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多么美丽的字眼！
　　它使我们想起一望无垠的滚滚麦浪，想起点缀在麦浪中间的树木、风车、河流、村庄这些美丽的平原意象。事实上，毕飞宇在《平原》的开头，就对平原的美丽做了如此生动的描述：
　　
　　麦子黄了，大地再也不像大地了。它得到了鼓舞。精气神一下子提升上来了…… 绵延不断的麦田与六月的阳光交相辉映，到处洋溢的都是刺眼的金光。太阳在天上，但六月的麦田更像太阳，密密麻麻的麦芒，宛如千丝万缕的阳光。阳光普照，大地一片灿烂，壮丽而又辉煌……
　　
　　多么令人神往的地方！它又使我们想起海德格尔所喜欢的诗人荷尔德林的“诗意地栖居在此大地上”的名句。的确，平原应该是一个最宜于人类“诗意地栖居”的地方。但是，当我们读完了毕飞宇的长篇小说《平原》之后，发现恰恰相反，平原上到处都是丑陋，到处都是痛苦，到处都是不幸。毕飞宇传达给我们的，恰恰不是美丽，不是辉煌，不是诗意，而是苦难，是宿命，是对“诗意”的颠覆和对“超越”的质询，是苦难话语的深沉诉说。
　　《平原》以上世纪七十年代王家庄高中生端方回到家乡后的命运为主线展开纷繁复杂的情节。端方高中毕业回乡后，不仅魁梧健壮，虎虎生风，且干练而有心计。但偏偏在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爱情与事业）上都出了差错。爱情上，他爱上了家庭是地主成分的三丫。由于两个家庭的反对，三丫终于喝农药而死。事业上，端方想参军，但整个王家庄只有一个名额。新任支书吴蔓玲迫于凶顽下劣的知青“混世魔王”的淫威，只好将名额给了“混世魔王”。端方的理想终于落空。其后，吴蔓玲虽爱上端方，但出于吴蔓玲的支书地位，端方不敢接受。在那个个人意志必须绝对服从群体意志的年代里，在王家庄一次次的民兵实弹训练中，吴蔓玲的狗终于被枪声惊疯，咬住了吴蔓玲，吴蔓玲中毒发病后又咬住了端方……小说在一对青年人美好青春的苦难凋谢中结束。当然，主线之外，又穿插了老支书王连方、残疾饲养员老骆驼等等各色人物的悲剧命运为副线，构成了整部小说纵横交错的多重苦难话语。
　　这种苦难话语主要表现在对人物的坎坷命运和宿命结局的诉说上。而每个人的苦难与不幸又有着各自的特征。有的是由于权力的缺失。如王连方。这个在毕飞宇中篇小说《玉米》中出现过的老支书，由于忙到了军嫂头上，而且“被军嫂的婆婆给堵在了床上”。于是，王连方的政治生命就在权力缺失（被罢官）的状态中跌入了苦难的深渊。有的是由于爱情缺失。如端方。他一回到王家庄就受到姑娘们的青睐。而出身地主家庭的三丫凭着她敢于“赌”一回的勇气，一个晚上就搞定了端方。但是，在那个“家庭成分”比什么都重要的年代里，双方家庭都拼命阻拦这一对青年人走到一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古老的乡村文化传统压制着三丫。三丫终于扛不住了，她以死来表达了对这一传统文化力量的抗争。随着三丫的魂销玉碎，端方和她的爱情也终于以苦难告终。而吴蔓玲的苦难与王连方丧失权力的苦难恰好相反，是一种占有权力的苦难。她是南京来的知青，一到王家庄就喊出“要做乡下人，不要做城里人，要做男人，不要做女人”的口号。男人们挑大粪，她也去挑，例假来了也不歇。队长因此称赞她“泼”。但她又是王家庄“最和气，最好说话的人”，“对每一个人都好”。她既能把毛主席的话“落实在了平平常常的行动上”，又能和王家庄的群众打成一片，“是我们王家庄的亲闺女”。当王连方因作风错误官被“撸”掉后，吴蔓玲就顺理成章地接替了支书。但问题也接着来了。返城的知青大多走了，农家子弟又配不上她。她的婚嫁也就成了问题。吴蔓玲自己也放不下这个架子。因为权力、权威，她成了一个既和蔼可亲、又高高在上的人物。当知青“混世魔王”撕破脸皮（不怕“把王家庄的人都喊过来”）而不顾一切地强奸她的那个晚上，面子、脸皮、舆论，终于使吴蔓玲“成了贼”，“大气都不敢出”，挣扎也“有了限度，完全是象征性的”，最终让“混世魔王”得逞了。这里，长期因占有权力而形成的“面子”，终于导致了吴蔓玲的苦难。性别角色的颠倒，使吴蔓玲有了一个和王连方完全相反但同样是悲剧性的结局。
