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说他的最大理想是大济天下,“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提到的管仲和晏子皆为春秋时齐国集政治家与思想家于一体的纵横家式的人士,可见李白的雄心很大。《新唐书》卷二百二《列传》第一百二十七《文艺中》载李白“喜纵横术”,唐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碑记》也载李白“性倜傥,好纵横术”。李白自己在《草创大还赠柳官迪》一诗中也说:“才术信纵横,世途自轻掷。”他一生弃绝科场,亦道亦侠,亦商亦隐,拜谒会见过各方人士,但都未动摇他对权力核心的热情,而其结交要人、攀附权贵、实现权力梦想的方式即为纵横术。这种纵横术对他的诗歌创作多有影响。
一、扶摇直上九万里
人类本质上和动物一样,都属于权力动物,每一个人都希望获得自己的权力空间。在人类世界里,政权则是权力的最集中、最直接、最核心的体现。李白不可能放弃权力追求而别有他思。他是把权力当成理想来对待的,同时也是当成了宗教来追求的。李唐王朝道教立国的史实,正把宗教理想和权力世界重新结合在一起了,加之士人解放的特殊文化景况,这便构成了一个十分烂漫的精神和物质世界,促使李白为之狂热,为之奋进。李白身上融合了宗教热情和权力渴望,同时,他也是合两者为一体的杰出代表。于是,后人就看到了李白那种十分积极活跃的进取姿态。那么,李白的这种进取之态,进取之法,进取之道,就是古已有之的纵横术。
所谓纵横术,指的是泛起于春秋时期、成熟于战国时代的士人们纵横天下、驰骋列国、结交权贵、兜售智慧、谈论治国平天下大道理的一种交游术。《鬼谷子·仵合》说:“故仵合之道,己必度材能知睿,量长短远近,孰不如,乃可以进,乃可以退,乃可以纵,乃可以横。”执掌此术的人就叫纵横家。狭义地讲,纵横家指的是隶属于连横与合纵的两种政治力量的士人;广义地说,指的是则是所有奔走于诸侯之间,以出卖智能、技能、谋略、韬略为生的人。它既包括没落的贵族后裔如孔子、庄子,也包括寻常的有一技之长的鸡鸣狗盗之徒。做一个纵横家并非易事。一般而言,做一个纵横家,首先要有独立不羁的智慧,具有独特的学术主张;其次要有交游能力,具备主动出售自己思想的推销力;第三,必要的辩才,以保证说服权贵,获取机会。《鬼谷子·权》载:“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有讳忌也;众口铄金,言有曲故也。”《鬼谷子·阴符》还讲到演说中的“盛神法五龙”、“圆转法猛兽”之法,说的是演讲要神出鬼没,变化迅捷。战国中期的孟子、晚期的张仪、苏秦都是这方面的典范。李白对自己的口才很自信。他在《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中说自比苏秦:“乐毅方适赵,苏秦初说韩。”《赠崔侍御》又自比张仪:“笑吐张仪舌,愁为?火吟”,可见李白对自己的辩才很自信;第四,团队能力,能够有效地组织成思想的集团或核心,并且有组织地发展这种思想,以便应付其他纵横家竞争的挑战,如孔子、墨子都有这样的能力。鬼谷子王禅本人也长于组织力。鬼谷子在云梦山隐居时,即招收苏秦、张仪、孙膑、庞涓为徒,有良好的聚众能力;第五,个人的人格魅力。纵横家须在仪态、长相、谈吐、品貌等方面有优势,这样才可以在大众面前赢得最大程度的信任和好感,以便及时地推销、推行自己的学术。鬼谷子以及李白老师赵蕤都是善于交游的能手,从这点可见纵横家的个性魅力。相反的例子也有,《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载:“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韩。”正是这个自以为不如韩非子的李斯,却能够凭借口才之优势,赢得了秦王嬴政的青睐,足见口才在策士的圈子里比文才还要重要。唐朝以后科举考试所规定“身言书判”的基本内容,与纵横家的才情、品貌观大体一致。当然,这只是纵横家光明的一面,实际上,由于权力竞争激烈,战国以及后世的纵横家多暴露出纵横术中的阴暗面。先秦以后,天下一统,纵横术受到集权世界的抑制,渐而转移至地下,这就形成了世人所知的江湖世界。当今人士尚可在近代以来的相声演员以及演说家身上找到些许当年辩士派纵横家的影子。地下化了纵横家,其品质也极端地蜕化了,他们往往恶性地发展了先秦纵横家暗制权柄、威逼利诱、转嫁祸害、施奸斗巧、欺世盗名的做派,使得纵横家成了准犯罪群体的化名。后世的诸多汉奸、卖国贼现象,实为重利轻义纵横家的极端化形态,汉奸的操作之道即来自春秋战国时期堕落掉的纵横术。纵横家的另一途则是流落到民间的江湖术士,其奸险者已蜕变到了以巧诈谋生的层次了。这里不妨说,前者属于阳刚性的纵横家,后者则归为阴柔性的纵横家。
