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鲁冲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考察“高鲁冲突”的篇章和言论时，高长虹在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留别鲁迅》中的一段话引人深思：“鲁迅是我的朋友，昔日是，今日是，明日仍是。又非如郁达夫、周作人只见过两面的朋友，而是时常见面，又共过事的朋友。旁人我还轻易不骂，何至又来骂他？不过大家别待久了，不谈话不好，谈话又不好，所以也偶尔写点短文，算是借此通一点消息。”①这里表达试图对话的愿望启发思考“高鲁冲突”一个新的视角：对话。“高鲁冲突”正是因为在无法实现的对话困境中而引起情感裂痕和心灵阻隔，这种种裂痕和阻隔又在冲突双方的心灵深处造成极大的心灵阻隔与情感创伤。
　　
　　一
　　
　　一九二五年四月至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的《莽原》八个月，是高长虹为《莽原》“奔走最力”的时候，也是他与鲁迅关系最融洽的时期。他在鲁迅的关心、帮助和支持下与先生一道反抗黑暗，擎起“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大旗同现实罪恶作战。高长虹后来在《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中说：“我和鲁迅在《莽原》时期，是很好的朋友。”“我同鲁迅的认识，是在一九二四年的冬天。在北平分手是一九二六年夏天。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上海，时间是一九二六年的秋天。友谊经历了两年之久。最契合的时候，当然要算一九二五年同办《莽原》的时候了。” ②鲁迅对此时的高长虹也赞赏颇多，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认为对《莽原》“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不仅如此，在《莽原》时期，他们彼此敞开自己的心扉，亲切交谈，畅所欲言，进行心灵与心灵的对话。对此，高长虹后来回忆说：“见面多了，谈话的题目大部分还是文艺。在文艺的兴趣上也不很一样。我喜欢的作家如歌德、托尔斯泰，对他并不发生兴趣。不过他喜欢的契诃夫、郭果里等，却也是我所喜欢的。不过他写的多是黑暗的一面，我喜欢揭发光明。”③但是，在心灵对话的蔚蓝天空中也时常漂浮着一些不和谐的暗云，一九二五年八月的“思想界权威”事件也许是造成鲁迅与高长虹对话中情感裂痕和心灵阻隔的开始。
　　一九二五年八月五日，北京《民报》上刊出一则广告，内中说：“现本报从八月五日起增加副刊一张，专登载学术思想及文艺等，并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徐旭升、李玄伯诸先生为副刊撰著，实学术界大好消息也。”④这里称“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并非鲁迅一人，而包括广告中所列举的五人在内。显然这是引起读者注意的商业广告，是同类广告中常见的一种形式。高长虹也明白这是韦素园等安徽作家群“以权威献人”别有所图。他相信，鲁迅曾倡导“独立”“自由”思想和“立人”精神，是不会拥此“空名”。唯其如此，过后不久，在一次与鲁迅的会见中高长虹婉转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又见了鲁迅，他问及民副投稿的事……鲁迅默然。停了一歇，他又说道：‘有人——，就说权威者一语，在外国其实是很平常的！’要是当年的鲁迅，我不等他说，便提出问题来。即不然，要是当年的鲁迅，我这时便要说：‘外国也不尽然，再则外国也不足为例’了。但是，我那时也默然了！……此后，我们便再没有能坦白的话。”⑤
　　鲁迅先生的回答自有他的道理和苦衷。其一，就当时的文化背景而言，“五四”落潮的黑暗现实和沉闷的时代氛围使国人陷入极度的苦恼与彷徨中，连年的军阀混战、血与火的屠杀又使国人陷入白色的恐怖中，封建专制者和附庸文人企图借强大的政治权威、言论权威剥夺国人的思考权和话语权。进步文学界渴望有自己的权威，用进步的权威来反抗反动的、专制的权威，时代需要鲁迅成为进步的权威。鲁迅先生以其洞悉社会的穿透力和一贯与黑暗作战、反抗绝望的战斗精神，能承担起进步的权威所赋予的历史重任。其二，就鲁迅先生个人而言，一九二五年左右他在中国的文化界和思想界并不是权威，他权威地位真正确立是三十年代的左联时期和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而当时，鲁迅先生因“女师大事件”反抗当局的黑暗与专制，正与章士钊和《现代评论》派之流作战。