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PLUS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2年第11期 ID: 355575

  

语文“言意关系”理论的学术品格

◇ 朱学坤 薛以锋

  以“言意关系”作为语文教学内容,不是凭空妄论,也不是无理谬说,而是因为“言意关系”理论有着充分而坚实的学理根据和精准科学的学术品格。
  一、完全的实践性与为我性
  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言,也都有意,更都要选言达意,这是再平常不过的常识。常识,往往包含着最朴素的真理和最平凡的学术。
  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并且“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①马克思更明确指出,精神一开始便很倒霉,“注定要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自我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②马克思精辟地指出:人的精神(意)和语言(言)之间的“交织”“纠缠”“关系”具有长久的历史性、根源的物质性、需要的实践性、现实性和为我性——很明显,人类全部生活领域——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活中的言语实践都是如此,概莫能外。
  诗人、作家们写作,就是“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这种“生产”,是与他们的生活实践分不开的。并且,所有的这些“生产”都带有明显的“为我性”。
  “为我性”,道出了作品生成的主因,即使那些为“主义”“精神”而写成的作品,其实也是“为我”,因为作者们已把“主义”“精神”作为自己的“意”了。在生活实践中,任何人说话、写作都是为了传达自己的思想、情意。“为我”就是“为意”,就是“以意为主”。
  紧扣“为我性”,也就很容易找到作品的内在结构方式——作品生成的秘密。朱自清的《背影》,过去总认为是写“父爱”——歌颂父爱,那么,作品的结构也自然就是“‘背影’之前→‘背影’→‘背影’之后”的顺叙方式了——这好像很正确,我们几十年来就是这样认定的。可是,朱自清偏偏说“我意在表现自己”③这不就是“为我”吗?作品是怎样体现出“为我”的呢?原来作品有一条明显的“我”的情感发展主线即意脉:“我最不能忘记”→“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度,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心里暗笑他的迂”→“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眼泪又来了”→“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从开始的“暗笑”到后来的多次流泪、悔恨自己,一直是“意在表现自己”,一直是在“为我”。当然,“父亲”作为“我”的“观照物”是不可少的。于是作品的结构方式就很清楚了,图示如下:
  ↗意象一:我(对父亲的愧疚)↘
  言对比↓↑映衬意
  ↘意象二:父亲(疼爱儿孙)↗
  正是这两个意象的对比映衬,才使得此文那样的打动人心,成为经典之作。
  “实践性”和“为我性”告诉我们,解读作品,必须了解作者的生活实践,这就是孟子说的“知人论世”。了解作者是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才写作的,这实际是“寻意”;也必须扣住作品“为我”在文章中所留下的踪迹和线索,以破解作品的深层秘密。而写作教学,则更应扣住学生的生活实践,让学生“为我”而作,以写出有真情实感的好文章。
  二、鲜明的辩证性与内生性
  这是言意关系理论的又一学术品格,正因为言意关系具有浓重的辩证性与内生性,它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才能万古而不灭,成为全人类的共识。
  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早就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④早在先秦时代,我国就有“物生有两”“二气感应”“刚柔相摩”“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朴素辩证思想。后世哲学家更指出:“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张载《正蒙·太和》);“其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同上);“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两而后能化”;(《朱子语类》卷九十)。这真是无与伦比的妙论!——“言意”就是“二气相应”,就是“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言和意“惟两而后能化”——变化万端,表现复杂万千、缤纷多彩的实存世界和人的心灵世界,从而“立天地之大义”。