《七略·诸子说》说:“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遭变用权,受命而不受辞。”《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顺应此说,都认为纵横家起源于“王官之学”,是“行人之官”,主要的还是“遭变用权”、“权事制宜”“明辩说,善辞令”。纵横家的特点也有三方面。第一是不安现状,追求富贵名利;第二,施才驰能,实现自身的价值;第三,唯重为用,不拘传统观念①。不言而喻,李白具备了这样的信仰和天赋。李白也一直以纵横家自居,对自己的才情很自负,他总在提醒自己:“天生我才必有用”,“我辈岂是蓬蒿人”。他在《与韩荆州书》中也说:“愿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宾客中有毛遂,使白得颖脱而出,即其人焉。”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也说:“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许一弹长剑乎?”李白以毛遂、冯谖作比,以谆谆告诫权贵对他应有信心。李白的大量干谒诗都做得很有分寸,这都是他谙熟纵横术的例证。
代表李白纵横家特质的可以《赠张相镐》、《上安州裴长史书》和《上李邕》三首诗为典范。这三首诗,或以气势胜、或以才情显、或以自信力见长,无不透露出一股不同寻常的奇气。尤其是《上李邕》,再度以大鹏鸟为图腾,再现特殊境遇下的心理状态。开元八年(720年)左右,李白到渝州,拜见渝州刺史李邕。李白不拘俗礼,谈论间放言高论,纵谈王霸,颇使李邕不悦。《旧唐书·李邕传》称李邕“颇自矜”。受此怠慢,李白略生愤激之怀,写下这篇《上李邕》,以宣其志,以示回敬。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李白在诗中依然以纵横翱翔的大鹏自比,所以,李白忍受不了的是李邕会将他的宏大韬略轻视为所谓的“大言”而遭到耻笑,于是以圣人识拔后生事示李邕。《新唐书·礼乐志》载:唐太宗贞观十一年,“诏尊孔子为宣父”。《论语·子罕》中说:“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李邕是开元初大名士,《旧唐书》列传卷一百九十中《列传》一百四十中《文苑》中载李邕“素负美名,频被贬斥,皆以邕能文养士,贾生、信陵之流,执事忌胜,剥落在外。人间素有声称,后进不识,京、洛阡陌聚观,以为古人,或将眉目有异,衣冠望风,寻访门巷。又中使临问,索其新文,复为人阴中,竟不得进。天宝初,为汲郡、北海二太守。邕性豪侈,不拘细行,所在纵求财货,驰猎自恣”。李白对李邕这位宇内名士保持了双重的态度,既有揄揶,又有暗讽;既指名直斥与之抗礼,也盘桓数匝为自己留有后路;既显示自己不屈己、不干人、笑傲权贵、平交王侯的气识和胆量,又婉转道出自己的理想,并无剑拔弩张的严厉气色。这样,诗篇就留存下了李白的少年锐气和桀骜难驯的攻击性,同时也流露出借古比今、含蓄婉转的温和之美。这正是李白的交游手段趋于成熟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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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遍历天下,交游广泛,阅历自然丰富,其朋友的身份也驳杂复杂,有身为市井之徒的汪伦,也有北海王李邕,有酒徒崔宗之,也有宰相贺知章。正是这位贺知章,一见李白便惊呼他为“谪仙人”,并解下随身所佩的金龟相赠,推荐他认识了同为道士的司马承桢和吴筠,进而结识了玉真公主,得以入见唐玄宗。李白所有这些活动的轨迹,都需要一种精神寄托,那么,他的精神核心,就自然集中到了这只巨大浑莽的大鹏鸟身上了。李白对这个图腾的心理依赖是很强的,他认为自己非凡鸟,具有不同于众的气质与才干。李白终生标新立异,走隐居与交游相掺杂的路径,扮演的是时代超人的角色,标举的是神异无敌的大旗,梦想赢得帝王青睐,一举成就“帝者与师处”(《战国策·燕一》)的梦想,谈笑间,帝国称雄,四夷吓服,万世归一,然后全身而退,成为一代带有神异色彩的纵横家。而这一切又和李白大鹏形象所弘扬的精神基本吻合。