这些人企图借政治权威和话语权威使鲁迅先生就范投降，鲁迅对他们的卑鄙伎俩深恶痛绝，并给以有力的反击。但他的内心深处却体验到反动的专制的权威给他造成的巨大心灵痛苦，在内心深处他渴望以进步的权威反抗反动的专制的权威。其三，在鲁迅先生看来，“此等名号，乃是他人暗中所加，别有作用，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尝高兴”⑥。同时，鲁迅先生又不能不面对一个严峻的现实：从《莽原》初办时，狂飙社作家群和刚刚来到鲁迅先生身边的安徽作家群之间，就出现了矛盾和派别斗争。鲁迅先生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自己之间也掩不住嫉妒，到底争起来了，一方面于心不满足，就想打杀我，给那方面也失去了助力。”⑦因此，基于召集更多的青年建立“联合战线”的需要，鲁迅先生的解释未必就是承认自己是“思想界权威”，多半是为韦素园开脱，并消除高长虹和韦素园之间的矛盾隔阂，其用心良苦是可以想见的。
　　高长虹为何针对“思想界权威”事件如此激烈地攻击鲁迅先生，原因大概有三种：其一，对高长虹来说，童年时父亲的专制在他的童年幼小的心里留下巨大的阴影，他在心理的深层鄙视、拒斥专制的“父亲原型”，渴望理想的“父亲原型”，鲁选先生成了他这种“父亲原型”置换的理想替代。他初见鲁迅时就从他那里感受到浓浓的亲切感和巨大的亲和力，他说：“在一个大风的晚上我带了几份狂飙，初次去访鲁迅。这次鲁迅的精神特别奋发，态度特别诚恳，言谈特别坦率，虽思想不同，然使我想象到亚拉籍夫与馁惠略夫会面时情形之仿佛。”⑧然而，鲁迅先生的回答却在心里深处轰毁了他理想的“父亲原型”，对专制“父亲原型”的鄙视、拒斥就投射到鲁迅先生身上。其二，作为“五四”之子，高长虹深受“五四”“民主”与“科学”的影响，坚持“五四”的战斗精神，他渴望民主自由、张扬主体个性，他崇尚科学、从不盲信。任何遏制民主自由、压抑主体个性的偶像和权威，无论来自何方，他不仅特别敏感和厌恶，而且决绝的批判和抗争。鲁迅先生曾倡导“独立”“自由”和“立人”精神，对“权威”的回答却模棱两可、态度暧昧，这不仅出乎高长虹的意料，而且使他感受到巨大的困惑。其三，与高长虹独特的“权威观”有关。针对“思想权威”，高长虹认为并不存在，“一个思想者除了几本著作外其实没有其它，此几本著作有何权威可说”⑨。他认为“思想权威”是和自由思想相对立、是对青年（非思想权威）的压迫，拥此空名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对社会贻害无穷。他说：“试问，中国所需要的正是自由思想的发展，岂明也这样说，鲁迅也不是不这样说，然则要权威者何用？为鲁迅计，则拥此空名，无裨实际，反增自己的怠慢，引他人的反感，利害又如何者？反对者说：青年是奴仆！自‘训练’见于文字；于是思想界说：青年是奴仆！自此‘权威’见于文字；于是青年自己来宣告说：我们是奴仆！我真不能不叹中国民族的心死了！”“思想呢，则个人只是个人的思想，用之于反抗，则都有余，用之以压迫，则都不足！如大家都不拿人当人，则一批倒下，一批起来；一批起来，一批也仍然要倒下，猴子耍把戏，没有了局。”
　　“思想界权威”事件使高长虹与鲁迅先生情感上出现裂痕，虽心存芥蒂，但仍是“默然”。鲁迅先生只是在事隔一年以后当高长虹在《１９２５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大肆攻击时，才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出版的《莽原》第二十三期上发表了《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算是对高长虹就“思想界权威”对自己的攻击“开了一个玩笑”式的反击。就高长虹而言，因为那时与鲁迅先生的关系毕竟是“最契合的”，自己又正为《莽原》尽力奔走。所以，高长虹那时也没有就此事攻击鲁迅。只是当随后的“退稿事件”发生后，高长虹才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的《１９２５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就“思想界权威”事件开始攻击鲁迅先生，而且言词多有不恭：“于是，‘思想界权威者’的大广告便在民报上登出来了。我看了真觉‘瘟臭’，痛惋而且呕吐。”当我研究高长虹所有攻击鲁迅的十五篇文章后，发现其中绝大多数是针对“思想界权威”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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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想做权威者，然而世间没有这件东西。
