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杯茶，一局棋，一拳石，乃至一声鸟鸣，一盏时间，似乎在宋代都能以优雅的姿态而存在。然而，要读懂宋式的优雅，并不像品味魏晋，可以随性而来又尽兴而去；更不像品味大唐，一个念想便能映照某个时段的激情：在这里，每一个值得玩味的形式和元素其实都只是外在的表象而已，支撑宋代优雅的是中国儒、释、道文化交融与内化的结果，这些文化内涵方是宋式优雅的真正本源。
　　汉代的人们生活幻想之中，北有神秘莫测的西域昆仑，东有虚无缥缈的蓬莱仙境；唐代的人们张开双臂迎来了中亚文化，接受了外来影响；而宋代的人们在层层强敌威胁下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换来短暂的和平，因此他们具有内向的文化，以及深刻的洞察力。
　　有人说，唐代重“情”，开阔恢宏而华丽丰满；宋代重“理”，严谨含蓄而幽雅清瘦。对于盛行理学的此时而言，“理韵”之美确实是宋代美学的经典。“理韵”其实就是义理的韵味，它是一种智慧的美，理性的美，更是一种深层的情感追求。唐代人对外来文化的热情和对生活的激情，到了宋代逐渐衍变为对日常事物的温情，对人生与学术的专情。随着文化的积淀、艺术的熏陶，“情”开始有了深入浅出的理性之美。
　　宋代艺术“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这些由情趣向理韵的发展过程，暗含的是多元文化内化后一脉相承的成熟轨迹。以唐宋的服饰纹样为例，盛唐充满西域风情的连珠纹、“陵阳公样”，以及激情四射的牡丹花纹样，推至宋代后便逐渐清瘦内敛，呈现出了老成的风雅。宋人对梅杏菊等“君子”花卉的偏爱，也取代了青春洋溢的牡丹花，理性沉静的小朵花、规矩纹和自然和谐的折枝花在此时成为纹样的主流。同时由于宋人淡雅恬静的高雅品位，在服装上大量使用沉稳典雅的鹅黄、葱白等洁净而自然的色彩，打破了唐代那种绚彩斑斓的浓艳色调。唐代金银器、陶器和漆器上那富丽丰腴和富有生命力的装饰，到了宋代又回归到质朴与纯真：极具西域风情的多曲长杯变成了典雅的多边花瓣形口沿杯，金银器上常见的翼兽及鱼化龙到了宋代变成了写实的花鸟和端庄的仿古图纹。或许，有了大唐的风发扬厉，极尽高明，才会有依托于唐代璀璨成就的宋代文明的从容和淡定。这是一个由充满激情的青春走向成熟的必然过程，犹如一个博闻强的青年成长到了沉静优雅的不惑中年。
　　韵者，美之极也。宋代的理韵，行于简易闲淡之间而深远无穷，而这，正是中式优雅最耐人寻味的地方。
　　唐代诗论家司空图在《诗品》中曾用“饮真茹强”和“蓄素守中”一同形容“劲健”。细细品来，大唐与宋代都具有劲健的风格，只是劲健的方式不同：前者是“饮真茹强”，后者却是“蓄素守中”。这种“蓄素守中”的简朴平淡，是洗尽铅华后的内敛，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是古代中国审美格调一次质的伟大升华！
　　同样是对文明的吸收，唐代的艺术家在开明而自信的国度里，把眼光投向更多的是吸收外面大千世界的终极绚烂，他们海纳百川、兼容并蓄；而宋代的艺术家则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对自身心灵精深华妙的关照。同样是对文化的包容，宋代则是一种先让内在虚空后，以求更大的容纳空间。正如苏轼所说：“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宋代，史无前例出现了几位真正有文化修养的皇帝；理学思想家周敦颐和朱熹树立了新的儒教思想。儒、道、佛有了全面的调和内化，儒家的“理”与道家的“太极”合并为一种道德的力量，并从佛教那里扩充知识。有修养的地主阶层自觉掀起了文化雅化运动，上至天子下到庶民都在这种大规模的文化洗礼中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宋代的优雅生活方式有了较之唐代更为广袤而营养的土壤：诗文重新追求朴质平淡，绘画开始注重水墨山水，建筑崇尚砖木本色，瓷器讲究明心见性，家具呈现简约素雅。这些都能从宋代理学的哲学思想上找到根源——“理”是主导一切的原则，它能使外物发展出内在的本质。
　　大唐的激情过后，冷静的宋人逐渐明白了中国本土文化的精髓所在，出现了集文化大成的倾向：宋徽宗的《宣和博古图》、李诫的《营造法式》、沈括的《梦溪笔谈》，而李公麟更使书画鉴赏成为一种引领后世的风尚……
　　难怪，著名学者陈寅恪会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干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会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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