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鲁迅散文的阅读和教学过程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其文章的思想性受到了教师和学生高度的赞扬和重视，而其文章的时政性却少有人发现和挖掘，作为鲁迅散文的一体两面，不了解时政性就必然无法理解鲁迅文章深刻的思想，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个问题也会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进而成为困扰我们语文教学的一个瓶颈。本文通过《记念刘和珍君》这篇课文，结合相关材料，透过时政性分析思想性，点明了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提醒我们在鲁迅散文的教学过程中，要把二者结合起来不可顾此失彼。
　　【关键词】鲁迅散文 背景知识 时政行 思想性
　　
　　 《记念刘和珍君》是鲁迅散文中的名篇，也是中学语文教材的传统课文。深邃的内涵、澎湃的激情、高度的正义感，使本文具有了永恒的价值和长久的魅力，可是对于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中学生来说，文章的语言精辟却难懂，思想厚重却不易把握。究其原因与读者的阅历固然有关，时代差异导致的代沟却不容忽视，我们只有把握住文章时政性的特点，才能认识到北洋政府的腐朽专制，才能理解那个时代青年人的社会责任感，才能体味到鲁迅先生的愤怒与哀痛。所以解读本文我们需要了解以下几方面的背景知识：
　　一、中华民国
　　文章开篇作者便写到“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对中国近代史缺乏了解的人很容易把这个“中华民国”理解为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国的时间是1927年至1949年。而本文写作的时间是1926年南京国民政府还没有成立，那么这个“民国”指的是哪个“民国”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辛亥革命说起，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可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辛亥革命的果实被掌握清王朝精锐部队——“北洋新军”的袁世凯窃取了。1912年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6年他又因复辟帝制在全国上下的一片讨伐声中下台。袁世凯死后无人具有足够能力统领整个北洋军队及政权，各领导人以省割据导致分裂，以军队为主要力量在各省建立势力范围。在名义上仍接受北京政府的支配。对外仍称“中华民国”，但北京政权实际上由不同时期的军阀所控制，故而在北洋军阀时期北京政府又有北洋军阀政府（简称北洋政府）的称呼。鲁迅作品，大多数都注明了写作时间，但是他几乎从不像其他民国时人一样，在作品或信件后注上“中华民国某年某月”，要么只注月和日，要么用公历纪年。这是什么原因呢？鲁迅1933年在其《自选集》序言中说：他“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了”。这是对他自己之所以参加文学革命的一个回顾。就是因为鲁迅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怀疑，他才会从沉默中爆发，拿起笔做刀枪，向愚昧不堪的国民性挑战，向统治者的权威挑战。中华民国，在他的眼里，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辞藻，不仅没有意义，有时还被人用来做掩饰罪恶勾当的遮羞布，冠冕堂皇，让人以为改朝换代、天下太平了。因此，他是不轻易在作品中注明“中华民国”的字样的，因为他理解的“中国民国”在现实中并不存在。1925年2月12日，他提起笔来，“忽然想到”：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
　　而在《记念刘和珍君》那篇文章开首就写上中华民国，正有他的深意。这篇文章是愤怒声讨军阀刽子手将屠刀砍向爱国青年的，他已经“出离愤怒”了，写上“中华民国”正是在愤怒悲哀中发出的讽刺之声，让人感到，在屠刀和鲜血面前，这几个字显得那样的苍白和无力。
　　二、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奉系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进兵关内，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党军队同奉军作战，这本是内战，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公开援助奉军，干涉中国内政，派军舰驶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严重伤害了中国的主权，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事后，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合约》，与英、美、法、意、荷、比、西等8国公使，于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等种种无理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洋政府。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愤慨，1926年3月18日，北京总工会、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反帝大联盟、广州代表团等60多个团体、80余所学校约计5000余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大会议决：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会后，群众结队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要求段政府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立即驳复八国通牒。段祺瑞担心局势失控，命令执政府内的预伏军警以武力驱散游行队伍，结果造成当场死亡47人，伤200多人的惨剧。事后执政府又用嫁祸卸责的手法，反诬学生等人假借“共产学说”谋乱。
　　外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中国人民当然有权利要求政府作出强硬的姿态，这符合国家民族的利益，也是政府应尽的责任，可是段政府不但没有顺应民意，反而用最为粗暴的方式来压制民意，用御用文人的笔来强奸民意，妄图用武的和文的两手来使民众“沉默”！“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段政府迎来的不是民众的“沉默”而是沉默中的“爆发”。因为，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所以，在屠杀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段祺瑞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于1926年4月倒台。
　　“三一八”事件是一个永恒的历史事件，影响了包括鲁迅在内的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为什么“三一八”惨案会在这一代人的心中留下如此刻骨铭心、须臾不忘的记忆？周作人在一篇论及“五四与三一八”的短文里这样写道：“正如五四是代表了知识阶级对于北京之政府进攻的成功，三一八乃是代表北京政府对于知识阶级以及人民的反攻的开始，而这反攻却比当初进攻更为猛烈”，“在三一八那年之前，学生和教授在社会上似乎保有一种权威和地位，虽然政府讨厌他们，但不敢轻易动手”，“及至三一八那时，执政府卫队公然对学生群众开枪，这情形就不同了。对知识阶级的恐怖时代可以说就此开始了”。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此次惨案的发生鲁迅是没有思想准备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因为在此之前政府开枪镇压学生是没有先例的，所以当消息传来的时候，他的反应是“竟至于颇为怀疑”，他不曾料到执政府竟“下劣凶残到这等地步”。请愿反对的是八国联军，政府竟枪杀学生，公然为侵略者张目，让亲者痛，仇者快！面对着“中国军人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惩创学生的武功”，鲁迅觉得自己所住的地方毫无公平正义可言，正如“非人间”的地狱。在地狱中居住的人当然是“哀痛”的，但是他们并不怨天尤人，而是面对着血淋淋屠刀挺起胸膛，勇敢地承担起时代赋予的责任，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猛士”。牺牲固然是“哀痛”的，而为了大多数人的光明而牺牲的人也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活得有理想、有价值。

• 侯笑一： 时政性与思想性结合的典范　/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