　　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心身交病之状况矣。
　　鲁迅虽欲以“个人名义”来压迫文化运动，然此实不可能，别一方面，则又证明彼于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仍有不能忘情者。
　　
　　二
　　
　　如果说“思想界权威”事件是高鲁冲突的潜因，那么“压稿退稿”事件则是冲突爆发的导火线；如果前者是二人在和谐对话中偶尔产生的情感裂痕，那么后者则是在无对话的困境中心灵的巨大阵痛和痛苦。
　　高长虹与鲁迅先生的冲突，是在鲁迅先生于一九二六年八月离京赴厦门之后发生的，是《莽原》半月刊的编辑、安徽作家群之首的韦素园挑起的，是他在编辑《莽原》半月刊时“压下和退掉”向培良的剧本《冬天》和高歌的小说《剃刀》爆发的。此事向培良在《为什么和鲁迅闹得这样凶》中有详细记载：
　　
　　“冬天”的前后，我可以说一点，这中间还夹着高歌的“剃刀”。“剃刀”韦素园看不懂，但“冬天”却并不“陈义太高”。这篇剧本，是我在上海所写，我的剧本里面，比较光明的一篇，他们所以退回来，是别有用意的。
　　莽原的前后历史似乎不必说了，长虹已经提过一点，很明显了。我个人同“莽原”的关系，则人们应该知道，也不用多说。至于别的一些琐事，则还是埋藏起来的好，所以我只说“冬天”。最先我写的一封信给素园，说有这么一篇稿子，可以登否。那时我已非常谨慎，而且客气，对于“莽原”，用起先写信的法子了……前一天把“剃刀”退还了。“剃刀”同“清晨起来”另二篇，系鲁迅要去。后来因出狂飙，高歌取回了两篇。所以退还的原故，是因为看见许多点点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如果说高歌的《剃刀》退还的原因是“因为看见许多点点点，不知是什么东西”，那么向培良的《冬天》是无论如何不应该退掉。向培良原为《莽原》周刊的发起人之一姑且不说，就向培良的剧本和他当时的态度而言是不该退掉的。《冬天》是“比较光明的一篇”，是符合《莽原》战斗精神的。并且向培良在投稿前先写信询问，几乎可以说是低声下气求人的姿态。况且《莽原》半月刊的稿子不足，甚至出现稿荒，鲁迅在给许广平、韦素园和李霁野的信中多次提到此事，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长虹因为社里压下（压下而已）了投稿，和我理论，而社里则时时来信，说没有稿子，催我作文。”
　　由此看来，韦素园“压稿退稿”是“别有用意”，是对整个狂飙社作家群，特别是对着狂飙社盟主高长虹的。莽原社内部的派别问题由来已久，高长虹在《１９２５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曾说：“莽原内部的派别无可讳言，当初是鲁迅，有麟，尚钺同我算是一派，素园，霁野，丛芜又是一派。”众所周知，莽原社是鲁迅为团结更多的新生力量组成“联合战线”而创立的。他对当时的进步青年一视同仁。虽然高长虹视鲁迅先生为一派，有“争宠”之嫌，却道出了社内固有的派别与矛盾。实际上，以高长虹为首的“山西派”和以韦素园为首的“安徽派”自始至终“他们自己之间也掩不住嫉妒”而发生矛盾。对此，鲁迅先生有着清醒的洞察，他说：“有些人就将我做广告来自利，不必说了；便是小小的《莽原》，我一走就闹架。”这种洞悉是深刻和久远的，直到一九三五年鲁迅先生写作《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仍说：“但不久这莽原社内部冲突了。”一九二六年八月《莽原》改为半月刊，在上海开创新的狂飙事业的高长虹因“不特无以应付外界，亦无以应付自己，不特以应付素园诸君，亦无以应付夕日过从之好友钟吾” 而婉辞半月刊编辑。鲁迅先生此时也因事南下厦门，半月刊交韦素园编辑，九月份就发生了“压稿事件”。可以说，“压稿事件”并不是韦素园跟向培良、高歌个人的事，那是对着整个狂飙社作家群的；不是“孤立”的一件“退稿”事件，而是双方之间固有矛盾发展的结果。所以，当高长虹收到向培良发自北京、报告“退稿事件”时，按捺不住激愤的心情，在十月十七日出版的《狂飙》周刊（上海）第二期上发表《给鲁迅先生》、《给韦素园先生》两封公开信。对韦素园，他一点不客气，完全是讨伐问罪的口气：“莽原须不是你家的！林冲对王伦说过：‘你也无大量大才，做不得山寨之主！’谨为先生或先生等诵之。”对鲁迅先生的口气则要谦和得多，毋宁说是恳请先生主持公道：
　　
