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智者的和解，不是懦夫的屈服
　　
　　倪修山先生在《中学语文》2005年第10期上发表了一篇《是懦夫的屈服，不是智者的和解——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读后，我觉得有对倪先生的“懦夫”、“智者”说进行商榷之必要。在此，我想借用他的标题中的几个中心词，让有判断关系的主客体发生逆转(后文中的几个观点亦如此)。我认为长期受精神现实重压的海子，在某一个瞬间写出了决定“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智者的和解”，而不是“懦夫的屈服”。在这首诗中，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可爱的温情的海子，一个平平常常的幸福的海子，一个凭借自己的乡村生活经验，提炼出优美意象的、带着自己梦想的纯朴的海子。
　　对一个有才华且有个性的诗人海子的总体评判及其某一首优秀诗作的评判可以各抒己见，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不能在失衡的无规则状态下进行。评判者应有尺度。倪先生似乎采用了盲人摸象式的或是几近“否定”式的尺度，认定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面向死亡的告白”，由此推衍出海子是“懦夫的屈服”。这就让人难以接受了。假如海子是死在战场、死在抗洪抢险或是死在灾祸之前，他也写了类似充满幸福感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那将如何评判呢?
　　古今中外因“自杀”或与他人决斗而被他杀的著名诗人、艺术家大有人在，中国有投汨罗而去的屈原，美国有枪口对准自己脑袋的海明威，日本有用煤气窒息生命的川端康成，俄罗斯有为爱决斗而亡的普希金……他们的死也是个人的“遭遇”所至，倪先生能容纳他们么?如果容纳了，何故容不下一个不应过早地失去生命的海子，并认定他是一个“逃避现实的懦夫”呢?依倪先生的逻辑推理，那屈原他们也应是“逃避现实的懦夫”?当然，海子能活着，能继续写出杰出的诗篇是所有的善良者们所期待的。著名诗评家谢冕在《不死的海子》一文中，就表示了这种愿望：这位现代诗人是如此地心仪于那些古典的诗魂：屈原、但丁、莎士比亚……他宣称要接续那些伟大星辰创造的史诗传统。这种宣称无疑是庄严而凝重的。
　　海子有自杀情结。他在“生死线”上留下了一首对纯朴世界、纯朴人生的憧憬之歌，是难能可贵的。该诗让我们“感受到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奔放而温煦的情怀，感受到了那诗歌的金属般的质地，同时也感受了那飞跃的声音，穿越无数个世纪，回到了人类的原初，那一个诞生赤子的混沌世界”(伍恒山《海子传序》)。
　　
　　是生者的宣言，不是“死亡的告白”
　　
　　对于海子的死与他的诗，自有公论：“对于当代中国诗歌而言，海子之死是一个象征性事件。这个抒情王子以其青春的肉体与冰冷坚硬的现代物质机器接触，迸发出最后的光芒，照亮了晦黑、窒闷的诗歌时代”(张闳《生命的诗学》)；“在这样一个缺乏精神和价值的时代，有一个诗人自杀了，他逼使大家重新审视认识诗歌与生命”(西川《死亡后记》)；“海子之死只能是诗人悲惨处境和内心冲突的一个证明”(韩东《海子·行动》)；“海子属于我们这些诗人悲惨处境中最优秀的歌唱”(陈东东《丧失了歌唱和倾听》)；“海子以他的死肯定了诗，海子以他的死否定了诗”(余杰《海子：诗是生命的倒刺》)；“等到明天再去做幸福的人，说明主人翁并不会体验幸福、享受幸福”(刘大生《从海子的自杀说起》)……
