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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冉正万 文选 ]   

作家到底应该干什么

◇ 冉正万

  小说里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汪曾琪说,最重要的是思想。这个“思想”不是哲学书上讲的思想,而是作家对生活的看法、感受和对生活的思考。这意味着作家的身份或者存在意义,什么是作家,作家干的是什么事情。
  作家想告诉读者的是:这“是什么”。这是生命的直觉,是生命与生活面对面的碰撞,是这种碰撞之际发出的第一声叹息。在这方面,我特别敬重诗人,因为他们发出的叹息往往比小说家更快、更直接,他们首先感受到了骨头后面的冷暖。小说家的感受也能深入骨髓,而且是一种钝伤式的,是隐伏着的波澜。换个说法,他们对生活巨大的力量心知肚明,他们会在“经历”之后发出长久的啸声,是欲哭无泪和欲说还休。既是记忆的保管员和记录员,也是未来社会理想形态的“想像者”。
  我写完最近一部长篇后,深切地感受到什么叫欲说还休。比如生命无常,我只有深怀恐惧,却又不无敬意,因为生命是那样坚韧与脆弱。对弱势人群的无助,我只有恻隐之心,却无回天之力。对环境日益恶化,只有不满,却不明白它对我们自身到底有多大的伤害。对生活中极不公平的现实,只有人云亦云似的议论,却无多少自责。
  写作的人,我想,这些是必须思考的,在思考中检阅自己的言行。在言行中将我们的感受诉诸笔墨。
  当别人介绍某某是著名作家时候,我用的是一把比较苛刻的尺子去检验。看他是否够得上“作家”二字,在我看来,“作家”无疑是、也只能是具有贵族气质的人,和发表多少作品无关,和在什么样的媒体上发表作品也无关,和是否能在媒体上频频亮相更是无关。
  作家写作是一项事业吗?
  我心目中的作家,必须有充满现代气息的和普世精神的率直。
  199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萨拉马戈说,我们是充满欲望的可怜巴巴的魔鬼。这句话我很喜欢,也想了很久。我们充满欲望,但我们对神的世界极为不满。虽然我们的声音有限,但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声音。这就是我对“作家”这个称号的理解。我们必须在理想与现实、传统和现代、灵魂和肉体、东方和西方、男人和女人、个人和家庭、家庭和民族、民族与世界等等多种关系中说出自己的感受。对生活,我们不去诠释、不去超越,只要恳切地、发自内心地说出我们的感受,就可获得成为作家的通行证。
  我们之所以说,这仅仅是通行证,是因为要捕捉好自己的感受,并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必定还涉及技巧的问题、语言的先验问题、艺术直觉问题、文本如何建构的问题。
  回到我一开始提出的话题上来。作家到底应该干什么?前面这些话,是对作家的一种普遍要求。就具体、一个个执笔书写的人而言,我认为:作家的写作应该是用文学这样的一种样式,永远地、坚定地、不遗余力地去关心自己最熟悉的对象。我曾无数次地提醒自己,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东西。除此之外,别的题材无论多么伟大,无论多么精彩,我都应该像一条高傲的狗一样,面对一块热气腾腾的骨头不屑一顾。否则,我将后悔不迭,我将尝到那块骨头上不适合于我的、败坏我名声的毒药。虽然我至今并没什么名声。为了弄明白哪一块骨头适合于我,我用了整整20年时间,并且是我从青春期的蠢蠢欲动进入不惑之年的20年。对此,我是悲欣交集,对艺术之神既艾怨不止,也感激涕零。她为什么这么久才让我明白,为什么让我吃了那么多苦头,走了那么多弯路。但是,我毕竟明白了,这对我的创作至关重要。这两种情绪在我目前发表的作品中已经有所显示,一方面是对命运逻辑的抵抗,同时却又不得不顺应天道(我抵抗的不是命运,而是命运逻辑。这是有区别的)。
  我想进一步说明,作家的写作是告诉读者,这——是什么。文学虽然少不了哲学意味,但毕竟不是哲学本身。哲学是什么呢?哲学的功能是告诉读者,这是“为什么”。生活、命运,它有什么规律,它为什么这样,而不是那样。但是,这仅限于精神层面,物质层面则必须由科学家完成。科学是分析的、解剖的,它寻求的是物质的形态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人类的探索远远不止于此。于是具有宗教精神的思想家站出来,对这一切进行提纯,告诉人们,世界就是这样的。比如《道德经》、《庄子》、《金刚经》、《心经》。
  师曰菩提,既非菩提。一切世间法都是佛法。这两句话在这些书里很常见,对写作的人而言,值得好好揣摩。
  ※ 冉正万,作家,代表作有《纸房》《洗骨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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