　　莽原本来是由你提议，由我们十几个人担任稿件的一个刊物，并无所谓团体，形式上的聚会，只有你，衣萍，有麟，培良及我五人的一次吃酒。它的发生，与狂飙周刊的停刊显有关连，或者还可以说是主要的原因。撰稿的人，也是由我们几个人“举尔所知”。以后培良南去，衣萍又不大做文，莽原内部事，当其冲者遂只剩我们三人。无论有何私事，无论大风泞雨，我没有一个礼拜不赶编辑前一日送稿子去。我曾以生命赴莽原矣！尔时所谓安徽帮者则如何者！乃一经发行，几欲据为私有，兔死狗烹，现在到时候了！言之痛心，想来这也不是你办莽原的本意吧！我对于莽原想说的话甚多，一向搁于情势，未能说出，现在一时也无从提起，究竟有没有说的必要，待几天再看。你如愿意说话时，我也想听一听你的意见。
　　
　　其实，高长虹后来把反击的矛头指向鲁迅先生，还在于他当时的心态和鲁迅先生的态度。自《莽原》改刊后，高长虹等“山西派”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在鲁迅的眼中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和重要地位，而他们要开展狂飙运动，又必须借助像鲁迅这样的文坛重镇的支持。因此，高长虹等不惜牺牲他们“批评”“攻击”的原则而赞美鲁迅，甚至未名社。九月七日高长虹作《今昔》，内云：“我于中国负时望者之文字，最喜欢看者，只吴稚晖、鲁迅两人。”九月十五日高长虹作《革革革命及其他》称“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有能及得上他的”。九月二十八日作《写给〈彷徨〉》中说：“在去年的一年间，鲁迅显然是一个战士了，彷徨的分子似乎已减少，而光明加多了……”早在一九二六年高长虹就从文学成就、思想特征和战士本色三方面给鲁迅以高度的评价。九月二十三日的《未名社的翻译，广告及其他》一文开头就说：“未名社的翻译对于中国时代是有重大的意义的，与时流的翻译绝不一样……”但是，高长虹等苦心努力却失败了，而且显得十分悲哀。虽然未名社的“退稿事件”让他们愤怒，而鲁迅先生的“置之不理”的态度更让他失去自尊和信心。他祈求得到鲁迅先生的支持，渴望鲁迅先生主持公道。然而，渴望对话而无应答，祈求心灵抚慰而不能，在双重绝望中，高长虹彻底失败了。失败使他彻底失去了理性，在非理性的情绪宣泄中，他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写出了使用攻击性语言的《１９２５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之后又写下多篇文字继续对鲁迅先生攻击和谩骂：《时代的命运》、《呜呼，〈现代评论〉化的〈莽原〉半月刊的灰色态度》、《自画自赞，自广告》、《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待我吹送些新鲜的温热进来！》等。
　　鲁迅先生之所以对高长虹的两封公开信“置之不理”，是有其原因和苦衷的。鲁迅先生明白高长虹两个公开信的目的和指向，高长虹先期的赞美他当然也看到了，他对韦素园等人的做法也有所不满。但鲁迅先生却不能站出来表态，他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致许广平的信中道出个中原因：“长虹又在和韦漱园吵闹了，在上海出版的《狂飙》上大骂，又登了一封给我的信，要我说几句话。这真是吃得闲空，然而我却不愿意奉陪了，这几年来，生命耗去不少，也陪得够了，所以决计置之不理。况且闹的原因，据说是为了《莽原》不登向培良的剧本，但培良和漱园在北京发生纠葛，而要在上海的长虹破口大骂，还要在厦门的我出来说话，办法真是离奇得很。我那里知道其中的底细曲折呢。”其实鲁迅先生之所以“置之不理”还有更大的原因和苦衷，鲁迅先生出于培养大批“新的青年战士”和建立“联合战线”的战略需要，希望能够同心同德，共同作战。鲁迅先生理解高长虹却不能与之对话，看到“联合战线”的矛盾和冲突却又不能言，失望的悲凉和巨大的痛苦像恶魔似的啃噬着先生的心。但是，高长虹并不能体谅到鲁迅先生的苦衷，而对先生大肆攻击和谩骂，致使先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再彷徨，拳来拳对，刀来刀当”。鲁迅先生此时反击的文章有：《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阿Ｑ正传〉的成因》《〈走到出版界〉的战略》《新的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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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在高鲁冲突中，最使鲁迅先生恼火的是“许广平之争”的流言。流言是韦素园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写信报告给鲁迅先生的，韦的原信未见，内容从鲁迅先生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给许广平的信中透露：