　　上述苦难如果说是由于社会原因、文化原因造成的苦难，那么，毕飞宇还描写了来自人的生理原因、生理欲望的苦难。毕飞宇尤其深入地将笔触伸入到人的性心理、性生理的隐秘区域，描摹了人的种种心理的、生理的性苦难。这些描述过去在《玉米》《玉秀》等作品中就出现过。到了《平原》中，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三丫在深夜思念端方时生理上的种种反应，吴蔓玲由于领导身份长期无法找到异性伴侣，长期压抑自己，以至于半夜抱着爱犬睡觉时在梦幻中性心理和性生理都发生了反应等等。这些描写对作品的深层意蕴都起到了开拓和深化的作用。这一点我们下文再展开论述。
　　现在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是什么颠覆了平原上的“诗意”？是什么造成了生活在平原上的这些人物的苦难？在毕飞宇的笔下，答案是惊人的。毕飞宇固然描写了文化因素对人的压制，但是，毕飞宇似乎更注重在对人的欲望的描摹中展开他的苦难话语。在毕飞宇的笔下，人物都有着自己各式各样的欲望。有的欲望是社会的、文化的。如王连方的权力欲望，三丫和吴蔓玲的爱情欲望。有的欲望是生理的。如王连方请王家庄媳妇们一个个地“帮忙”，端方、三丫、吴蔓玲、老骆驼的生理欲望等等。但是我们发现，这些欲望无论是文化的还是生理的，都被命运之神的巨手一个个地扼住了咽喉。人的欲望在客观命运面前，就仿佛是一只被狼咬住了关键部位的羔羊，显得那么软弱而无力，宿命而无助。人的欲望为什么战胜不了命运？人的欲望为什么总是得不到满足？无非是文化的原因和生理的原因。从文化的角度看，文化制约着人类，制约着人的欲望。例如王连方利用权力，一个个地请王家庄的妇女们“帮忙”。但是，你就是不能请军嫂“帮忙”。你忙到了军嫂头上，你就是作死！你就得丢官！显然，这反映了以权力玩弄女性这一文化小传统（亚文化传统）毕竟受“保护军婚”这一法律意义上的文化大传统（主流文化传统）的制约。再如，三丫想嫁给端方，端方也爱三丫，单从情爱的角度看，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文革那个特殊年代里，三丫的地主成分制约着她的爱情理想（欲望）。你有了想嫁给端方这个根正苗红的小伙子的愿望，你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就只有失败，甚至去死。这使我们不禁想起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干所强调的文化的强制作用：“文化是我们身外的东西———它存在于个体之外，而又对个人施加强大的强制力量。……当我们真的试图反抗文化强制时，它的力量就会明显地体现出来。”①王连方和三丫的悲剧结局，正体现了文化的这种强制力量。
　　再从生理角度看，人无论如何“社会”，如何“文化”，人终究还是一种“动物”，摆脱不了“动物性”。所以，人在自己的性欲（即生理属性、动物属性）得不到释放时，只能像三丫一样“在喘息……腹部的起伏也有了难以忍耐的态势”，像吴蔓玲那样“身体成了波浪，兀自起伏起来……最终，高潮来临了……屁股下面是一大摊湿”。毕飞宇的笔触是冷峻的，无情的，但振聋发聩地揭橥了人的动物性这一本真的生存状态。于是，在对人的这种本真状态的描摹中。我们悲哀地感觉到一种无奈。这是人的欲望在强大的文化压力下的一种无奈，也是人对自己的动物性本质无法改变的无奈。平原上的自然风景是美丽的，但平原上的人文风景却是那样的无奈和悲哀。在这种无奈而悲哀的感觉中，平原上的“诗意”终于被颠覆了，被消解了。
　　欲望在强大的文化压力下的无奈，人对自己动物本质无法改变的无奈，使我们想起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卡西尔对人的本质的概括：人是一种“文化的动物”。这实在是一个切中肯綮的命题。无疑，人创造了“文化”，它使人与动物有了区别，它欲图使人从动物中“摆脱”出来，“超越”出来。但是，“劳动创造了人”。人之所以能够劳动，能够创造文化，偏偏又依赖于人有生理属性、动物属性。假如人没有了生理属性、动物属性，人还能够创造文化吗？因此，这个二律背反的规律仿佛在告诫我们：人无论如何无法完全“摆脱”动物性，无法完全“超越”自然。于是，《平原》仿佛惟妙惟肖地在用它的苦难话语替人是“文化的动物”这一命题做了最好的诠释。在这样的诠释中，我们感受到一种严厉的质询：人真的具有“超越性”吗？人果真能够“超越”自然吗？
　　 [##]
