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上桑》《羽林郎》《焦仲卿妻》三首古典诗歌被认为爱情名作，但我们认真研究了这三首诗之后认为，把它们定为爱情作品是误读，实际上，它们是封建社会的女性试图逃离被侮和苦难从而或自欺或自遣或假男权以自救的一种生存策略的怨诗，这是她们在当时无可奈何的痛苦选择。
　　这三部作品中的主人公有着惊人的相似处：她们都有惊人的姿色。罗敷是“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湘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胡姬是“长裙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鬓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刘兰芝是“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她们都有不幸的遭遇：罗敷的遭遇是遇到一个自作多情的“使君”，提出“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否”；胡姬的遭遇是遇到霍家奴冯子都，他“遗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裙”；刘兰芝的遭遇是不为婆母所容，她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毅然要求“及时相遣归”。三位绝色女性都有来自外界的骚扰和迫害。
　　这三位绝色女性都有坚强的个性。她们自尊自重，拒绝轻浮。面对来自外部的骚扰和纠缠，为了维护人格尊严，她们每个人都亮出了自己的招数：罗敷是用自编的神话来抵挡对方，从而保护自己：“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不仅如此，罗敷的丈夫还远远超过使君：“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胡姬用的是女性忠于前夫的道德来拒绝对方：“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刘兰芝是自请遣归：“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看来她们三人虽然手法相异，但命运是相同的。
　　从三位美女捍卫人格尊严、拒绝对方骚扰的手段来看，她们的个性是有区别的。罗敷是机智大方，随机应变，并且诙谐幽默。她一接触“使君”便感到此人不地道，是另有所图。于是她胸有成竹落落大方，玩色魔于股掌，使对方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她的防身法宝是用男人来对付男人，用合法男人来对付非法男人。她表现出一种机智，使对方陷于尴尬：你炫耀什么?我的丈夫不但和你同级，而且比你更有钱，更有风度。这是罗敷用杜撰的故事来破解对方的纠缠。从这里可以看出罗敷是一个对世俗十分了解的青春少女，表现了她的机智聪明，应变能力强，在极端艳丽的外表内藏着一颗人情练达、洞明世事的灵魂。胡姬较之罗敷便显得幼稚得多了。她面对色魔的纠缠，先是手足无措，表现出她的涉世不深的羞涩和决绝。她太老实，缺乏罗敷的应变能力，她不会编故事，面对突如其来的骚扰，她不得不借助传统的道德来抵挡对方的无礼——“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至于胡姬有没有前夫，便无关紧要了。刘兰芝的性格是另一种类型：她为人妇已有二三年，对焦母的畸形、专横性格有深刻的体会，尽管她“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刘兰芝主动提出要求“遣归”。对于遣归的后果，她是明白的，尽管与“府吏要”，但有“性情暴如雷”的兄长，她的命运自己是无法掌握的。她和焦仲卿重续鸳鸯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了。即便是这样，刘兰芝也不愿过人格受侮的生活，她是宁可失爱也不愿受侮的刚烈女性。
　　这三首作品含有妇女解放的命题。但妇女解放是一个历史性的社会大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妇女解放的内涵是不相同的，严格说来，自觉地提出妇女解放的口号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后。在封建社会中，妇女维护自己的权益，不会有“人”的发现，也不会有“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聪明的罗敷应变能力极强，在一刹那间就编造出夫婿“殊”的神话，抵挡了“权势者”的无耻要求。但在罗敷取得胜利的同时，她的神话也就破灭了。原来她抵挡“权势者”的武器是我丈夫和你一样有权势。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这个神话后面有不少不能自圆其说之处：罗敷是一个“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的少女，而她的丈夫却是“四十专城居”的官员，其年龄在“不惑”与“知天命”之间。老夫少妻，何来的爱情?莫非是一个官员的小妾?如此说来，罗敷对抗强权的武器不但是陈旧的，而且是“银样蜡枪头”，经不起推