　　倪先生对海子的自杀大做文章，认为：“海子居然把自己的一死考虑得那么简单!从一个独立的个体看，海子的死与任何人无关；从一个相互联系的群体看，海子的死与很多人有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面向死亡的告白也与很多人有关。一首诗，一个生命的结局，思想和行为的结合，将影响着很多的人……”倪先生从外在的层面去认定一个心绪复杂、死因复杂的诗人似乎欠点火候。我们试想一下，一个活生生的人真的把死不当一回事?不是的。海子选择自杀自有他的“理由”。西川在《死亡后记》中写他所知和猜测海子自杀的原因有七个方面：①自杀情结，②性格因素，③生活方式，④荣誉问题，⑤气功问题。⑥自杀导火索(爱情)，⑦写作方式与写作理想。他说：“海子的一生不是昏暗的而是灿烂的。然而，对我而言，海子无论如何不是一个神，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朋友。他有优点，也有弱点，甚至有致命的弱点。我想我们应该对死者有一个切合实际的了解，就像我们对自己所做的那样，这是最起码的人道主义。”倪先生若是了解了海子死亡的一些实情，还会认为海子“把自己的一死考虑得那么简单”么?再者，倪先生认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面向死亡的告白也与很多人有关”，这一点是难以让人苟同的。一个把自己视为“尘世之外”的诗人，运用浪漫派的写法，写了一首甘愿作为一个平常人去分享幸福的诗篇，这有什么不好?为何要视为“死亡的告白”?诗人作家们用浪漫的笔调大有人在，有的把上帝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如普希金：“我，诗神缪斯，听从上帝的意旨吧。”(《纪念碑》)有的借死人的口吻说话，如希腊诗人西摩尼德斯：“过路人，请带句话给斯巴达人，为了听从他们的嘱咐，我们躺在这里。”(《温泉关口墓碑铭》)……由此，我们认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生者寻求幸福的宣言，而不是所谓“死亡的告白”。
　　是时代要海子，不是“时代不要海子”
　　倪先生在文中说：“我们的时代不要海子。”我想向倪先生进一言，你的话只对了一半。你或许想说：“我们的时代”“不要”有自杀情结的海子，“不要”在无病无故之时去找绝路的海子，“不要”不懂得生命只有一次、须珍惜生命的海子，“不要”不能正确对待现实生活、爱情与事业的海子……错了的一半在哪里呢?在于：我们的时代要“抒情王子”的海子，要敢于追求艺术创新的海子，要为传承艺术而不甘寂寞献身于艺术的海子，要为他人送去艺术的生命的希望的海子……
　　艺术属于时代。海子的诗歌艺术也属于时代。“我们的时代不要海子”是不是也在暗示我们的时代不需要艺术呢?试问：倪先生的这个“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倪先生在他的“我们的时代不要海子”的错误诱引下，进而得出“我们的时代要我们做面对现实，面对充满活力的现世的智者、勇者，而不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懦夫”。须知，取得诗歌成就的海子已为世人所公认，难道他不是智者、勇者，仅仅是懦夫么?再说他的死亡之举也不一定是个“懦夫”之举!
　　海子是人而不是神。他有致命的弱点(人性本来就有弱点)，他拥抱了最危险的词语“自杀”，这点是不能让我们接受的。也许倪先生是怀着传教士的好心肠，害怕后来者也学着海子走向“解脱”之路，才来了一个呼天喊地的“我们的时代不要海子”，进而“不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在海子死后，的确有十来个写诗的寻了短见，但大多数诗人还是走着海子的求索之路而未自寻短见。如果倪先生为了“顾此”而“失彼”，还可以让人体谅，如果倪先生是怀着一种“偏见”，那就不能让人点头认可了。再者，在此也奉劝倪先生一两句：对人对事不能说绝话，说一些让人骇闻的大话：“我们的时代不要海子”，照倪先生的话推衍下去：我们的时代不要比海子更海子的有虚伪的、无情无义的、无个性的、平庸的、贪婪的、仗势欺人的、以权谋私的、坑人害人的若干个类型的“海子”……然而“我们的时代”都兼容着这一切，在一种规矩中见证着这一切!