  马克思说:“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和革命的。”⑤每一个成功的作品,都是言意关系在“不断的运动中”求得平衡的,且都是“暂时性”的平衡;每一篇成功的作品在文学史上都是一种“批判和革命”,一种进步和创新。
  中国文论史对言意两者所包含的难以把握的“关系”论述特别多:《易传》对言、象、意关系的原初论断,刘勰对物、情、辞关系的论述,汤显祖对情、梦(理想)、戏逻辑的揭示,叶燮对客观世界穷尽万物之态的理、事、情三者关系及创作主体之才、识、胆、力四者关系的阐发,以及文与道、意与物、形与神、情与景、情与理、文与质、虚与实、理与趣、隐与显、巧与拙(工与拙)、法度与自然……所有这些,都是对言意关系的揭示。
  所以,言意关系组成的二元对立结构是原发的,具有原本的意义生成功能,正是这个简单的区别性特征结构,具有强大的组织新话语的能力,造就了极为复杂的语言现象,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发生机制的张力系统,形成一个境域性的深层意义空间,使有限的符号能够负载无限可能的意蕴,从而实现对言语意义和哲理思想的原本传递。千奇百巧、千姿百态的“言”和风情万种、难以言表的“意”结合,运转着不息的生命之力和扣人心弦的生命节奏,抒写着缠绵悱恻的人生情感和风流倜傥的浪子情怀,描绘着轻巧尖新的意境美学和苍茫寥廓的宇宙意象,构成了色彩斑斓的人世画卷和一部中华文化的美妙乐章,含蕴着言语之美和语文之妙的全部奥秘。
  鲁迅的小说《故乡》,写故乡,写人物,写未来,内容丰富,其言意结构方式很难寻找。不妨聚焦于鲁迅动笔之前:是什么触发他决意来写《故乡》,使得《故乡》“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李渔《闲情偶寄》)的呢?精心研读后发现,那是鲁迅回乡,发现“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变了——这“变”字,就是“意”的受孕,就是作品的“精血”。这“变”之前、后对比,就是作品的基本结构态势,并且“变”之前为“虚”,写的要“少”,要“简”;“变”之后为“实”,写的要“多”,要“繁”;最好“前”不要独立单写,要穿插在“后”之中来写,以使文章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和最大的张力;人物也要有“主”有“次”,有“先”有“后”……。于是教学就可以这样安排:1.预习时只布置一个任务:用一个字概括文章内容的特点;2.上课后检查预习,寻找这个字。——“变”;3.课文写了哪些“变”?——着力于人物形象“变”的分析,兼及故乡、老屋之“变”;4.故乡“变”的原因是什么?——兵、匪、官、绅(主要是“官”);5.“我”对这些“变”是何态度?对未来是何态度?——理解“希望是本无所谓……”之深义;6.课后以“变”为题写篇文章。这样以课文的言意结构特点——“变”来安排整个教学,新颖独到,匠心独运,使整堂课形成了有机整体,环环相扣,层层推进,形成强大的课程生长活力。整堂课从“变”出发,进行阅读、探究、讨论、发言,学生必然兴趣盎然,课堂气氛热烈。   以“言意关系”作为语文教学内容,不是凭空妄论,也不是无理谬说,而是因为“言意关系”理论有着充分而坚实的学理根据和精准科学的学术品格。
  一、完全的实践性与为我性
  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言,也都有意,更都要选言达意,这是再平常不过的常识。常识,往往包含着最朴素的真理和最平凡的学术。
  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并且“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①马克思更明确指出,精神一开始便很倒霉,“注定要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自我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②马克思精辟地指出:人的精神(意)和语言(言)之间的“交织”“纠缠”“关系”具有长久的历史性、根源的物质性、需要的实践性、现实性和为我性——很明显,人类全部生活领域——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活中的言语实践都是如此,概莫能外。
  诗人、作家们写作,就是“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这种“生产”,是与他们的生活实践分不开的。并且,所有的这些“生产”都带有明显的“为我性”。
