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可怜”引发的思考何　伟新语文学习·高中2008年第12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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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可怜”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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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可怜”引发的思考

◇ 何　伟

　　我读名著·教师篇
　　
　　鲁迅先生短篇小说力作《药》一发表就备受世人关注，人们见仁见智：“表达了亲子之爱与革命者的悲哀”；“表现群众愚昧落后，暴露国民性的弱点”；“歌颂革命者的牺牲精神”等等。
　　《药》采取了双线结构，茶馆是明线、暗线的交织点。而“茶客谈‘药’（夏瑜）”，主要由（小说第三部分）“可怜”一词生发而来。“可怜”这个简单的字眼，其实并不简单，颇有深意。
　　《药》这篇小说写于1919年4月，发表于1919年5月的《新青年》杂志，这恰恰与中国当时著名的爱国事件——五四运动发生在同一时期，《药》是鲁迅先生的大手笔，展示了他深邃而博大的思想。
　　“可怜”一词，首先是鲁迅先生的先知先觉，也是鲁迅先生的一次反省，一种反思与呐喊。先生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为革命斗士助威呐喊，“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可怜”也是革命民主战士夏瑜的一种自醒。革命是为了拯救国民于水火中，结果却无人理解，他四处碰壁；自己的族人夏三爷伺机告密，即便是生母，也毫不理解他的革命宗旨究竟是什么。我们还可以遐想，夏瑜所发出的“可怜”一语，是否有他的扪心自问，或在沉思革命的意义何在。而面对儿子坟上的花环，不明其所以然，以为儿子阴魂显灵，这不仅是母亲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
　　当时的民主革命者，大都留学欧日美，一开始就受欧风美雨的熏陶。资产阶级革命再次失败，证明了这种脱离群众、不切实际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从改良到革命，从戊戌变法到脱离群众的社会革命，毫无悬念地一一宣告流产，这是当时有识之士的悲哀，也是国家的悲哀。
　　革命，倘若从敌人堡垒内部突破，可说是走向成功的捷径；在牢房里，夏瑜劝导牢头“阿义”造反，“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明显地隐含着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思想，也含有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的立国纲领思想。然而，夏瑜此话一出，却像炸雷一般，震得阿义双耳欲聋，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惨遭阿义的一顿老拳、一通棒杀。可见，“阿义”至多算是封建统治者所豢养的一条“仁义”吃人的走狗，浸渍着封建统治者所宣扬的“仁义礼智信”。
　　“可怜”并非夏瑜简简单单地可怜阿义，也暗含着夏瑜在可怜自己，可怜其家人，可怜其族人，更有可怜天下国民、可怜华夏民族之意。
　　从“茶客谈‘药’（夏瑜）”的茶馆交织点来看，茶客（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20多岁的人）——指代老中青三代，泛指广大的群众（象征着华夏民族）；从他们所理解的“可怜”一词，以及他们一致对夏瑜所发的一通相同的感慨——“疯了”一语来看，虽然语言简短，却勾勒出了他们的灵魂，有力地表明了他们的愚昧无知，简略中也透出深刻的社会真义，折射出晚清社会的一个镜像：腐朽、没落、专制。
　　最后，我还联想到历史上的两个真实人物。
　　夏明翰。出生于地主官僚家庭，追求真理，农运领导人；由于叛徒的出卖，28岁英勇就义。他的就义诗气壮山河，激励着一批批革命志士。欣慰的是，后来者前仆后继，最终实现了革命者的理想——新中国的建立。夏明翰虽然牺牲了，但他的理想最终实现了，他应该是幸福的；夏瑜，一个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启蒙者，由于脱离了群众，他的鲜血最终为需要他解放的国民所食，他是可悲也是可怜的。
　　谭嗣同。改良者，戊戌变法牺牲之第一人，临死前曾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就义前的夏瑜，应是英勇的，有着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豪迈。但我认为，他更应是愤慨的，正如老舍先生《茶馆》里的一句名言：“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由此，“可怜”一语便油然而生了。
　　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脱离了群众而革命的夏瑜是可悲的；但他以天下为己任，百折不挠、败而不馁的精神足令后人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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