　　真的，我们的时代需要有艺术创新精神的海子。
　　
　　是有积极意义的诗篇，不是有“最负面的影响”的诗篇
　　是智者的和解，不是懦夫的屈服
　　
　　倪修山先生在《中学语文》2005年第10期上发表了一篇《是懦夫的屈服，不是智者的和解——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读后，我觉得有对倪先生的“懦夫”、“智者”说进行商榷之必要。在此，我想借用他的标题中的几个中心词，让有判断关系的主客体发生逆转(后文中的几个观点亦如此)。我认为长期受精神现实重压的海子，在某一个瞬间写出了决定“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智者的和解”，而不是“懦夫的屈服”。在这首诗中，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可爱的温情的海子，一个平平常常的幸福的海子，一个凭借自己的乡村生活经验，提炼出优美意象的、带着自己梦想的纯朴的海子。
　　对一个有才华且有个性的诗人海子的总体评判及其某一首优秀诗作的评判可以各抒己见，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不能在失衡的无规则状态下进行。评判者应有尺度。倪先生似乎采用了盲人摸象式的或是几近“否定”式的尺度，认定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面向死亡的告白”，由此推衍出海子是“懦夫的屈服”。这就让人难以接受了。假如海子是死在战场、死在抗洪抢险或是死在灾祸之前，他也写了类似充满幸福感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那将如何评判呢?
　　古今中外因“自杀”或与他人决斗而被他杀的著名诗人、艺术家大有人在，中国有投汨罗而去的屈原，美国有枪口对准自己脑袋的海明威，日本有用煤气窒息生命的川端康成，俄罗斯有为爱决斗而亡的普希金……他们的死也是个人的“遭遇”所至，倪先生能容纳他们么?如果容纳了，何故容不下一个不应过早地失去生命的海子，并认定他是一个“逃避现实的懦夫”呢?依倪先生的逻辑推理，那屈原他们也应是“逃避现实的懦夫”?当然，海子能活着，能继续写出杰出的诗篇是所有的善良者们所期待的。著名诗评家谢冕在《不死的海子》一文中，就表示了这种愿望：这位现代诗人是如此地心仪于那些古典的诗魂：屈原、但丁、莎士比亚……他宣称要接续那些伟大星辰创造的史诗传统。这种宣称无疑是庄严而凝重的。
　　海子有自杀情结。他在“生死线”上留下了一首对纯朴世界、纯朴人生的憧憬之歌，是难能可贵的。该诗让我们“感受到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奔放而温煦的情怀，感受到了那诗歌的金属般的质地，同时也感受了那飞跃的声音，穿越无数个世纪，回到了人类的原初，那一个诞生赤子的混沌世界”(伍恒山《海子传序》)。
　　
　　是生者的宣言，不是“死亡的告白”
　　
　　对于海子的死与他的诗，自有公论：“对于当代中国诗歌而言，海子之死是一个象征性事件。这个抒情王子以其青春的肉体与冰冷坚硬的现代物质机器接触，迸发出最后的光芒，照亮了晦黑、窒闷的诗歌时代”(张闳《生命的诗学》)；“在这样一个缺乏精神和价值的时代，有一个诗人自杀了，他逼使大家重新审视认识诗歌与生命”(西川《死亡后记》)；“海子之死只能是诗人悲惨处境和内心冲突的一个证明”(韩东《海子·行动》)；“海子属于我们这些诗人悲惨处境中最优秀的歌唱”(陈东东《丧失了歌唱和倾听》)；“海子以他的死肯定了诗，海子以他的死否定了诗”(余杰《海子：诗是生命的倒刺》)；“等到明天再去做幸福的人，说明主人翁并不会体验幸福、享受幸福”(刘大生《从海子的自杀说起》)……
