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出生在武汉郊区的一个村子里，那时日本人已侵入中原，武汉已经沦陷。母亲一岁多一点，外公便被日本人杀害。后来，外婆被迫改嫁，少不更事的母亲只好一同前往。当时战火连连，母亲为了躲避日本人来村庄扫荡，经常跟随大人一同藏身于森林中几天几夜，待日本人走后再返回洗劫一空的村中。即使回到村中，人们白天也是不敢生火做饭的，因为袅袅的炊烟会招来凶恶的日本人。大家都是在晚上才敢生火做饭，母亲就是在这种情形中度过的童年。
　　战乱结束，母亲到了读书年龄。当时，距离母亲家里最近的小学也有十几里路程，但外婆还是毅然送母亲进了学堂。每天天不亮，母亲就独自步行去学校读书，摸黑才能回家，冬天天气恶劣就住在学校。就是这样，成绩不错的母亲也没能读完整个小学。据说外婆当时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卧床不起。外婆体弱多病，加上还有几个幼小的弟妹，母亲便无法再安心读书。当无奈的外婆含着眼泪把母亲拉在床头，劝母亲辍学回家时，面对这个苦难的家，母亲别无选择，只好离开才读了两年多的初小。为了根治外婆的胃病，外公把外婆和母亲一并送到了一位老中医的家里，住在老中医家里进行长期治疗。母亲天天在床前照料外婆并帮老中医家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老中医的精心调养下，外婆的胃病终于还是好了起来，但母亲却永远失去了读书的机会。那年，母亲已有了四个弟妹，照顾弟妹成了母亲的头等大事。村里水多，小孩都喜欢玩水，特别是小男孩，所以每年都有小孩淹死在水塘里。据说二舅小时最不听话，母亲一不留神就见不着二舅了，着急万分的母亲到处寻找和呼喊，而二舅总是自玩自地不答应母亲，害得母亲总是提心吊胆。
　　六十年代初，很多地方闹饥荒。当时母亲已满二十岁，已是硬劳力，就被派到武汉和广水建铁路。在去武汉的路上，从来没有坐过车的母亲晕得一塌糊涂，呕吐了一天一夜不消停，以至后来坐火车都晕。建铁路是个体力活，不过工地上还有馒头吃。所以母亲每每回忆那一段时，就说自己没有吃到那种特别挨饿的苦。当时全国都缺吃的，很多人都得了浮肿病，能吃的树皮也都被剥光了，冬天里光着脚在荒草湖里挖野藕更是常事。母亲在铁路工地上省吃俭用，一心想省点粮票寄回家。有次回来探家，母亲特地让伙房多做了几个馒头，买了带回家，让一家人都喜出望外。
　　因为只读了两年多的初小，所以母亲识字不多。但母亲却凭着勤奋与执着，当上了生产队的记分员。按理说，记分员至少要能写会算，当时村里是工分制，生产队的记分员就是记下每个人的每天的工分，月末统计工分，东家多少西家多少，然后据此分口粮，马虎不得，稍有差错即遭人口伐。在当记分员的那段时间里，遇上不会写的字，母亲在收工后会去问知道的人，遇上不会读的字，同样是去询问。就这样，文化不高、识字不多的母亲硬是把记分员工作做得一五一十，丝毫不差，让人信服。后来，母亲经常教导我们不要怕丑，不要怕没面子，不懂就要问，要不耻下问。她说，不懂和装懂才是最丑的。
　　在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是高龄产妇。当时农村还是集体种田，没得什么吃的，加之劳累过度，营养跟不上，母亲大病了一场。农村条件有限，在屋里拖了几天，母亲才被抬至镇上医院进行救治，到医院时已是很严重。记得母亲讲过，医生都责问父亲，怎么不死了再送来？可见母亲病得不轻。好在母亲命大，经过一段时间住院医治，母亲慢慢地好起来了。我也活了下来。
　　我们有姐弟四人，属于多子女家庭。随着我们越来越大，家里原有的两间瓦房已不够一大家子人住了，所以母亲和父亲没日没夜地劳作，一心想造一栋大房子。为了攒钱造房，母亲特别辛苦，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到屋还要管我们吃、管我们洗、管我们睡。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每天最多只能睡上五个多小时。通过几年艰苦的劳动，1983年的冬天，母亲和父亲积累了一些钱，又找人借了一点，终于如愿以偿地建起了一栋近二百平米的新房子。