　　
　　那流言，是直到去年十一月（引者按，十一月系误排，应用十二月，手稿即为十二月）从韦漱园信里才知道的。他说，由沉钟社里听来，长虹的拼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他还问我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点详细。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
　　
　　鲁迅先生的这段话说明了“流言”来源的时间和途径。对这些传说、流言，鲁迅先生并不轻信，他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给韦素园的回信中已经分析，视“他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的可能性最小。他说：
　　
　　至于关于《给——》的传说，我先前倒没有料想到。《狂飙》也没有细看，今天才将那诗看了一回。我想原因不外三种：一，是别人神经过敏的推测，因为长虹的痛苦流涕的做《给——》的诗，似乎已很久了；二，是《狂飙》社中人故意附会宣传，作为攻击我的别一法；三，是他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其实我并没有注意到他做什么梦，何况破坏——因为景宋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抄写过不少稿子《坟》的一部分，即她抄的，这回又同车离京，到沪后她回故乡，我来厦门，而长虹遂以为我带她到了厦门了。倘这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划，而不成功，因疑我从中作梗。其实是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并没有吞并这“月儿”。
　　
　　鲁迅先生之所以能做出如此的判断和分析，是因为他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后得出结论：高长虹并没有在“许广平”问题上制造谣言。
　　首先，高长虹并没有制造“她是月亮”的谣言。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中有一段话：“那时我又写信去打听孤灵，才知道这种流言，早已有之，传播的是品青，伏园，亥倩，微风 ，宴太。有些人又说我将她带到厦门去了，这大约伏园不在内，是送我上车的人们所流布的。白果从北京接家眷来此，又将这带到厦门，为攻击我起见，便和田千顷分头广布于人，说我之不肯留居厦门，乃为月亮不在之故。”高长虹先于鲁迅先生离开北京到上海开创狂飙事业，不在送鲁迅先生的人们之列，所以“带她到厦门去了”的流言并非高长虹流布。“月亮不在之故”中的“月亮”显然是比喻许广平，“她是月亮”这一流言的制造者非高长虹，而是章衣萍。鲁迅给许广平的同一封信里说：“我现在真自笑我说话往往刻薄，而对人则太厚道，我竟从不疑及亥倩（引者按：指章衣萍）之流到我这里来是在侦探我，虽然他的目光如鼠，各处乱翻，我有时也有些觉得讨厌。并且今天才知道我有时请他们一面在客厅里坐，他们也不高兴，说我在房里藏了月亮，不容他们进去了。”在韦素园报告鲁迅先生《给——》的流言之前，“她是月亮”的流言已在北京流传开来。鲁迅先生疑心是高长虹在上海散布开的，曾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二月一日、五日给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去信，让其调查此事，上海并无此谣言。况且上海文化界、文艺界人士读《给——》早于北京人，那么，如果发现《给——》是“攻击鲁迅”之作也应是上海的周建人等先发现并告之鲁迅。之所以没有，再次证明上海并没有“她是月亮”的流言。
　　其次，《给——》并不是攻击鲁迅之作。既然高长虹不是“她是月亮”流言的制造者，那么判断《给——》“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也就不能断定《给——》是“攻击鲁迅”之作。从诗的本身说，把它当作攻击鲁迅之作，也是于理不通的。第四节诗“太阳是我的朋友／月儿我交给他了／带她向夜归去”。如果一定要说这首诗用了比喻，一定说把许广平比作月亮，那么，高长虹在这里把鲁迅比作太阳。这样的比喻不是攻击，而是热烈的赞颂。其实，这首诗只是高长虹用“我在天涯行走”时那个大环境里所具有的太阳、月亮、白日、黑夜衬托他自己孤苦凄凉的心境。