　　敲的。但无论如何，使罗敷“逃离”了灾难，表现了一个青春少女的机智和应变能力。胡姬就没有罗敷的应变能力了，她只有从旧的理论武库中捡拾利器来保护自己。但“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本身不仅是道德观念的陈旧，而且是套在自己脖子上的枷锁；“男儿爱后妇”是封建社会中男子中心主义的落后观念，“女子重前夫”是前句话的延伸，不管男儿多么三心二意，也不管他有多少妻妾，女子都得忠于丈夫。以此为武器来抵挡色鬼的纠缠，理论虽然陈旧，但在事实上却是有效的。刘兰芝不是面临色鬼的纠缠，而是来自婆母的迫害。焦母对刘兰芝的不满，主要是性格冲突：“此妇无礼节，行动自专由。”为了维护做人的权利，她主动要求遣归，她在这里是两难选择：与焦仲卿的二三年的夫妻生活志同道合，感情甚笃，实在不愿意离开丈夫，但为了维护做人的尊严，她又必须离开丈夫。她选择了后者，也没有放弃前者，在遣归的前夕，她与焦仲卿山盟海誓：“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在刘兰芝的内心，她深知这种盟约的虚幻性：“谓言无罪过，供养卒人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蒲苇”、“磐石”之约的初缔时，刘兰芝就预感到毁约的可能性：“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刘兰芝所有的选择都是悲剧性的，她要求遣归，表现了她坚强的个性，保卫了人格的尊严。在这三个美丽的妇女身上，以刘兰芝最为坚贞，也以她最有悲剧性。
　　这三首诗歌并非情诗，而是表现了妇女解放历程的艰难曲折。在长达几千年的阶级社会里，妇女追求婚姻爱情的自由仅仅是一种乌托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女性的爱情乌托邦便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形态。《陌上桑》《羽林郎》中的女主人公所谓纯洁的爱情追求以及对邪恶势力的坚决拒斥的本身，便说明了男女双方在爱情的天平上是不平衡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面对色狼的骚扰，美女们想尽各种方法来进行抵挡：或编造丈夫的显赫地位与风流倜傥来使对方汗颜，或以“女子重前夫”使色鬼在道德面前折服。这说明“多少年来，妇女就像一面功能奇特的镜子，按两倍的尺度照出男人的形象”(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子》)。罗敷是编造婚姻的神话，以至少两倍的尺度来粉饰自己的莫须有的男人，以虚幻的精神自恋来拔高这个男人的形象，以使对方自惭形秽，从而有效地保护了自己。胡姬干脆以绝对忠于丈夫的封建道德来使对方折服，从而逃离灾难。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她们“逃离”灾难、对抗强权的手段是以封建道德来化解矛盾，用男权话语来粉碎另一种男权话语。在自编的虚幻的浪漫情怀中来陶醉自己，她们的所谓“专一”，恰恰是逃离一个灾难而陷入另一种灾难的怪圈。按照胡姬的说法，“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她们的丈夫也不例外，所以，她们都有被丈夫遗弃的可能。不过《陌上桑》《羽林郎》都是民歌。按照高尔基的说法，民歌是充满乐观主义的。因之，这两首民歌的基调是只咏“逃离”时的欢乐，而回避“逃离”后的灾难。
　　刘兰芝是自动要求遣归的，从表层来看她维护了人格的尊严，但是她的自动遣归之日，也即是她的生命结束之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她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的。这个形象之所以较之罗敷和胡姬更光彩照人，就在于她不对当时的环境抱幻想，她也不用封建道德来作为武器，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她“举身赴清池”的悲剧结局更能引起人们的同情。
　　这三个女性的“逃离”，从本质上来说，都没有成功。这说明女性长期在男权环境下的自我丧失，也说明她们在封建社会中确立自我意识的艰难，她们的武器是滞后的，她们的话语是言不由衷的，她们没有说出内心话，因为想说实话便不可能抵挡灾难，反而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因此，只有借助男权话语来对抗骚扰，用旧道德来抵挡邪恶，以主动要求“遣归”来自寻解脱。虽然，她们的“逃离”没有一个完美的结果，没有画上一个使她们确立自我的句号，但她们的“逃离”是有意义的，因为几千年来妇女解放的呼声，汇成了一股浩浩荡荡的洪流，妇女解放大潮终不可挡，到现在是该女人们说内心话、确立自我的时候了。
　　
　　[作者通联：河南商丘师院中文系]

• 何思玉： 《荷花淀》的悖论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5年第12期
• 何思玉： 功能的互转和隐形的伴侣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5年第10期
• 何思玉： “无技巧的技巧”的典范　/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1年第10期
• 何思玉： 思乡的蛊惑和复杂的情怀　/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2年第3期
• 何思玉： “逃离”和“自欺”　/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