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的语文教材研制仍然实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纲(标)多本”政策,目的仍然是促进教材多样化。然而,实施效果并不令人满意,“我们的语文教材同质性倾向十分严重,实际上只是做到了多本化,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多样化”[1]。因此,有必要在现有基础上,学习借鉴国外母语教材的研制经验,推动我国语文教材的多样化与实效性。国外能力主线型母语教材给笔者的印象最为深刻,下文将对国外能力主线型母语教材加以简要介绍,并在此启发下,探讨我国语文教材研制的范式转型。
一、从文选型教材到言语实践型教材
国外能力主线型母语教材十分注重学生主体的言语实践活动,有的教材就是以学生的言语实践活动为主来编制的。例如,约翰·巴博(John Barber)编著、查尔勒斯·莱兹出版社公司(Charles Letts & Coltd)1991年出版的《英语》教材“导言”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一本要求活动的书”。之后,作者又写道:“遵照这一劝告,你们去读每一个单元中的解释,去做要求你们做的事情。回答附在每篇文选、诗歌、戏剧和故事后面的问题;按照指令做出活动并且实践。还有自读单元,你们将投入到许多英语特殊主题和领域中去……”编著者十分注意以告知“如何做”的程序性知识去规定和规范学生的言语实践活动。对于说话技能、阅读技能、写作技能、书写技能等,教材中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言语实践活动方面的考虑。例如,对于说话技能,“导言”指出:“学习这套教材,你将有大量的机会发展自己的说话和写作技巧。小组讨论会,非正式的辩论会以及表达技巧的学习与应用,将帮助你学会在演讲时充满信心。同时你还会学到语言的使用技巧;弄清在不同的上下文中语言的不同使用方法。”[2]可见,这套教材是以培养学生的母语能力为重点的,而达成母语能力的方式是设计学生为主体的言语实践活动。
相较于国外重视言语实践活动的能力主线型母语教材,我国的语文教材以文选型为主,这种传统从古代一直延续至今。文选型教材研制的依据是选文,而不是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实际需要及其发展规律。学选文的目标集中在对一篇一篇文章的理解和赏析上,是通过读文、析文、品文的活动来学习语文的。以文选型教材为依托,“学选文”而不是“学语文”,成为语文教学的一大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语文学习的目标。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主要是听说读写的能力,这才是语文课程教学的核心。正如倪文锦教授所言:“众所周知,语文教育具有多重功能,但语文教育无论具有多少功能,万变不离其宗,其根本前提就是学生必须能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这是语文教育的本体性任务,离开了这个基础或条件,语言课程的任何功能都不能得到实质性的发挥。”[3]既然如此,反观我们的文选型语文教材,能承担起使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重任吗?恐怕很难。因此我们认为,语文教材的研制要服务于学生语文能力的发展,遵循学生语文能力发展的规律;语文教材应由文选型教材向言语实践型教材转变。
言语实践型教材,也可以称之为能力训练型教材。这里我们更多地使用言语实践型教材而没有使用能力训练型教材,主要是考虑到能力训练这一概念具有更广泛的普遍意义,很多学科都有能力训练,对语文学科而言,言语实践更能体现学科特性。言语实践型教材是以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为主线来设计的。这里我们用“设计”而没有用“编选”或“编制”,是想强调言语实践型教材的研制,不是简单地对选文进行“选”“编”,以及在选文基础上的“编制”,而是强调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创造性的开发、设计。
叶圣陶先生曾说:“切实研究,得到训练学生读作能力之纲目与次第,据以编撰教材,此恐是切要之事。”[4]对语文能力分类细化,构建能力体系与训练序列是言语实践型教材研制的前提。研制言语实践型语文教材要依据科学研究的结果,必须首先研究学生的语文能力构成及其发展阶段与梯度。在这方面,香港何文胜先生的研究值得我们关注。他对阅读能力结构序列、写作能力结构序列、说话能力结构序列等都有专业的研究,并提出“能力训练型语文教科书编选体系的建构”[5]。这里重提,是希望我们能够重新审视已有的研究,重新认识已有的工作,尽量不要陷入无谓重复的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其实,我们并非没有能力结构序列及其训练点,现在要做的工作是,重新审视这些能力结构序列及训练点是否科学合理,并思考如何才能更科学地通过合适的方式在教材中呈现能力训练点,从而实现语文能力的真正养成。以往的能力训练点是隐藏在选文之后的,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让它们走向前台,以能力训练的序列和学生能力发展的规律来研制教材。