  “为我性”,道出了作品生成的主因,即使那些为“主义”“精神”而写成的作品,其实也是“为我”,因为作者们已把“主义”“精神”作为自己的“意”了。在生活实践中,任何人说话、写作都是为了传达自己的思想、情意。“为我”就是“为意”,就是“以意为主”。
  紧扣“为我性”,也就很容易找到作品的内在结构方式——作品生成的秘密。朱自清的《背影》,过去总认为是写“父爱”——歌颂父爱,那么,作品的结构也自然就是“‘背影’之前→‘背影’→‘背影’之后”的顺叙方式了——这好像很正确,我们几十年来就是这样认定的。可是,朱自清偏偏说“我意在表现自己”③这不就是“为我”吗?作品是怎样体现出“为我”的呢?原来作品有一条明显的“我”的情感发展主线即意脉:“我最不能忘记”→“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度,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心里暗笑他的迂”→“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眼泪又来了”→“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从开始的“暗笑”到后来的多次流泪、悔恨自己,一直是“意在表现自己”,一直是在“为我”。当然,“父亲”作为“我”的“观照物”是不可少的。于是作品的结构方式就很清楚了,图示如下:
  ↗意象一:我(对父亲的愧疚)↘
  言对比↓↑映衬意
  ↘意象二:父亲(疼爱儿孙)↗
  正是这两个意象的对比映衬,才使得此文那样的打动人心,成为经典之作。
  “实践性”和“为我性”告诉我们,解读作品,必须了解作者的生活实践,这就是孟子说的“知人论世”。了解作者是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才写作的,这实际是“寻意”;也必须扣住作品“为我”在文章中所留下的踪迹和线索,以破解作品的深层秘密。而写作教学,则更应扣住学生的生活实践,让学生“为我”而作,以写出有真情实感的好文章。
  二、鲜明的辩证性与内生性
  这是言意关系理论的又一学术品格,正因为言意关系具有浓重的辩证性与内生性,它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才能万古而不灭,成为全人类的共识。
  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早就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④早在先秦时代,我国就有“物生有两”“二气感应”“刚柔相摩”“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朴素辩证思想。后世哲学家更指出:“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张载《正蒙·太和》);“其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同上);“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两而后能化”;(《朱子语类》卷九十)。这真是无与伦比的妙论!——“言意”就是“二气相应”,就是“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言和意“惟两而后能化”——变化万端,表现复杂万千、缤纷多彩的实存世界和人的心灵世界,从而“立天地之大义”。
  马克思说:“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和革命的。”⑤每一个成功的作品,都是言意关系在“不断的运动中”求得平衡的,且都是“暂时性”的平衡;每一篇成功的作品在文学史上都是一种“批判和革命”,一种进步和创新。
  中国文论史对言意两者所包含的难以把握的“关系”论述特别多:《易传》对言、象、意关系的原初论断,刘勰对物、情、辞关系的论述,汤显祖对情、梦(理想)、戏逻辑的揭示,叶燮对客观世界穷尽万物之态的理、事、情三者关系及创作主体之才、识、胆、力四者关系的阐发,以及文与道、意与物、形与神、情与景、情与理、文与质、虚与实、理与趣、隐与显、巧与拙(工与拙)、法度与自然……所有这些,都是对言意关系的揭示。
  所以,言意关系组成的二元对立结构是原发的,具有原本的意义生成功能,正是这个简单的区别性特征结构,具有强大的组织新话语的能力,造就了极为复杂的语言现象,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发生机制的张力系统,形成一个境域性的深层意义空间,使有限的符号能够负载无限可能的意蕴,从而实现对言语意义和哲理思想的原本传递。千奇百巧、千姿百态的“言”和风情万种、难以言表的“意”结合,运转着不息的生命之力和扣人心弦的生命节奏,抒写着缠绵悱恻的人生情感和风流倜傥的浪子情怀,描绘着轻巧尖新的意境美学和苍茫寥廓的宇宙意象,构成了色彩斑斓的人世画卷和一部中华文化的美妙乐章,含蕴着言语之美和语文之妙的全部奥秘。
