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智慧搏击在教育改革的大海之上陈成龙中学语文·教师版2011年第6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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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1年第6期 ID: 136606

[ 陈成龙文选 ] 　　

用智慧搏击在教育改革的大海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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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智慧搏击在教育改革的大海之上

◇ 陈成龙

　　一、小绍振的少年文学梦
　　孙绍振教授开始读书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那时全家逃难到乡下，日本鬼子和汪伪军队老在后面追。在这种情形下，哪里还谈得上上学？但是，小绍振的爸爸妈妈让孩子念书的信念是坚定的。每到一个村镇，第一件事就是找学校，没有学校就找私塾先生。没有私塾先生，爸爸就自己教。教法很简单，第一天把生字讲一讲，把没有标点的句子用红笔点断，一天也就是点一页左右。分量并不重，剩下的时间，就是自己翻来覆去地念。课本是很枯燥的，但是，把古文朗诵出一种调皮的腔调(用孙妈妈的话来说，就是“洋花唱曲”的)，却很好玩。第二天，爸爸还没有起身，就让孙绍振弟兄三个轮流在他床前背诵。这种早期的背诵培养了孙绍振良好的语感，也使他有了一定的语文积累。因此，后来回到城市插入正规学校学习，小绍振的语文成绩便一直名列前茅。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规定了所谓的《国定教科书》，那本书是很枯燥的。但是，小绍振的语文教师潘祖谨不大理睬《国定教科书》，常常把冰心的《寄小读者》印发给学生，有的还当作“说话”课的教材。在课堂上，她鼓励学生阅读文学作品。她推荐古代文学经典，除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外，还有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还有一本很有趣的书，叫做《苦儿努力记》，是一个法国作家写的。到孙绍振念大学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连老托尔斯泰都很重视这本书，把它从法文翻译成俄文。潘老师的最大功绩是使小绍振对语文有了浓厚兴趣，上潘老师的语文课实在是一种智慧的享受。孙绍振至今还记得，在一堂课上，她说中国古典诗歌的七言诗歌，有一种吟咏的调子，即使去掉开头两个音节，它的调子还是一样。例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把开头两个字删掉，变成：时节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甚至再删去两个音节，也还是一样：雨纷纷/欲断魂/何处有/杏花村。她的这个智慧一直像种子一样埋在孙绍振心头，直到30多年后，这成了孙绍振完成一篇有学术质量的论文的动因。潘教师非常疼爱小绍振。一次，潘老师对小绍振的父亲极力夸奖小绍振“天资聪颖”。这使孙绍振的父亲更加尽心培养孙绍振。这一段时光给孙绍振留下了幸福的回忆。因此年过七旬之后，孙绍振教授还特意到自己读小学时上学的必经之路留影，追寻那段美好的时光。
　　小学毕业后，孙绍振考进了初级中学。那时刚刚解放，对于新的意识形态，老教师一窍不通，上课常常是吵吵嚷嚷，但孙绍振班的课堂秩序却很好。因为班上来了一个新教师，名叫周陀星。他和潘先生一样，总是把报纸上、刊物上的好文章和书店里的新书有声有色地加以介绍。周老师很重视批改作文，每一次都有相当详细的评语，比之潘老师有更多的文学理论色彩。由于周老师的诱导，班里掀起了一股作文的热潮。头一天做了作文，第二天学生们一大早就闯到周老师宿舍里，周老师还没有起身，大家最关心的自然是作文分数。孙绍振也问了，周老师回答说：“87分。”孙绍振随便说了一句：“啊，才87分！”周老师说：“87分还嫌少？我打作文分，从来还没有超过86分。”一下子，孙绍振在班上神气起来。那种又害羞又得意的感觉至今还留存在孙绍振的心中。正是这两位老师才把文学的种子播撒在了孙绍振的心头。
