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散文《藤野先生》一文写道：“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藤野先生何以能给“我”如此力量呢？
　　藤野先生给“我”的鼓励，从全文来看主要表现在学业上的指导和在匿名信事件上对“我”的关心；而其性格，文章也主要是从一位独立学者的科学精神的角度来刻画，表现的是藤野先生“为中国”“为学术”的崇高思想和品德。如果说这些促使“我”为新的医学而努力，那是顺理成章合乎逻辑的。可作者为什么说先生的音容“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关于这一问题，一般的理解是“感激说”，即藤野先生的所作所为令“我”感激，使“我”增加了勇气。这种说法显然存在一大段理解真空，正如惜别时的一段话所说的：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要真正理解这一问题，还得从“清国留学生”说起。邱文治《〈藤野先生〉析疑》一文中指出：“作者在本文开头两段中，以极其厌恶的情绪和辛辣讽刺的笔触，描写了东京中国留学生浑浑噩噩、糜烂庸俗的生活。他们白天迷恋樱花，并把象征种族压迫的辫子弄成各种花样，不以为丑，反以为美；晚上则学跳舞，震得地板咚咚地响，造成‘满房烟尘斗乱’。”这里有一个问题：清国留学生赏樱花、学跳舞是不可原谅的错误吗？其实问题的本质在于他们对清国政府的愚忠。作为一个国家公民忠于本国政府本是正当的，但其时腐朽的清政府已从根本上走向人民的对立面，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有志之士早就与这一腐朽的政府决裂，并举起推翻这一反动政府的义旗。而这些“清国留学生”们却全然不顾这一历史潮流，他们把辫子弄成各种花样，其用意非常明显，那就是表达他们对清政府的依恋，他们在学西方的舞蹈时，也一定是长辫飘飘的吧。
　　再看日本的“爱国青年”，他们支持拥护本国政府本无可厚非，可当一个政府侵占他国领土、屠杀他国公民时，他们还一味叫好，这种不明是非的盲从、狂妄，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国。每读到这些文字，我们都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二战期间，成千上万的德国青年受希特勒的鼓吹成为罪恶的法西斯的炮灰与帮凶的情形。
　　藤野先生作为一个日本公民，全然没有日本“爱国青年”的狂热，在学术上充满了对中国的学术先行者的敬畏，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就出示翻刻中国译本的著作；在为人上对中国学生悉心指导，真诚关心。这些都与那些无知的“爱国青年”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藤野先生当时一定是孤独的，因为他的爱国之心和爱国之行，定不被他的大多日本同胞所理解。这种孤独，是否是“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的寂寞呢？
　　作品中的“我”有着强烈的“荒原”感，有着冲破“荒原”的“挣扎”。正是本着“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自题小像》）的爱国激情，青年鲁迅从东京来到仙台，在仙台又弃医从文，但直至作者写作本文时的1926年，面对“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现实，深藏在鲁迅心灵深处的“荒原”感依然是不能忘却且越来越清晰的意识。
　　关于爱国，季羡林先生的一段访谈很能说明问题：“国防大学研究生院原政委张际春请我给他们的学员讲爱国主义。那些学员一律都是大校。那天，我就问大校学员，各位，爱国主义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他们一致回答是好东西。我说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高喊爱国主义，那也是好东西啊？他们没有话说了。”
　　作为一个身在其中的中国青年，从“清国留学生”、日本“爱国青年”、藤野先生身上感受到了不同的爱国感情、不同的爱国典型。“清国留学生”是保守落后的“忠君”，日本“爱国青年”是邪恶的爱国帮凶，惟有藤野先生以其独立的学术精神为核心的爱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国，且与国际主义是相通的。
　　正因为如此，一个离别多年的学生还记得这位曾经的老师，尽管他从事着与老师所教知识无甚联系的工作。
　　正因为如此，事隔多年之后，鲁迅先生还能从藤野先生身上汲取前行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一种源自于真正的爱国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生对老师的感激与敬佩，而是在自己多年来不可驱除的寂寞中找到的精神力量。
　　“我”从藤野先生身上汲取了哪些力量？爱国的力量。真正爱国者的力量。
　　
　　徐拥军，周国良，语文教师，现居湖北黄石。本文编校：老 猛

• 徐拥军 周国良： “我”从藤野先生身上汲取了哪些力量　/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