　　主体性、超越性，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文坛上曾经甚嚣尘上的话题。这个话题一度被炒作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仿佛一夜之间人成了古希腊神话中所向无敌的安泰，成了神。然而，毕飞宇《平原》中的苦难话语，无疑粉碎了我们上述富于诗意的幻想。在毕飞宇的笔下，不仅居住在此大地上的“诗意”被颠覆，而且，人的“主体性”“超越性”这些颇为时髦的话语，也受到了严厉的质询和挑战。我们本以为，人之所以具有“超越性”，就是因为人创造了“文化”。正是“文化”，使人从动物中“摆脱”了出来。但是今天看来，这种浅薄的自豪显得那么的幼稚可笑。进入后现代社会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思想家已经意识到文化与文明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成就人类的幸福，也可以引发人类的灾难。仅以技术的进步来说，弗罗姆就如此表达过他深深的忧虑：“技术的进步不仅威胁着生态平衡，而且也带来了爆发核战争的危险，不论是前种还是后种危险或两者一起，都会毁灭整个文明，甚至地球上所有的生命。”②而人类的爱情也是如此。瓦西列夫在他的《情爱论》中曾指出：“爱情是一种社会现象……爱情的社会成分自然也存在于选择性的欲求对象的过程中。”③在现实生活中，地位、身份、风俗这样一些社会（文化）成分无一不干扰着我们的爱情。毕飞宇巧妙地将端方和三丫，端方和吴蔓玲的恋爱嵌入了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突出了文化因素对他们的爱情造成的戕害。三丫和端方狂热地相爱，却受到来自双方家庭和世俗文化观念的强烈阻拦。尤其是三丫，“自尊心被伤得太深了。给三丫做媒的一般都知道三丫家的情况……介绍过来的不是地主的儿子，就是汉奸的侄子，再不还乡团团长的外甥……”三丫在绝望之中，只好选择了死，以死来抗争命运。在我看来，毕飞宇对端方和三丫的爱情描写给了我们双向的感悟：一方面，我们既为端方和三丫的爱情而感动，另一方面，我们也为人是“文化的动物”而悲哀。因为，社会文化因素造成的爱情悲剧似乎引导我们去全面反思人类文化与人类文明。也许，人类文化与人类文明并不仅仅是人类的幸福之源，或许也是人类的痛苦之源，灾难之源？④
　　更令人感慨至深的是《平原》中关于人的生理行为、生理属性的描写。对人的生理行为、生理属性的描写，已成为近年来文坛上最时髦的文化操作。文学发展到今天，如果我们还一味简单地将对人的生理行为和生理属性的描写一概指责为“自然主义”而大加鞭笞，那就过于浅薄了。事实证明，独具意蕴的生理描写对我们恰恰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在我看来，最震撼我们灵魂的是《平原》中关于残疾饲养员老骆驼与动物交媾的一段描写。老骆驼四十多岁就殁妻。他既驼背，脸上又长满雀斑。生理上的残疾和丑陋，决定了他不可能再续弦，甚至不可能再找一个相好。他一个人“在养猪场一呆二十年”，“只要有猪，老骆驼就能够自得其乐”。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老骆驼就没有情感上、生理上的需要？端方起初不知道个中隐情，但是有一次，他送小母猪去镇上给种猪配种回来，发现了老骆驼的秘密——
　　
　　老骆驼半裸着身子，弓着背脊……紧紧地抓着小母猪的后腿，用他的胯部顶着小黑猪的屁股……痛苦地、有力地、有节奏地往小母猪的身体里拱……
　　
　　请所有明智的读者原谅我不能全部引出这段令人作呕的文字，以免破坏读者阅读本文的兴趣；也请所有高雅的读者原谅我必须引出这一段情节，并作为我的批评话题。因为我们必须以学者的（学术的）沉思来看待这一文化人类学问题。这里，我认为我们已经没有必要把这段文字看作是一种哗众取宠的自然主义描写。恰恰相反，这一段描写可以看成是一种符号性写作。这种符号性写作的本质意义在于它是一种启示。它启示我们：人与兽之间本来就存在某种同构。这一同构提醒我们：人无论怎样超越自然，都不可能完全摆脱人本来就属于自然的本真属性。因此，人不仅不可能真正地超越自然，而且那些许相对的超越于自然的部分，也是建立在人的不能超越自然的生理属性之上的。其实，仔细想来，人类欲图超越于自然的理想，恰恰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幻想：正因为人类不可能超越自然，人类才企盼超越自然，假如人类真的可以超越自然，人类还有必要企盼超越自然吗？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二种背反的图式啊！⑤