二、飞扬跋扈为谁雄
纵横家在古代和近代常被人称作奇人,李白身上也沾染有这种奇气。他尚武轻儒,脱略小节,轻财好施,豪荡使气,除文韬外,尚有武略。这种气质是李白人格的保障,同时也为他的交游奠定了优良的人际基础。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也说他年轻时“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接济之”。李白喜豪饮善赌博,精于骑射,侠风飚举,慷慨任性,豪荡一时。李白对科举一途多有排斥,即在于他不屑于走一般士子由科举入仕的常轨路径,而希望化繁为简,通过纵横四海的纵横家举动,拜谒天下豪杰,一举成就大业。于是,他对春秋战国时期排难解纷的策士颇为倾心。崔宗之在《赠李十二白》一文中说李白“清论既抵掌,玄谈又绝倒。分明楚汉事,历历王霸道”。李白《赠钱征君少阳》也说:“如逢渭水曲,犹可帝王师。”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也说,李白“志尚道术,谓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由此可见李白选择的是纵横家的处事之道,他也极想效法初唐魏征、秦叔宝那样以纵横取得功名的武人,更倾慕他的前辈人士如房?、吕向、马周、李邕、张素玄之类人物,以纵横术博取名誉,获得功名。纵横家不同于一般的权贵和士人之处即在于他们和权力的关系是亦即亦离的。李白就属于这样的人,他是积极入世的,又是飘然出世的。李白的这种混合型行事态度,使其行事时常透露出一股轻灵飘逸之气。这是李白身上奇气的有机成分。
学界多认同李白的复合型身份,认为他是合侠士、道士、隐士、策士、酒徒于一身的人。善隐,亦为纵横家的行事传统。鬼谷子就有在云梦山聚徒讲学的阅历,并著《鬼谷子》十三卷传世。《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载:“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 战国末期,苏秦、张仪成为诸侯王之师,鬼谷子就成了帝师之师式的人物。纵横家善隐这种习性对李白的影响是潜在的。李白善隐,但并不拘泥于隐,隐居是其终南捷径,为其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回旋之法。李白的终极理想在权力,表象理想却在宗教,文学理想在诗歌,身体理想在游侠,五者组合为一体,则构成了他所理解的纵横术策。李白《古风》深受陈子昂《感遇》诗影响,对初唐陈子昂很欣赏,这其中除乡谊关系外,其更大原因就在于陈子昂也是一位纵横家。范传正《唐右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载:李白“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李白不仅恢复了阳刚性战国纵横家的人格魅力,同时也袒露了其独立的个性和不凡的雄心。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也说自己“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李白的人格魅力之宏盛,超越了时间,不仅为后人景仰,在当时就赢得了很多人的倾慕。用一种非常态的比喻来形容,李白集剑客、诗人、酒客、神仙于一身的风采,犹如当今歌星、影星、动作明星的三栖明星的合成体,从而赢得了时人的心仪。当年,为了一瞻李白的丰采,任华、魏万就曾经不远千里追踪相从。李白的门人武七则甘愿赴汤蹈火,越过安禄山叛军的占领区至东鲁接回诗人的子女。李白的诗歌只是他透露个性魅力的窗口,李白的诗歌,正是通过他的个性投影,折射出了时代的风容神采,从而成为盛唐最强音的。诗人的诗歌魅力,也是经过他纵横海内的雄心和判断力,赢取了天下士人的敬佩之情的。唐大诗人杜甫有诗赞云:“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明代方孝孺也有诗云:“君不见,唐朝李白特达士,其人虽亡身不死,声名留落天地间,千载高风有谁似?……诗成不管鬼神泣,笔下自有云烟飞。丈夫襟怀真磊落,将口淡天日月薄。泰山高兮高可夷,沧海深兮深可涸。唯有李白天才夺造化,世上谁得窥其作。”这是后人对李白的颂赞,也是对李白处世方略、人格魅力以及纵横术策的首肯,而这一切又构成了李白高举蹈厉、飞翔天下、超迈凌厉、穿越时空的超人式的人品风范。有了这样的鉴赏背景就更容易感受到李白“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豪情了。李白拜谒李邕失败后,他自我解嘲的方式是独特而积极的。“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便是一种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的自然显露。这种人格气度、处世风格、为人风度、待人情怀,构成了大鹏形象和李白形象双重的精神叠影。