  鲁迅的小说《故乡》,写故乡,写人物,写未来,内容丰富,其言意结构方式很难寻找。不妨聚焦于鲁迅动笔之前:是什么触发他决意来写《故乡》,使得《故乡》“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李渔《闲情偶寄》)的呢?精心研读后发现,那是鲁迅回乡,发现“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变了——这“变”字,就是“意”的受孕,就是作品的“精血”。这“变”之前、后对比,就是作品的基本结构态势,并且“变”之前为“虚”,写的要“少”,要“简”;“变”之后为“实”,写的要“多”,要“繁”;最好“前”不要独立单写,要穿插在“后”之中来写,以使文章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和最大的张力;人物也要有“主”有“次”,有“先”有“后”……。于是教学就可以这样安排:1.预习时只布置一个任务:用一个字概括文章内容的特点;2.上课后检查预习,寻找这个字。——“变”;3.课文写了哪些“变”?——着力于人物形象“变”的分析,兼及故乡、老屋之“变”;4.故乡“变”的原因是什么?——兵、匪、官、绅(主要是“官”);5.“我”对这些“变”是何态度?对未来是何态度?——理解“希望是本无所谓……”之深义;6.课后以“变”为题写篇文章。这样以课文的言意结构特点——“变”来安排整个教学,新颖独到,匠心独运,使整堂课形成了有机整体,环环相扣,层层推进,形成强大的课程生长活力。整堂课从“变”出发,进行阅读、探究、讨论、发言,学生必然兴趣盎然,课堂气氛热烈。   以“言意关系”作为语文教学内容,不是凭空妄论,也不是无理谬说,而是因为“言意关系”理论有着充分而坚实的学理根据和精准科学的学术品格。
  一、完全的实践性与为我性
  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言,也都有意,更都要选言达意,这是再平常不过的常识。常识,往往包含着最朴素的真理和最平凡的学术。
  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并且“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①马克思更明确指出,精神一开始便很倒霉,“注定要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自我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②马克思精辟地指出:人的精神(意)和语言(言)之间的“交织”“纠缠”“关系”具有长久的历史性、根源的物质性、需要的实践性、现实性和为我性——很明显,人类全部生活领域——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活中的言语实践都是如此,概莫能外。
  诗人、作家们写作,就是“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这种“生产”,是与他们的生活实践分不开的。并且,所有的这些“生产”都带有明显的“为我性”。
  “为我性”,道出了作品生成的主因,即使那些为“主义”“精神”而写成的作品,其实也是“为我”,因为作者们已把“主义”“精神”作为自己的“意”了。在生活实践中,任何人说话、写作都是为了传达自己的思想、情意。“为我”就是“为意”,就是“以意为主”。
  紧扣“为我性”,也就很容易找到作品的内在结构方式——作品生成的秘密。朱自清的《背影》,过去总认为是写“父爱”——歌颂父爱,那么,作品的结构也自然就是“‘背影’之前→‘背影’→‘背影’之后”的顺叙方式了——这好像很正确,我们几十年来就是这样认定的。可是,朱自清偏偏说“我意在表现自己”③这不就是“为我”吗?作品是怎样体现出“为我”的呢?原来作品有一条明显的“我”的情感发展主线即意脉:“我最不能忘记”→“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度,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心里暗笑他的迂”→“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眼泪又来了”→“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从开始的“暗笑”到后来的多次流泪、悔恨自己,一直是“意在表现自己”,一直是在“为我”。当然,“父亲”作为“我”的“观照物”是不可少的。于是作品的结构方式就很清楚了,图示如下:
  ↗意象一:我(对父亲的愧疚)↘
  言对比↓↑映衬意
  ↘意象二:父亲(疼爱儿孙)↗
  正是这两个意象的对比映衬,才使得此文那样的打动人心,成为经典之作。