　　倪先生对海子的自杀大做文章，认为：“海子居然把自己的一死考虑得那么简单!从一个独立的个体看，海子的死与任何人无关；从一个相互联系的群体看，海子的死与很多人有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面向死亡的告白也与很多人有关。一首诗，一个生命的结局，思想和行为的结合，将影响着很多的人……”倪先生从外在的层面去认定一个心绪复杂、死因复杂的诗人似乎欠点火候。我们试想一下，一个活生生的人真的把死不当一回事?不是的。海子选择自杀自有他的“理由”。西川在《死亡后记》中写他所知和猜测海子自杀的原因有七个方面：①自杀情结，②性格因素，③生活方式，④荣誉问题，⑤气功问题。⑥自杀导火索(爱情)，⑦写作方式与写作理想。他说：“海子的一生不是昏暗的而是灿烂的。然而，对我而言，海子无论如何不是一个神，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朋友。他有优点，也有弱点，甚至有致命的弱点。我想我们应该对死者有一个切合实际的了解，就像我们对自己所做的那样，这是最起码的人道主义。”倪先生若是了解了海子死亡的一些实情，还会认为海子“把自己的一死考虑得那么简单”么?再者，倪先生认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面向死亡的告白也与很多人有关”，这一点是难以让人苟同的。一个把自己视为“尘世之外”的诗人，运用浪漫派的写法，写了一首甘愿作为一个平常人去分享幸福的诗篇，这有什么不好?为何要视为“死亡的告白”?诗人作家们用浪漫的笔调大有人在，有的把上帝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如普希金：“我，诗神缪斯，听从上帝的意旨吧。”(《纪念碑》)有的借死人的口吻说话，如希腊诗人西摩尼德斯：“过路人，请带句话给斯巴达人，为了听从他们的嘱咐，我们躺在这里。”(《温泉关口墓碑铭》)……由此，我们认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生者寻求幸福的宣言，而不是所谓“死亡的告白”。
　　是时代要海子，不是“时代不要海子”
　　倪先生在文中说：“我们的时代不要海子。”我想向倪先生进一言，你的话只对了一半。你或许想说：“我们的时代”“不要”有自杀情结的海子，“不要”在无病无故之时去找绝路的海子，“不要”不懂得生命只有一次、须珍惜生命的海子，“不要”不能正确对待现实生活、爱情与事业的海子……错了的一半在哪里呢?在于：我们的时代要“抒情王子”的海子，要敢于追求艺术创新的海子，要为传承艺术而不甘寂寞献身于艺术的海子，要为他人送去艺术的生命的希望的海子……
　　艺术属于时代。海子的诗歌艺术也属于时代。“我们的时代不要海子”是不是也在暗示我们的时代不需要艺术呢?试问：倪先生的这个“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倪先生在他的“我们的时代不要海子”的错误诱引下，进而得出“我们的时代要我们做面对现实，面对充满活力的现世的智者、勇者，而不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懦夫”。须知，取得诗歌成就的海子已为世人所公认，难道他不是智者、勇者，仅仅是懦夫么?再说他的死亡之举也不一定是个“懦夫”之举!
　　海子是人而不是神。他有致命的弱点(人性本来就有弱点)，他拥抱了最危险的词语“自杀”，这点是不能让我们接受的。也许倪先生是怀着传教士的好心肠，害怕后来者也学着海子走向“解脱”之路，才来了一个呼天喊地的“我们的时代不要海子”，进而“不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在海子死后，的确有十来个写诗的寻了短见，但大多数诗人还是走着海子的求索之路而未自寻短见。如果倪先生为了“顾此”而“失彼”，还可以让人体谅，如果倪先生是怀着一种“偏见”，那就不能让人点头认可了。再者，在此也奉劝倪先生一两句：对人对事不能说绝话，说一些让人骇闻的大话：“我们的时代不要海子”，照倪先生的话推衍下去：我们的时代不要比海子更海子的有虚伪的、无情无义的、无个性的、平庸的、贪婪的、仗势欺人的、以权谋私的、坑人害人的若干个类型的“海子”……然而“我们的时代”都兼容着这一切，在一种规矩中见证着这一切!
　　真的，我们的时代需要有艺术创新精神的海子。
　　
　　是有积极意义的诗篇，不是有“最负面的影响”的诗篇

• 陈明火： “懦夫”、“智者”说的缺失　/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