　　更为精彩的是作者对发现了这一秘密后的端方的行为的描写：
　　
　　（端方）魂飞魄散……不敢弄出一丁点的动静，爬走了。一边爬还一边回头， 别留下什么痕迹来。不能让老骆驼知道……老骆驼要是知道了，说不准会出人命的……
　　
　　老骆驼知道了为什么会出人命呢？这正反映了人的自然属性与文化、文明的冲突。人按其自然本性来说具有生理属性因而具有本能欲望。但是，“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社会生存，还压制了人的生物生存……压制了人的本能结构。但这样的压制恰恰是进步的前提”⑥。我们固然可以理解，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整个人类关系的和谐等等诸种目的，我们必须压制人的本能欲望（当然包括生理欲望）。但是，压制了本能欲望的人就不再是自然意义上的人，而成为文化意义上的人。文化意义上的人的自然属性作为一种被压抑物，不可能永远被压制。在特定的“场合”中，它仍然会回归，会重现。老骆驼的秘密，正是人的自然属性在特定“场合”中的一种回归。由于这种回归违背了人的文化和文明的原则，所以必将永远被压制在文化和文明所允许的范围之外，成为一种禁忌物，隐蔽物。马尔库塞曾深刻地指出：“被压抑物的这种回归构成了文明的禁忌史和隐蔽史”⑦。而这种禁忌史和隐蔽史恰恰从相反的角度证明了人具有被文化属性覆盖着的自然属性。端方的行为实际上构成了一种象征性符号。它暗示我们：人不仅永远不能让自己的自然属性和自己的文化属性同轨并存，而且将永远掩盖自己的自然属性。人的自然属性由于不能和人的文化属性同轨并存因而被压制在人的文化属性的冰山之下，从而将成为人的苦难的永远的源泉。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无奈而又悲哀的结局啊！毕飞宇以他对人的生理现象和自然属性的符号性描写，以他在人与动物之间寻求同构这一文学性的苦难话语，向我们一贯引以为自豪的“超越性”提出了最严厉的质询。这一逆向性的质询和反思，我认为不仅不是多余的，而且是必要的。
　　我们必须正视这一无法回避的人文话题：正像希腊神话中安泰离不开他的大地母亲一样（一旦离开就失去了神力），人也永远离不开大自然这个母亲。
　　作家以他颠覆“诗意”和质询“超越”的苦难话语，建构了我们批评视野中的《平原》。
　　而《平原》在向我们召唤：人啊，既然你离不开自然，就回归自然吧。
　　这就是《平原》对我们的言说。
　　
　　① [法国]杜尔平:《文化的变异》,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页｡
　　② 弗罗姆:《占有还是生存》,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页｡
　　③ 瓦西列夫:《情爱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4页-第35页｡
　　④⑤ 这两处观点均可参见拙文《颠覆“超越”的文化寓言》,载《名作欣赏》,2004年第3期｡
　　⑥⑦ 分别见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第6页｡
　　

• 潘新宁： 颠覆“超越”的文化寓言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4年第3期
• 潘新宁： 映衬：杜甫景物诗独特的诗性方式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6年第10期
• 潘新宁： 再论异质同构、互比映衬及相关问题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7年第6期
• 潘新宁： 颠覆“诗意”与质询“超越”的苦难话语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7年第5期
• 潘新宁： 从杜诗中的“映衬”问题看文学研究的方法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