  “实践性”和“为我性”告诉我们,解读作品,必须了解作者的生活实践,这就是孟子说的“知人论世”。了解作者是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才写作的,这实际是“寻意”;也必须扣住作品“为我”在文章中所留下的踪迹和线索,以破解作品的深层秘密。而写作教学,则更应扣住学生的生活实践,让学生“为我”而作,以写出有真情实感的好文章。
  二、鲜明的辩证性与内生性
  这是言意关系理论的又一学术品格,正因为言意关系具有浓重的辩证性与内生性,它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才能万古而不灭,成为全人类的共识。
  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早就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④早在先秦时代,我国就有“物生有两”“二气感应”“刚柔相摩”“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朴素辩证思想。后世哲学家更指出:“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张载《正蒙·太和》);“其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同上);“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两而后能化”;(《朱子语类》卷九十)。这真是无与伦比的妙论!——“言意”就是“二气相应”,就是“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言和意“惟两而后能化”——变化万端,表现复杂万千、缤纷多彩的实存世界和人的心灵世界,从而“立天地之大义”。
  马克思说:“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和革命的。”⑤每一个成功的作品,都是言意关系在“不断的运动中”求得平衡的,且都是“暂时性”的平衡;每一篇成功的作品在文学史上都是一种“批判和革命”,一种进步和创新。
  中国文论史对言意两者所包含的难以把握的“关系”论述特别多:《易传》对言、象、意关系的原初论断,刘勰对物、情、辞关系的论述,汤显祖对情、梦(理想)、戏逻辑的揭示,叶燮对客观世界穷尽万物之态的理、事、情三者关系及创作主体之才、识、胆、力四者关系的阐发,以及文与道、意与物、形与神、情与景、情与理、文与质、虚与实、理与趣、隐与显、巧与拙(工与拙)、法度与自然……所有这些,都是对言意关系的揭示。
  所以,言意关系组成的二元对立结构是原发的,具有原本的意义生成功能,正是这个简单的区别性特征结构,具有强大的组织新话语的能力,造就了极为复杂的语言现象,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发生机制的张力系统,形成一个境域性的深层意义空间,使有限的符号能够负载无限可能的意蕴,从而实现对言语意义和哲理思想的原本传递。千奇百巧、千姿百态的“言”和风情万种、难以言表的“意”结合,运转着不息的生命之力和扣人心弦的生命节奏,抒写着缠绵悱恻的人生情感和风流倜傥的浪子情怀,描绘着轻巧尖新的意境美学和苍茫寥廓的宇宙意象,构成了色彩斑斓的人世画卷和一部中华文化的美妙乐章,含蕴着言语之美和语文之妙的全部奥秘。
  鲁迅的小说《故乡》,写故乡,写人物,写未来,内容丰富,其言意结构方式很难寻找。不妨聚焦于鲁迅动笔之前:是什么触发他决意来写《故乡》,使得《故乡》“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李渔《闲情偶寄》)的呢?精心研读后发现,那是鲁迅回乡,发现“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变了——这“变”字,就是“意”的受孕,就是作品的“精血”。这“变”之前、后对比,就是作品的基本结构态势,并且“变”之前为“虚”,写的要“少”,要“简”;“变”之后为“实”,写的要“多”,要“繁”;最好“前”不要独立单写,要穿插在“后”之中来写,以使文章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和最大的张力;人物也要有“主”有“次”,有“先”有“后”……。于是教学就可以这样安排:1.预习时只布置一个任务:用一个字概括文章内容的特点;2.上课后检查预习,寻找这个字。——“变”;3.课文写了哪些“变”?——着力于人物形象“变”的分析,兼及故乡、老屋之“变”;4.故乡“变”的原因是什么?——兵、匪、官、绅(主要是“官”);5.“我”对这些“变”是何态度?对未来是何态度?——理解“希望是本无所谓……”之深义;6.课后以“变”为题写篇文章。这样以课文的言意结构特点——“变”来安排整个教学,新颖独到,匠心独运,使整堂课形成了有机整体,环环相扣,层层推进,形成强大的课程生长活力。整堂课从“变”出发,进行阅读、探究、讨论、发言,学生必然兴趣盎然,课堂气氛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