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对战争的描写，受后人称道。它一般不局限于对交战过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如《秦晋殽之战》一文，对战前双方的政治形式、将帅的谋略、战士的斗志及战后双方的矛盾转化，写得很详细、很生动，具有深刻的意义，耐人寻味。但是由于开头的一段文字过去被认为带有“神魂不灭论”的思想，是《左传》中的糟粕，一直未被选入教材，而现在的大多数通行的语文教材与读本均入选此段，可以看出语文教材的编者渐渐关注了此段文字在全篇中的地位和作用。
　　《秦晋殽之战》开始的一段文字说：
　　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
　　其实，不论是从史学的角度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如果删去这43个字，这篇文章便有失神韵了。最早为《左传》作注的晋人杜预，在这段话后注云：“卜偃闻秦密谋，故因柩声以正众心。”此话已悟出其中三昧。但还未道出这一细节的真正妙用。笔者认为，要读懂这43个字，必须综合全文历史和艺术地来观照。
　　其一，这是晋国巩固霸主地位，寻找机会主动伐秦的需要。晋文公历经重重磨难，筚路蓝缕，励精图治，才使晋国逐渐强大起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但“冬，晋文公卒”，这对于春秋时期的政治生活来说，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晋能否继续高悬霸主的大旗，成为晋国大业继承人晋襄公治国首当其冲的问题。就地理形势和军事实力而言，秦晋仅一河之隔，与晋人争霸抗衡的，是西边的秦国，而秦国作为当时的超级霸主，早已怀有越殽函东进之心，其中第一道难关便是晋国。晋也在谋求自己的发展，若强于秦，秦人将无法越殽函一步。秦晋的这种利害关系，早在殽之战的前两年就通过郑国大夫烛之武的一番话道明了：“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第三者已洞若观火，何况是秦晋二国国君？而对晋来说，有利的时机已经成熟，“将有西师过轶我”，加上秦国老臣自己的评价，是“劳师以袭远”，必然导致“师劳力竭，远主备之”。为了保住晋在诸侯中的霸主地位，安定局势，晋人便抓住时机，先发制人，是极为重要而迫切的。如果去掉第一段，殽之战便成了晋国在毫无准备之下的意外战果，颇不合情理。
　　其二，这是烘托人物，刻画主要人物性格的需要。《左传》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它记叙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时，不完全从史学价值考虑，而是常常注意到故事的生动有趣，常常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表现人物的形象”。（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1997年4月第一版）《殽之战》的艺术成就，还在于集中笔墨塑造了一位老忠臣的形象：蹇叔。蹇叔“劝谏秦王”、“拦师而哭”、“送子而哭”三个细节贯穿着全篇情节的发展，而对国家的忠诚和知己知彼、思虑练达、料事如神的性格形象也跃然纸上。但开头一段的“文公显灵”、“晋国备战”则为蹇叔的形象作了很好的铺垫，和文后的“王孙满观师”、“孟明回师”、“原轸论战”等情节相呼应，从侧面烘托了蹇叔的形象。这是虚写。这一细节同时也衬托了原轸的刚毅忠耿、敢作敢为。
　　因而有人认为，为了统一晋国朝野上下的思想，变政治、外交上的被动为主动，原轸等晋国的谋事重臣们利用“神魂不灭”的神权观念，精心导演了一幕“柩有声如牛”、“君命大事”的鬼戏，请晋文公亲自发布战斗“动员令”，“以正众心”，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
　　当然，这一艺术效果主要归功于《左传》的高超的叙事艺术。《殽之战》的叙事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揭示双方矛盾。殽之战，秦是失败者，究其原因，首先是秦内部主张出师与反对出师的矛盾。文章开头便纵笔交待了这场矛盾的产生：晋君新丧，杞子来报，秦似乎有隙可乘，如潜师袭郑成功，对秦称霸中原是极为有利的；而“文公显灵”，晋国也在积极备战。这是秦晋双方矛盾。同时，又通过蹇叔的“劝谏秦王”、“拦师而哭”、“送子而哭”和秦穆公的“辞焉”和“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将蹇叔的忠心与料事如神和穆公的利令智昏、不听劝谏作对比，渲染秦内部的矛盾，也使我们感受到秦国出师笼罩着一层不祥的阴云。
　　第二，反映人心向背。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叙写王孙满观师来揭示的。“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劳师袭远”，将士疲惫，军纪懈怠，必然失败。这一切被周大夫王孙满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因而他说：“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此外，通过弦高犒师这一情节的叙写，表现了商人弦高的强烈的爱国精神。他一边用自己的财物假装去慰劳秦师，以迷惑和稳住敌人，一边又暗自派人速告郑君，以清除内患，准备迎战。这多少反映了郑国的统治是得人心的。从王孙满的断言和弦高的爱国之举，我们可以看到秦师已违背人心，袭郑已是不义之战。
　　第三，烘托人物性格。《左传》属编年体，非纪传体，因而不以写人为主，而重在写历史，写战争，但其超强的叙事能力使得某些篇章俨然成为杰出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此篇《殽之战》，有人认为不是“人以文传”，而是“文以人传”，颇有几分道理。其原因正是此文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批人物形象，如蹇叔对国家的忠诚和知己知彼、思虑练达、料事如神，秦穆公的利令智昏、不听劝谏、刚愎自用但又敢于自责、勇于认错，原轸的刚毅忠耿、敢作敢为，晋襄公的优柔寡断、缺少主见，都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和神态跃然纸上。
　　第四，预示战争结果。如果说蹇叔哭师、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几件事情从侧面揭示了秦败殽山的各种因素，那么文章接着对原轸论战一事的铺叙，则直接揭示出秦晋之战的结局。用原轸的话来说：“秦违蹇叔”、“以贪勤民”，这是“天奉我也”。用“天意”来表明伐秦的机遇和决心，可见晋国对这场战争的胜利是势在必夺了。需注意的是，文章在叙写原轸论战一情节时，也交待了晋内部反对战争的意见，但这绝不同于秦内部主张出师和反对出师的矛盾，如此用笔的目的，在于为原轸论战作铺垫，同时也为晋伐秦师制造舆论，随着原轸论战和晋军调兵遣将，我们似乎可以预知战争的结果。而文章走笔至此，已水到渠成，“夏，四月，辛已，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简练的二十四字，足以概括交战的过程和结局，再多的文字已是浪费。
　　[作者通联：上海市崇明中学语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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