三、世人见我恒殊调
李白的出俗气度并非凭空而来的,他所追慕的人,除了前边提到了管子、晏子以外,还有张良、诸葛亮和谢安,他崇敬“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于文王亲”(《梁甫吟》)的姜子牙,追慕“东下齐城七十二,主会楚汉如旋蓬”(《梁甫吟》)的郦食其。这些历史名人都有纵横家习性。李白诗文中提到最多的人是“却秦振英声”(《古风》其十)的鲁仲连,达十九次。李白视鲁仲连为侠客。李白在《侠客行》说到侠客的最大特征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史记》卷八十三《鲁仲连邹阳列传》载:“鲁仲连者,齐人也。好奇伟?m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游于赵。”可见侠客除了为人排忧解难外,其行为特征是游行天下。先秦时期,纵横家和游侠各为一家,互不相干,但是,汉以后,两者皆遭抑制,终于合流,游的精神就成了纵横家和侠客的交汇点。正是有了侠客的利他主义,才使李白的纵横家人格具有了高尚内涵,这样的人格构成也就很自然地化解了纵横家内部的阴阳两重天的差异。于是,积极性的好游,就成了李白交游四野、纵横宇内的独特文化追求。
一般而论,交游是一种流动的或动态的生活方式,也是情商的主体内容。而且,良好的交游属于非静态的处世行为,是杰出人物必须具备的行为学能力,也是纵横家行为的基本内涵。李白的好游还有一种文化支撑,那便是他幼年的游荡生活。李白原籍是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出生地是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即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境内的托克马克。五岁时举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其父李客也非真名,“客”是本地人对外来者的泛称。从这里可见,李白父亲就具有交游的天赋,精通动态生活的技巧,且早早就流动于唐朝西北地区。李客不求禄仕而家境富裕,所以人们大多猜想他是一位巨商,也可见李客的行商致富,也含有他善于行动、情商高超的成色。五岁至二十岁,李白在蜀中居住十五年。他世界观形成的青少年时期即在蜀中度过的。这段时间,李白以读书为主,发扬了智商上的潜能。他 “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同时还习武尚剑,涵养武侠之道。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曾说:“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之五)正是李白的游浪生涯给他身上留下了几许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这种童年阅历,也迫使他养成了一种对动态的交游生活状态的亲和倾向。李白从幼年到晚年游荡不止的第三种原因即为对道教的热衷,他求仙访道,其诗在《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中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这三种因素都延伸了他纵横家习性。他向往游仙访道、仗剑横行的生活,正是盛唐人对古典纵横家习性的重新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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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术是纵横术的基础,这在先秦和盛唐都是一统的。李白虽未达到他所理想的“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最大权谋目的,但是,他在和同时代最杰出的人物频繁交往的过程中却几乎是意外地获得了文化艺术的滋养,又凭借最广泛的交游,成就了他诗歌创作的高峰体验。