　　
　　再次，“高许交往”并非爱情。高许交往的情况，高长虹后来在《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中写到：
　　
　　一天的晚上，我到了鲁迅那里，他正在编辑莽原，从抽屉里拿出一篇稿子来给我看，问我写得怎样，可不可修改发表。莽原的编辑责任是完全由鲁迅担负的，不过他时常把外面投来的稿子先给我看。我看了那篇稿子觉得写得很好，赞成发表出去。他说作者是女师大的学生。我们都说，女子能有这样大胆的思想，是很不容易的了。以后还继续写稿子来，此人就是景宋。我那时候有一本诗集，是同狂飙周刊一时出版的。一天接到一封信，附了邮票，是买这本诗集的，这人正是景宋。因此我们就通起信来。前后通了有八九次信，可是并没有见面，那时我仿佛觉到鲁迅与景宋的感情是很好的。因为女师大的风潮，常有女学生到鲁迅那里。后来我在鲁迅那里与景宋见过一次面，可是并没有谈话，此后连通信也间断了。以后人们所传说的什么什么，事实的经过却只是这样简单。景宋所留给我的唯一印象就是一副长大的身材。她的信保留在我的记忆中的，是她说她的性格很矛盾，仿佛中山先生是那样性格。青年时代的狂想，人是必须加以原谅的，可是这种朴素的通信也许就造成鲁迅同我伤感情的第二次原因了。我对于当时思想界那种只说不做的缺点，在通信中也是讲到的。后来我问了有嶙，景宋在鲁迅家里的厮熟情形，我决定了停止与景宋通信，并且认为这种办法是完全正确的。
　　
　　“许广平之争”的流言，除了在北京口耳相传外，便是厦门大学白果等人的“广布于人”和韦素园、鲁迅、许广平之间的信上述说的，这些信件当时都没有发表。也就是说，在流言产生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高长虹和他的狂飙朋友们（包括北京的郑效洵），仍蒙在鼓里。假如高长虹写那首诗是有意攻击鲁迅，假如他看到《奔月》马上意识到那是鲁迅对他的《给——》的回击，他必然会在文章中，或直接或间接，或明显或隐晦，端出他跟许广平通信一事或他的一些见闻。他没有这样做，在攻击鲁迅的文章中根本就没有“许广平之争”的言论和事实。
　　鲁迅先生在《并非闲话》里说：“‘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实在不该信它。”但是为什么一向“有青年讥笑我，我是向来不还手的”鲁迅先生对一件连自己推测都不可能有别种原因的事，却大发雷霆之怒，且立誓要“动手撕碎它，给他更其痛苦流涕”呢？这与鲁迅当时的处境和心态有关。
　　鲁迅先生“从旧垒中来”，能做反戈一击，“制敌人于死命”，但对涉及个人尊严、名节、荣誉的事却十分敏感。不必讳言，鲁迅先生当年离开北京的原因之一是与许广平的恋爱有关。鲁迅先生作为“五四”时期最勇猛的叛逆者，觉醒了的“人之子”，“知道人间应有爱情”，发生了“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却因“积习”遗产的重负而不能走出自己无爱的婚姻囚牢。无爱的婚姻给鲁迅先生以极大的心灵痛苦，他说：“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作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这是怎样的大悲苦！是许广平“我们何苦因了旧社会而为一个人牺牲几个，或牵连多数人，我们必须打破两面委屈忍苦的态度”震荡了鲁迅先生的心灵。但是，不管怎么说，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女士毕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存在，是无辜的旧式婚姻的牺牲者，鲁迅先生又不打算离婚，而许广平又是他的学生。这样他们要在北京结合就有许多不方便，最好的办法就是同去外地。正好林语堂邀请鲁迅去厦门任教，许广平大学毕业要回南方，两人便同车离开北京，到上海暂且分手，一去厦门，一去广州老家小住。即使在厦门时期，他有意地“沉闷下去”，“自以为在孤岛中度寂寞生活，咀嚼着寂寞，即足以自慰自赎”这种“自虑”式的自我牺牲和赎罪意识虽有崇高的方面，但所表现来的因袭的重担也是十分明显的。正因为是这样一种婚姻、恋爱关系，在自己公开前，鲁迅先生对此讳莫如深，也是可以理解的。有此处境和心境，在别的事情上可以雍容大度（如对“退稿事件”），而一到了关乎名节的时候，他就绝不肯施以丝毫的宽容。所以，即使“许广平之争”在他看来是“传闻”“流言”，却使他十分在意并感到痛苦，加之高长虹喋喋不休的谩骂和韦素园故作天真的询问，确实使鲁迅先生愤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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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综上所述，高鲁冲突其实是由于“传闻”“流言”的挑拨而使双方在不能敞开对话时所产生的心灵阻隔而造成的。正是因为不能敞开对话，所有的“传闻”“流言”不能释然而猜疑，使他们都感受到巨大的精神痛苦以致迷惑。
