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为诗”是中唐至宋，特别是北宋时期产生的一种文学现象，是文学理论家们针对苏轼等人的诗歌创作而提出的批评。“文”指的是不同于骈文的散行单句，不拘骈偶、对仗、音律等的形式自由的文体。“诗”则是特指六朝至唐以来形成的句法、字数、平仄、音韵等有严格规定的近体诗。“以文为诗”即是突破近体诗的种种束缚和羁绊，借用形式较为自由的散文之字、句、章法来进行诗歌写作。
　　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指出：“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这段评论清楚地指出了苏轼的“以文为诗”不仅是对唐人的继承，而且有了令人瞩目的突破和发展。那么，苏轼究竟是如何“大放厥词”，使“以文为诗”“成一代之大观”的呢?
　　纵观苏轼的文学创作，其诗歌的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质量之高，是其词作所不能及的。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指出：“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从24岁在《南行集》中创作的第一批诗歌至66岁终老，40多年间苏轼共创作了2700多首诗，可见他对诗歌创作的热爱和坚持。
　　一般来说，苏轼的诗歌并不违背韵律要求，而且能够充分表达无所不包的丰富内容，随意挥写，自由奔放，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能做到这一点，便要仰仗于苏轼对“以文为诗”的巧妙运用。
　　在字法上，首先，苏轼把一些本多见于散文、极少出现在诗中的字词用于诗中。如“是”“之”“矣”等。如《游金山寺》中“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韩干马十四匹》中“韩生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泗州僧伽塔》中“退之旧云三百尺，澄观所营今已换”。其次，苏轼善于将一些口语、俗语引入诗中。例如在《雨后行菜圃》一诗中，苏轼写道“天公真富有，膏乳泻黄壤。霜根一蕃滋，风叶渐俯仰……小摘饭山僧，清安寄真赏”，“天公”“富有”“小摘”等本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通俗口语，苏轼却拿它们来作诗，看似粗俗不登大雅之堂，实却生动朴实自然。
　　可以说，苏轼的诗词之所以能流传不朽，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其通俗化、口语化、朴实自然的语言。这在其诗歌的句法方面亦有突出表现。苏轼作诗常常打破诗歌格律化的限制，而使用散文的句式来传情达意。例如《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不画长林与巨植，独画峨眉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我恐毕宏韦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烂心难穷。……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愿公作诗慰不遇，无使二子含愤泣幽宫。”长长的散文句式信手拈来，自由潇洒。又如《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三字散句生动形象地描绘出独特的意境。语法结构上与时俱进的革新更是苏轼诗歌的一大特色。北宋所在的中古时期的语法特点主要有判断句式、“把”字结构、“者”字结构、“所”字结构等，如《病中游祖塔院》中的“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次韵答元素》中的“莫把存亡悲六客，已将地狱等天宫”……这些句式赋予了诗歌明快平实、朗朗上口的散文特色，充分顺应了诗歌回归“自然艺术”境界的美学潮流。
　　苏轼同样成功地将散文的章法植入诗歌创作中，创造出变幻无穷的诗歌结构，将通俗自然的诗句架构成雄奇瑰丽、独具匠心的艺术作品。倘若能真正深入地挖掘苏诗的章法艺术，我想，那些批判宋诗“思想平庸，内容浅薄，艺术低下，语言陈腐”的人也会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评论了。苏轼的诗歌中有许多以章法取胜的名篇，如《石鼓歌》《王维吴道子画》《雪浪石》《荔枝叹》等。
　　总之，苏轼的确将“以文为诗”的手法运用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他在坚持诗歌自身艺术特色的前提下，大胆尝试、创新，突破当时诗歌创作的陈规，将散文的自由性融入严谨的诗歌创作中，使诗歌更加接近生活原型，更好地表达出诗人的情感，并与读者产生共鸣，让诗歌成为亲切、自然的艺术载体，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从而开创了北宋诗歌别开生面的时代风格，对我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曾　姝： 浅析苏轼的“以文为诗”　/　语文建设 200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