李白的交游手段是先进的,不仅动力可观,而且效率尚佳。他在窦团山读书修炼阶段,已有了小范围的交游生活,初识上至豪门卿相下至渔樵野夫之技能。出蜀以后,他虽然时隐时出,但交游生活一直是他未能弃绝的生活内容。他在交游中获得了人际网络,增长了见识,巩固了学问,寻觅了机会,跌荡了才略,扩张了雄心,陶冶了情性。最值得一说的是,李白谒见地位远比他高的大人物的手段即是高明的。他在十八九岁时,曾隐居于戴天大匡山,师从盛唐大纵横家赵蕤。孙光宪《北梦琐言》载,赵蕤是个以“王霸之道见行于世”的纵横家,所著《长短经》十卷即主纵横天下、经邦济世的事功之学。李白二十岁遇到苏?,深得这位“朝廷大手笔”、文章巨公的赞赏。二十岁以后,李白的纵横家生活略见成效,其社交的网络也初步建立。开元十二年(724年)秋,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他从峨眉山沿平羌江南下,过荆门、览洞庭,经金陵、广陵、会稽,旋即乘舟西上,寓居郧城(今湖北安陆)。当时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在江陵遇到他,赞许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大鹏赋·序》)。开元十五年,李白娶故相许圉师孙女为妻。三年后,即开元十八年(730年),李白三十岁,由南阳启程入长安。
李白的交游生活几乎是永不停歇的,寓居任城时,曾与孔巢父交往,两人连同其他友人常于徂徕山酣饮纵酒,人称“竹溪六逸”。以后,李白漫游河南、淮南、湘鄂,北登泰山,南下杭州、会稽,所到之处,形诸吟咏,播扬声名,朝野惊动。最值得一说的是他隐居终南山时期,当时,李白的交游已很广,但他最大愿望仍是希望能够得到王公大人的引荐,得以实现其最大的政治抱负。时玄宗之妹玉真公主别业也设于终南山,常有文人雅士集会,这其中包括王维、储光羲等诗人。李白虽然结识了玉真公主,却未能如愿以偿获得帝王青睐,最后不得不怏怏离京。开元二十年(732年)夏,李白沿黄河东下,先后漫游了江夏、洛阳、太原等地。开元二十四年,举家东迁,“学剑来山东”(《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天宝元年秋,由于玉真公主的引荐,唐玄宗下诏征李白入京,并待以隆重的礼遇:“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李阳冰《草堂集序》)命李白供奉翰林。李白初入京时,颇为踌躇满志,《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很想有所作为,并以此来报答玄宗的知遇之恩。这一时期的玄宗对李白时冷时热,李白倒是初步实现了其结识帝王的目的。但是,李白狂狷的性格可以赢得朋友的喝彩,却超越了官僚体系内其他权贵人士的宽容程度,李白不久就遭到了宫廷权贵们的厌恶。一年后遭谗毁,他在《书情赠蔡舍人雄》中说:“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李白的《玉壶吟》中也感叹道:“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可见他当时的处境已近于险恶。天宝三载春,李白被赐金还山,但李白并未回川,出长安后,便沿商州大道东行,至洛阳结识杜甫,又与杜甫、高适同游梁宋,饮酒弄文,呼鹰逐猎,过着放逸狂浪的生活。次年,李白与杜甫又相遇于山东兖州,并同游泗水、东蒙。此时期,李白做《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远别离》,表达了对时局之见解。不过,喜好旅行的李白依然四处漫游,漂泊在梁园、鲁郡、金陵一带,一度到过幽蓟。虽然李白漫游的目的在于寻找机会,实现其权力梦想,但在希望与失望的愁怨中写了众多优质的诗篇。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的纵横家风习未易。他先是避地东南,来往于宣城、当涂、金陵、溧阳一带,后隐居于庐山。当是时,玄宗之子永王?率师由江陵东下,“辟书三至”(《与贾少公书》),李?