　　孙绍振读高中时，语文老师是南京大学(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的，这位语文老师也非常重视批改作文。孙绍振的作文常常得到他的表扬。他还组织课外阅读，让学生们写读书报告。这位老师常常对孙绍振作文鼓励有加，使孙绍振产生了“野心”：向报刊投稿。经过多次失败以后，终于，孙绍振在上海的《青年报》上发表了诗和散文，这在当时是一种轰动性的荣誉。
　　现在有些教育改革的专家在争论“苦读”还是“乐读”的问题。根据孙绍振的经验，苦不苦，乐不乐，关键在于爱不爱；爱不爱，主要看你迷不迷。如果不迷，光是为了考试而学，那怎么能不苦呢？如果不光是为了考试，而是出于一种内心的命令，不让你读，不让你写，才叫难受，才叫苦呢。
　　二、北大是他的康桥
　　孙绍振教授在他的著作《名作细读》中对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做了很精到的分析。孙教授很理解徐志摩对母校剑桥大学的怀念之情，这与孙教授的经历有关，因为在孙教授的心中也有一所“康桥”——北京大学。
　　1955年，孙绍振考入北大。大一时，孙绍振读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著作，后来又陆续读了叶赛宁、聂鲁达、洛尔伽等人的著作。马雅可夫斯基早期是未来主义的代表人物，聂鲁达早期思想是象征主义。他们的许多革命诗歌想像非常奇特，孙绍振读得心醉神迷，他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诗呀！孙绍振的心灵打开了一扇灿烂的窗子。在诗社，孙绍振给自己起了个笔名“马达”，意即马雅可夫斯基和聂鲁达。后来，孙绍振又读了阿拉贡、艾吕雅等法国左翼诗人的作品，他们的诗给孙绍振的震动更大。
　　北京大学的诗社常办讲座，孙绍振在诗社做干事。孙绍振去请过何其芳、冯至，还请当时最红的两位诗人贺敬之和郭小川到诗社演讲。在孙绍振教授的记忆里，何其芳很认真，讲稿写满了蝇头小楷，冯至则把刚刚翻译好的海涅诗选的序言拿给孙绍振，郭小川给孙绍振的印象是在思想上比较开放。这些都给孙绍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北京大学，虽然授课的教授大都是全国著名的学者，但是，并不是每一位教授都能满足孙绍振的求知欲，也不是每门功课都令人喜欢。但是，几乎所有的教授，都以他们渊博的学识激起了孙绍振对理论的兴趣，尤其是朱德熙先生的雄辩，使孙绍振着迷。正因为如此，当初以为最枯燥的现代汉语，后来居然成了他最喜爱的课程。在北大的五年里孙绍振如饥似渴的学习着，他完成了从一个文学青年向学者的飞跃。北大以他的博大与激情培育了孙绍振。1960年，孙绍振从北大毕业，被保送上了研究生。一年后，转为北大助教。尽管当时政治大环境，也曾给孙绍振带来过不愉快，但孙绍振始终感谢他的母校北大。
　　三、他把逆境当成蓄积腾飞的良机
　　1961年，孙绍振被调去福建支援刚刚成立的华侨大学。临走时，孙绍振壮着胆子问：“华侨大学在什么地方？”被告知，“你去了福州就知道了”。在去福建的火车上，孙绍振四处打听华侨大学在哪里，没人知道。直到火车过了杭州，才打听到这是一所刚建成的大学，在泉州。那时，孙绍振只听说过福建的厦门和福州，根本不知道泉州在哪里。
　　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变幻，大批华侨青年或随父母回国定居，或只身回国升学，海外归国华侨学生数量与日俱增，国内侨校已满足不了他们的求学需求。１９６０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当时的中侨委在侨乡泉州正式创办华侨大学。为了使这批归侨学生受到最好的教育，国家先后从北大、清华、人大、复旦等国内著名高等学府抽调了一批骨干教师支援华侨大学。孙绍振是第一批调入华侨大学的教师之一。
　　初创时期的华侨大学，不仅没有教师，也没有校舍，办学条件非常艰苦。在华侨大学任教十年中，孙绍振曾经在四个不同的地方上过课：泉州、福州师专、集美华侨学校及建宁办学点。在福州，学生上课是在一座长达几十米的大席棚里。而在建宁，由于太偏远，孙绍振和师生们还得自己挑石头修筑进校的路。孙绍振在华侨大学中文系讲授《现代文学》和《写作》等课程，后来“左倾”思想泛滥，他也受到影响，不能再上讲台。于是，他开始潜心读书，读《马恩选集》，读《毛泽东著作》，读《资本论》，读《史记》和《资治通鉴》，读英语。这段“无课可上”的日子，却给了孙绍振难得的“充电”机会，他的思维得到拓展，知识面变得开阔，思想的厚度增加，理论素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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