当然,我们并不完全否认文选型教材的价值。在义务教育阶段,可以言语实践型教材为主,辅之以文选型教材,因为这个阶段主要是发展学生基本的语文能力。到了高中阶段,学生具备学以致用的能力了,则可以文选型教材为主,辅之以言语实践型教材。文选型教材与言语实践型教材,两者可以主次出现,相辅相成。
二、从编选“好文章”到设计“好活动”
国外能力主线型母语教材注重学生言语实践活动的设计,以学生的学习活动来构成单元的主要内容。由德国北威州根据教学大纲编写的中学《现代德语》,第7册的“说写综合训练”部分,就是以学生的活动来组织单元的。例如,“描写:预备性练习”单元,设计有以下活动。1.人物描述游戏——根据情境设计配置的任务是:从四个纸盒中任意抽出一张纸片,根据这四个数据构想出一个人物并且发挥想象描写这个人物。2.触摸游戏——根据情境设计配置的任务是:一个人蒙着眼用手到其他组包里摸一物件,然后向本组成员描述该物件。3.摄影游戏——根据情境设计配置的任务是:每个人描述他在短暂时间内所见到的物体。4.观察——向窗外观察一分钟,之后首先描述所看见的东西,然后讲述内心活动情况。5.猜猜看——一个人描述自己家中一厨房用具或一五金工具,让别人猜是何物;猜中的学生接下去描述另一物件,如此继续。6.感知——(练习从略)。7.阅读和练习——这部分有26项具体的练习项目。[6]每个单元都是由大量而具体的活动而不是选文组成教材内容。即使单元中有点选文也是为学生的言语实践活动服务,选文的功能更侧重于“样本”或“例子”,而不同于我国语文教材中的“定篇”。单元中具体的活动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前后之间体现出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语文教材的组元方式是单一的文体组元。新课程改革以来语文教材的组元实现了一次转型,由单一的文体组元几乎毫无例外地转向了人文主题或话题组元(以下称主题组元),如有的教材以人生、科学、亲情、想象等人文主题组织单元内容。[7]文选型语文教材研制的重点是“选好的文章”,在此基础上进行主题组元等工作,选文自然也主要从主题需要进行考虑,但对各单元之间本来应有的语文学习的逻辑递进关系,就难以照顾了。[8]这样做的结果是,任何一册语文教材都打破了语文能力训练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层层递进的顺序。可见,主题组元型教材仍然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温儒敏教授指出主题组元型教材,“问题在于划分教学单元或板块,往往顾此失彼,很少考虑难度系数和教学适用度,也难体现语文教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规律”[9]。他建议,“最好放弃这种主题单元的体例,回到语文习得的主线上来”[10]。在笔者看来,温先生的批评很中肯,其建议也很重要,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言语实践型教材正是以促进学生语文习得为目的的教材。语文习得必须在言语实践活动中进行。语文教学必须组织多样的、有效的言语实践活动,才能更好地促进学生语文能力的形成与提升。然而,语文教学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语文教材设计的活动。这就需要在语文教材的研制中加强学生言语实践活动的设计。从语文能力形成角度看,语文能力的形成必须要通过练习,所以设计出好的言语实践活动成为语文教材研制的重要任务。
言语实践型语文教材的编制要根据语文能力的分类与发展层级,设计一系列能够促进语文能力形成与发展的活动组成教材单元内容。一个系列的活动应该可以促进一项或几项语文能力的发展。王荣生等在语文教材研制中提出“课程内容教材化”“教材内容教学化”的理念,并在教材研制中加以实践。[11]这种努力是从“便教”的角度提出的。如果研制言语实践型语文教材,我们可以把后一句变为“教材内容活动化”,即在语文教材中研制学生的活动,以学生的活动设计为教材的主体。从教材研制的角度来看,设计与语文能力形成与发展相匹配的言语实践活动为教材研制的主要工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语文教材研制的重要转型体现在从编选好的文章到设计好的活动,潜心研究、精心设计的言语实践活动将成为语文教材的主要内容。
三、从平铺式结构到螺旋式结构