　　母亲是严厉而善良的。大姐大我九岁，早早地离家上学和工作，在生活中我是和两个弟弟一起长大的。三人中又是我大，所以母亲对我格外严厉。在我四五岁时，母亲就让我开始田间劳作、做家务、照看弟弟。每天天不亮，母亲就把我喊起来，吩咐一天的事情。待吩咐完后，她和父亲便去外面劳作，留我在家煮早饭和扫地。有次母亲吩咐完出去后，我迷糊中又睡着了，害得父母亲早上劳作回来没有饭吃。但母亲没有责骂我，只是以后每次把我叫起来后，一定要我跟着她一起洗口洗脸，直到我再无睡意了才出门。母亲对我们几个子女很少打骂，更多的是给我们讲道理，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在我上中学住校后，因为学校条件有限，我患上了严重的冻疮，双手十指全都冻穿了。母亲看到后，难过得直落泪，她一面给我买保暖手套和热水袋，一面又打听和购买偏方良药，让我心中充满了温暖。
　　母亲是勤俭和操劳的。在建好房子后，加上年长的大姐，共有四个人要吃饭，要上学。既要让我们吃饱穿暖，又要供我们几个读书，这在当时的农村可见负担有多重！种田，养猪，养鱼，承包荒山……父亲甚至与人一起远赴江西贩卖棺木。正是这样想尽一切方法的勤俭劳作，母亲把我们四子女养育长大。母亲和父亲的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们则是老大穿小了，留给老二穿，老三穿小了，留给老四穿。母亲如此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总算让大姐念完了初中，而后又托人将她推荐进了人民医院工作。我半途辍学后，母亲又是托人把我送进了一家国营企业上班。母亲就这样想方设法让我和大姐光荣地做了城里人，说是让我们跳农门，不再受农村的苦。大弟中学毕业不愿读书后，母亲又送他学开车，掌握一门谋生的技术，并卖掉山里长了八年的一千多棵杉树，帮他买了一辆二手车。小弟一直被母亲供到大学毕业。
　　母亲是一个平凡朴实的农村妇女，她常教导我们，要吃得亏，要保持好的心态，看待事情要从正反好坏两面看，所有坏事不见得都是坏事，有的坏事就是好事。就拿我们家来说吧，在我家里男丁一直是单传，到我父亲已是五代单传。在爷爷那一代，祖上是大地主，留给爷爷大块大块的田地和房屋，也就是现在的富二代。但爷爷吃喝赌博，无所不作，短短时间就败光了家产，从大地主变成了穷光蛋。爷爷这个败家子败光了家底，让父亲没有享到一天的福，按理说是个很坏的一个事。但新中国成立后，惩治地主恶霸一浪高过一浪，天天批斗地主，很多地主受不了批斗而自杀，地主的后代也抬不起头来。但是，因爷爷早早地败光家产，父亲从地主后代变成了贫下中农，没有受到一点折磨，反还受到照顾，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母亲坚信平安就是福，她这种平淡朴实的想法也影响了我的一生，让我深深地知道人生虽然千姿百态，繁华似锦，但最重要的要有一颗平常的心，‘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这样在人生的长途中才能保持淡定和清醒。
　　母亲这一路走来，风风雨雨，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与艰辛。但上天对母亲也是公平的，虽然已是七十四岁高龄，但眼不花耳不聋，身体很是健朗，没有给我们晚辈增添一点负担。现在，她还在发挥余热帮忙带孙子，每天与小孙子在一起，享受着天伦之乐，其乐融融。
　　郑利玲，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社版式编辑。责任编校：晓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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