以复兴大业的名义恭请李白入其幕府,李白并不谙熟最高权力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险恶程度,毅然从戎。肃宗李亨和永王?之间又因争权引起冲突,一时祸起萧墙,双方兵戎相见,展开了一场为争夺至高权杖而起的战争,结果,李?军败被杀,李白也获罪下狱,不久被流放夜郎(今贵州铜梓一带)。李白一时陷于险境。杜甫也在《不见》一诗中说李白“世人皆欲杀”,并误信流言,写诗追忆李白之“死”。李白溯江而上,至巫山,遇赦放还,时年近六十,但壮心不已,仍有游兴。上元二年(761年),李白又一次踏上征途,准备参加李光弼的平叛军队,途中因病折回。宝应元年(762年),李白病死于当涂族叔李阳冰家,结束了他富有游动性和动态感的传奇人生。
李白是在游荡生活中结束其纵横四海生涯的。他的游动半径之大,令后人叹为观止。因此,李白是文人,却又不是后人所理解的纯粹的文人,他先是士,属于纵横天下的在野的文人。或者说,李白的本质属于纵横家,吟诗弄文仅为的是排遣求仕弗得的愁肠,遮掩其呼鹰逐猎、交游万里生涯的手段和点缀而已。这种文学和行为学的不平衡现象在文学史上也很常见。《资治通鉴》卷三十三曾说过“礼失而求诸野”之事,说的是周礼崩毁,应向民间学礼。这在文学上也相通,所谓诗失而求诸野。李白就是这样一位很善于向“野”学习诗歌的人。《上李邕》不仅是李白干谒诗的代表作,还是他纵横家本色的最好证明。李白终于未能堕入阴性纵横家的行列,其原因是多元的。先就因为李白的个性,观其诗歌可知,李白属于胆汁质和多血质的混合型气质,与俄国诗人普希金类似,热情澎湃,很少流露出绝对的愁苦之情。再就是李白的出身,李白出身于陇西李姓,为西汉李广后裔②。而李姓又为唐朝国姓,且与道教始祖李耳同姓,因此,李白的自信心很足。其三,李白所处的盛唐,龙腾虎跃,百业俱兴,士人横行,文气昌盛,文人气概冲天,极易生发昂臧之气,较少萌生暗昧心理。受此大气候影响,李白胸襟敞亮,便不足为奇。
然而,纵横家非圣人,魏颢《李翰林集序》说李白“少任侠,手刃数人”,也说明他纵横之余,野性未泯。《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下《文苑下》载:“白既嗜酒,日与饮徒醉与酒肆,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久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帝颇嘉之。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足见在正史看来,李白依然是放浪无度、缺乏操行的人。李白好隐,也在追慕鬼谷子一类人士隐居云梦、志在江海的生活方式。李白浪迹天涯,奔走四海,时常自甘与渔樵为伍,喜好与胡姬越女交游,就带有流民习气。李白好游成性,以游为乐,以游为美,以游为归,以游为终,更见其身上依然残留着浓重的春秋战国时期古典纵横家的习性。李白的理想是帝王术,但是,他性格中贪求放浪的欲念阻碍了他帝王术的发挥。或者说,李白想成为帝王师友的设想是一相情愿。这里不难看出,李白的纵横术有很广泛的涵义,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诗歌不仅是他意志的表征,还是其谋生的手段,更是他或辅助或主体的纵横术内容。尤其是他始终不渝、生死不息地创造出的大鹏形象,具有两方面类似古典纵横家的人格化含义,一是他在《大鹏赋》中所说的“雄无所搏,怒无所争”的贪婪、嗜血的俗性,一是大鹏一般高举翱翔,超越凡世的神性。这两者恰是对李白融合神俗两性于一体的内心和行为写照,亦为李白纵横家身份的最好诠释,于是,这样的大鹏形象,就自然地成了李白终身游浪、不拘成规的纵横家习性的核心喻体。
①参见张彦修:《纵横家书:〈战国策〉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39页。
②关于李白出身,学界有四种说法。一、张书诚在《唐代文学论丛》第八辑撰文《李白先世之谜》认为,李白是西汉李广后裔。二、刘伯函在《李白研究》1990年版(上)撰文《李白先世新探》,认为李白是臧姑大房李翻之子李抗之后。三、早年的陈寅恪认为,李白的先世乃“西域胡人”,以后日本学者松浦久友认为李白出生于西域异族家庭,而非汉人。四、范伟在《求是学刊》1986年第3期发表文章《关于李白氏族的研究》,说李白是汉之苗裔胡之身躯的混血儿。这里采用第一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