，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事情。因为在古代，在不远的过去，“诗人”都毫无疑问是一顶桂冠，而今天，“诗人”身份是一种尴尬，当一个人说自己是“诗人”的时候，再也没有那种毫不犹豫的敬仰目光投来，相反，人们的目光是奇怪的，仿佛看到某种不正常的动物，仿佛看到某种疾病的象征。因此这个时代的诗人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要反省自己存在的价值问题，而东荡子尤其是经常在这个问题上深思的一个诗人。
　　如果我真的显得多余
　　像南方商业的噪音　以及人们对金钱的谩骂
　　我的多余正是对你们恰到妙处的打击
　　“显得多余”是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尴尬位置，人们正是这么看待诗人的。为了加强读者对“多余者”身份的体验，诗人又用了两个比喻，“像南方商业的噪音”，或者像“人们对金钱的谩骂”，第一个比喻相当新鲜而准确，第二个比喻却有些费解，“人们对金钱的谩骂”是多余的吗?至少从言行不一这一点来看是多余的，因为不管人们在语言上对金钱表示过如何的鄙薄与不屑，在行动上他们一点也没有放松对金钱的追逐，甚至这种追逐更疯狂了。两个小小的比喻顺便对当今的人世暗讽了一下。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两个比喻也不是信手拈来的，诗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才特别显得“多余”呢?正是在这样惟利是图的喧嚣时代。但接着诗人就以相当自信的口吻有力地宣布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我的多余正是对你们恰到妙处的打击”。诗人并不妄自菲薄，他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存在对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平衡价值，因为正如他在评说另一个诗人的时候所说的：“他的写作和生活的态度甚至是对这个时代的批评。”
　　诗人接着写了自己如何努力，想要融入庸众或者和时代保持一种不痛不痒的边际关系，比如“努力使自己变得无知和糊涂／只写一些无关痛痒的诗”，因为诗人的清醒和另类姿态的确会使诗人本身也受到伤害的，早在四十年代，智慧多思的穆旦就这样反思智慧的负面：“智慧使我们懦弱无能”，而在晚年的《智慧之歌》里，他又诅咒生命中惟一不凋的智慧之树，因为正是诗人的智慧和清醒使他比一般人活得更痛苦，这和古老的屈原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痛苦是一样的，所以诗人努力的方向十分的奇特：“努力使自己变得无知和糊涂”，或者至少保持不参与现实，像野草一样在远离丑陋现实的地方自生自灭。这是与现实相安无事的两种方式，或者说这是保持表面“和谐”的两种方式。但是诗人断然否定了它，他说：“这不符合我我的怪性从中作梗／折断我使我自己叛离”。“我的怪性”，即诗人的天性，也是诗人的天职，因为这样的生存方式无异于灵肉分离，诗人触目惊心地写道：
　　我的灵对我的肉体说：走吧，没有水和粮食
　　我的肉体对我的灵说：走吧，没有栖落的地方
　　于是“我”自己内部的和谐被打破了，但是“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因为“我又不断听见你们梦呓”，梦呓是人被压抑的最深愿望的泄漏，梦呓是真实心灵的无意识显现，这就是说，诗人总是听得见人们心灵深处的另一种声音，也许应该这样说，诗人就是那种能够偷听人类梦呓的有特殊禀赋的人，这样他就不但看到了自身内部的叛离，也看到了这个时代的人们隐藏不露的内部叛离，这样一来，诗人，这个致力于说出真相的人，这个在试图说出中拯救的人，就有了完全的存在理由。
　　“诗人何为”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困扰诗人已久的问题，东荡子坚信，诗人是为消除自身与人类精神中的黑暗而存在的，是为人类精神的完整性而存在的，那么他的“多余”正是时代精神中另一极的力量，他以与时代不和谐的存在相达成了真正的和谐。
　　注：此三首诗均选自《王冠》，东荡子著，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

• 李俏梅： 诗性生存之困厄与迷失——也读《青衣》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4年第7期
• 李俏梅： 诗歌与人性共同的上升之路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5年第9期
• 李俏梅： 留白与工笔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5年第8期
• 李俏梅： 细读穆旦《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6年第2期
• 李俏梅： 东荡子诗三首细读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