　　鲁迅的痛苦和迷惑来自强烈的“被利用”或“进化论”思想的困惑。鲁迅强烈的“被利用”感来自对自己身边人的观察和体验，鲁迅曾经热烈地爱过他们，倾其全力给予支持和帮助，然而他们不但误解鲁迅先生，而且有的还因为某种利益而背叛、反对鲁迅先生。“兄弟失和”曾使鲁迅先生产生巨大的心灵阵痛。鲁迅先生曾热情帮助、扶持高长虹却得到“以怨报德”的结果，使鲁迅先生那颗敏感的受伤的心再次体验到强烈的“被利用”感，即是在像韦素园这样的所谓“不事张扬”的青年身上，鲁迅先生同样体验到“被利用”的感觉。鲁迅先生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到：“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这实在使我愤怒、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我并没有略存求得称誉，报答之心，不过以为喝过血的人们，看见没有血喝了就该走散，不要记住我是血的债主，临走时还要打杀我……他们的这种办法是太过的。”在另一封信中又说：“我先前在北京为文学青年打杂，耗去生命不少……但先前利用过我的人，现在见我偃旗息鼓，遁迹海滨，无从再来利用，就开始攻击了……他们那时的种种利用我 ，我是明白的，但还料不到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打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这是一颗被无情伤害的灵魂的呻吟！对敌对势力“反戈一击”、“制敌人于死命”的战斗，使鲁迅先生体验到战斗者的快乐和悲壮，那么对这种来自本阵营内的伤害的反击则使鲁迅先生感受到被迫的无奈和深深的悲哀。
　　强烈的“被利用”感之所以在鲁迅先生的心灵上激起如此的情感激荡，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来自思想上对“进化论”的困惑。在鲁迅先生的前期思想上，“进化论”思想对他影响很大。在“进化论”思想影响下，他曾相信“青年胜过老年”，义无返顾地“肩住黑暗的闸门”，放青年一代“到光明的地方去”。但这种强烈的“被利用”感使鲁迅先生对“进化论”思想感到了困惑，他不再盲目地相信“青年胜过老年”，不愿再为此作无为的“自我牺牲”。他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我想，我先前的种种不客气，大抵施之于同年辈或地位相同者，而对于青年，则必退让，或默然甘受损失。不料他们竟以为可欺，或纠缠，或奴役，或责骂，或诬蔑，得步进步，闹个不完。”在另一封信中又说：“有青年攻击或讥笑我，我是向来不去还手的，他们还脆弱，还是我比较的禁得起践踏。然而他竟得步进步，骂个不完，好像我即使避到棺材里去，也还要戮尸的样子。所以我昨天就决定，无论什么青年，我也不再留情面……”
　　当鲁迅先生因感受到强烈的“被利用感”和对“进化论”思想困惑而备感心灵痛苦之时，高长虹也同样感受到心灵的痛苦。痛苦不仅来自鲁迅先生在一系列反击文章中对自己的误解，而且来自鲁迅先生在反击中讥笑和蔑视的态度而使他产生强烈的自卑感。“思想界权威”事件虽使双方心存芥蒂，情感出现裂痕而偶尔出现“默然”的心灵阻隔，但毕竟没有在他们心中留下浓云密布似的阴影。只是当“退稿事件”发生后高长虹渴望对话、祈求鲁迅先生主持公道，而先生却“置之不理”的时候，才使高长虹按捺不住愤激而在《１９２５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就“权威事件”反击鲁迅，而且言词激烈。但从内心深处说，他以诚恳谦恭的态度，尽量摆事实，讲道理倾诉委屈情绪，希望得到鲁迅先生的体谅和支持。但鲁迅先生在《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中不仅把“思想权威”与“思想先驱”等同，而且还说：“对于狂飙运动，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如何运动，运动什么。”其实“思想界之权威者”与“思想界先驱者”这两种提法并不能等量齐观，“先驱”在于陈述过去，“权威”却强调规范将来。狂飙社广告的错处不在“思想先驱者”的提出，而在于把《莽原》《乌合丛书》和《未名丛书》三种出版物归于己有。鲁迅先生并非对狂飙运动一无所知，他曾对人说《狂飙》周刊“据他看是好的”，他也曾在致许广平的信中给狂飙青年以高度的评价：“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虽然意见和我并不相同，但这是前几年所没有遇到的。”