国外母语教材的研制注重学生母语能力发展的逻辑顺序,并以此作为教材编写的主线,在结构上往往采取层层深入的递进式结构,或循环往复的螺旋式结构。温哥华的一套小学阅读技巧训练练习册有六个方面的阅读技巧练习,每个方面都有七本练习册,分别供1~7年级使用。这六个方面的阅读技巧是:推测结果,利用上下文线索,看出文章发展顺序,找出主要思想和说明主要思想具体材料,分析、评价,遵循文字说明。六个方面齐头并进,每个方面都是由浅入深、由简趋繁地发展。[12]这套教材呈现出层层深入的递进式结构。按阅读能力来编辑教材,在教材结构上往往体现为螺旋式的结构特征。例如,由保尔·格罗维斯(Paul Groves)和约翰·格里芬(John Griffin)编著的,朗曼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英国国家课程第3学段的《新阶梯》教材共三册。该教材的结构就是比较明显的螺旋式结构,同一主题在三册教材中反复出现,但逐渐扩大了内容范围,加深了广度。[13]从国外能力主线教材中,可以感受到根据母语能力的发展层级,循序渐进地编排教材,采用递进式或螺旋式结构,可以更为直接有效地训练学生的母语能力,更符合母语能力形成的规律。
结构是教材的呈现方式,内容决定结构,结构也影响内容。文选型教材因为是以呈现选文为主,所以在结构上以选文间的内容或形式关系为主进行教材结构的组织。关注选文的文体形式时,就以文体组元;关注选文的内容时,就是主题组元。不论怎么组织,教材的结构受制于文体的分类和话题的分类,而文体的分类和话题的分类,基本上是一种并列关系。虽然有时文体或内容之间有一点纵深的逻辑关系,但不明显。从文体的角度组元,就出现了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这样的组织方式;从主题的角度组元,就出现了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这样的组织方式,其实这样的组织与发展学生语文能力之间没有多大的直接的逻辑关系。也有的教材既重视“文体”,又注重“主题”,力图实现文体与主题的有机结合。可是无论怎么结合,都难以有效地促进语文能力的纵向提升。不难看出,文选型教材中,不论是文体组元,还是主题组元,基本上是一种平铺式的结构。这种结构有利于根据文体或主题进行组元,却难以体现出学生能力发展的梯度,难以实现学生能力循序渐进的成长。
言语实践型教材的研发,必然需要教材结构的转型:由平铺式转向螺旋式。言语实践型教材以培养学生语文能力为主旨,同时以学生语文能力的发展规律为主线。对语文课程而言,不论是阅读能力、写作能力,还是口语交际能力,都各有其纵向层级。例如,阅读能力的发展,要经历阅读感知能力、阅读理解能力、阅读鉴赏能力、阅读迁移能力、阅读创造能力等不同层级;写作能力的发展,要经历写话、习作、作文、写作等不同层级;口语交际能力的发展,要经历内部语言组织能力、口语选择能力、语言运用能力和语言应变能力等不同层级。[14]能力的形成要经过模仿性练习、独立性练习、创造性练习等具有发展梯度的不同阶段,而且需要反复操作的特点。因此,以培养语文能力为目标的语文教材不能使用平铺式的教材结构,而需要使用循环往复不断提升的螺旋形结构。
综上所述,我国语文教材研制中应该学习借鉴国外以促进学生母语能力发展为主旨、以言语实践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教材研制方式,研制符合汉语特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言语实践型语文教材。我们有理由相信,言语实践型教材的研制将给我国语文教材带来新的气象,为我国语文教育带来真正的突破和发展。
参考文献
[1][3]倪文锦.文化强国与语文教材改革[M].北京:语文出版社,2015:403,12.
[2][12]曾祥芹,韩雪屏.国外阅读研究[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2:72,72.
[4]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 744.
[5]何文胜.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编选体系的比较研究[M].香港:文思出版社,2005:53.
[6]中外母语教材比较研究课题组.中外母语教材选粹[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334~374.
[7]李冲锋.语文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初中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2.
[8][9][10]温儒敏.语文教学中常见的五种偏向[J].课程·教材·教法,2011(1).
[11]王荣生等.语文:试编本:必修第一册[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1.
[13]中外母语教材比较研究课题组.外国语文教材评介[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67.
[14]何文胜.两岸三地初中语文教科书编选体系的承传与创新研究[M].香港:文思出版社,20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