　　高长虹是主张“攻击”而较少“赞美”的，因为他认为：“赞美是生命力停顿的诱惑，是死的说教者，是一个诅咒。它说：‘你是好的了，你可以死了。’世间没有至好，而只有较好。较好便是较坏，因为还有比它较好的。愿你时常觉着较坏：这样你可以时常成为一个较好者。攻击便是这样：它常遗弃了你的较好的，而说出你的较坏的，它常给你指出一条更远的路。”这种辩证的攻击观成为高长虹处世的核心。即便如此，高长虹也在一系列文章中对鲁迅先生大加赞扬，即使在冲突过程中，他也是攻击该攻击的，赞美该赞美的，不改初衷。但是，鲁迅先生对此不但不领情，而且把高长虹赞美他的话作为反击的内容。在《走到出版界的“战略”》和《新的世故》中，大都摘取高长虹的一些言论略加改动并进行对比，虽然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使高长虹的有些话不攻自破，但也有许多误解的地方。比如高长虹说“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有能及得上他的”等深刻洞见，被误解为“鲁迅狂”。《“新时代”的放责法》和《奔月》是鲁迅就“许广平之争”的流言以文学的形式予以反击。其实，高长虹的爱情诗《给——》并不是攻击鲁迅之作，而且在流言流布的时候高长虹等人仍然蒙在鼓里，在他的一系列反击文章中根本就没有此事，并且，他和他的同伴对这两篇文章的不满是因为把高长虹为《莽原》奔走而讥为“白来百回”，把高长虹写成“蓬蒙式”的人物。这不仅表达了他们对鲁迅先生的误解的不满，而且再次印证了“许广平之争”乃是流言，与高长虹无关。
　　高长虹的内心痛苦，不仅来自鲁迅先生对他的误解，而且来自鲁迅先生在反击中讥笑和蔑视的态度而产生的自卑感。钱理群先生对此有深刻的剖析：他因受到权威、长辈的“讥笑”而感到痛苦、不平、愤怒，更包孕着丰富的心理内容而发人深省。鲁迅在论争中，确实对高长虹竭尽“讥笑”，甚至表示极大的蔑视——“黑的恶鬼似的站”在“拼命要蔑视我和骂倒我的人们的眼前”对他们施以更大的“连眼珠也不转过去”的蔑视。这在鲁迅这方面来说，是必然如此的，是他在克服了进化论给他带来的种种心理障碍以后，为维护个性的独立尊严，必然产生的“复仇”心理，必然采取的“复仇”行动。但对于高长虹，这种“讥笑”“蔑视”的复仇，恰恰击中了他的心理弱点——他的潜在的“自卑”心理。高长虹在整个论争过程中的种种表现，无论是他的过分的桀骜不驯，还是他的故作狂言，其实都是“自卑”心理的另一种极端表现。高长虹所不由自主地感觉到的、竭力试图反抗、摆脱的“自卑”心理，与其说是鲁迅的态度本身引发的，不如说是几千年的以长者、尊者为本位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在他心理上的一种潜在的压力所致。
　　
　　① 高长虹文集(下卷),第165､51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② 高长虹研究文选,第455､456､354页,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
　　③ 《民报》十二大特色,京报,1925-8-5.
　　④ 高长虹文集(中卷),第156､146､180､156､155､180､156､208､154､120､122､121､100､109､113､116､14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⑤ 鲁迅全集(第3卷),第391､76､39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⑥ 鲁迅全集(第11卷),第274､502､176､176､170､275､519､275､276､220､232､249､199､246､212､3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⑦ 鲁迅全集(第6卷),第25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⑧ 鲁迅全集(第1卷),第32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⑨ 高长虹文集(上卷),第21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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