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儒林外史》 士人 人才危机 纪实
　　摘要：《儒林外史》是一部专写士人才子的现实主义杰作，也是一部18世纪中国社会人才危机的纪实史。本文从“人才即奴才”的目标定位、“人才即文才”的标准移位、“人才即仕才”的任用错位、“造才即损才”的培养机制、“选才即乱裁”的选拔方式、“伪才亦人才”的混浊世风、“真才遭屈才”的现实状况等七个方面，对《儒林外史》所烛照的人才危机现实进行阐释，以利于人们认识作品深刻的思想意义。
　　
　　在中国古代，一般民众被剥夺了掌握文化的权利，只有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才能具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因而，自然地形成了“士”这一特定的文化人阶层。“士”即今天的知识分子，西方人称其为“社会的良知，理性的使者”。从某种程度上说，士人才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传载的主角，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吴敬梓是一位有志于士道、对士子命运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的天才作家，他不追随正统的官方意识，从真实感观入手，体验“切身境处”，关注“真际问题”，他所作的《儒林外史》，细腻地刻画了18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性格，揭示古代知识分子的现实命运，铸就了积聚在他们身上的历史造像，勇敢地展示作家明白的理性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如果从《儒林外史》的艺术和现实生活对照一下，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儒林外史》所描述、烛照的“士林”状况是一幅实存的状态，关注的是大多数普遍士人的境遇与心态，准确地传达“当下的情绪”，是一面透视知识分子灵魂的历史镜子，堪称是当代人写当代事的“当代文学”，同时，《儒林外史》也是一部封建末世“士的百科全书”，一部凝缩吴敬梓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色相生存史，一部聚焦那个时代士人人格畸形的“断代史”，更是一部社会人才危机的纪实史。
　　《儒林外史》尽管是小说，但它透过文学家独特的视角、生动的艺术形象和细腻的文学语言，从人才培养目标、选拔标准、任用形式、世俗观念、现实情况诸方面对八股科举制度的批判，有利于人们深刻地认识八股科举制度的弊端和危害，加深对其所造成的思想禁锢、人才危机的社会现实的了解，更具有比历史更真实的特色。《儒林外史》是从如下几方面对人才危机进行纪实：
　　
　　1.“人才即奴才”的目标定位
　　
　　在中国古代，什么样的人能配称得上“士”，才算得上人才呢？先哲们大致形成了如下的共识：第一，“士志于道”，具备“‘社会的良心’这种意义上的道德标准，亦即康德所说的‘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的那种勇气”。第二，“辩然否、通古今”，这条“至关重要，这是个智的标准、才能的标准，不仅是专业技能，更关键的是在‘人类理性’这个高度上‘运用理性’的能力。简言之，就是文化事务的专家。为了‘全民’的福祉而立言、而谋划的人。”第三，“士无定主”，“他能够超越其所属阶级的狭隘利益及偏见，能‘为民请命’，能为天下公利牺牲一己之私利，这就与‘志与道’联结起来，构成了‘士道’。”①能够得上这三条的虽则凤毛麟角，但它才是我国古代衡量、考察、评选人才的标准。
　　国家养士，士为国家“养气”。为求取治国安邦之才，笼络知识分子，钳制士人思想，削弱反清意识，稳固其专制政权，清朝统治者一方面从最基础的教育入手，把儒家学说定为教育内容；另一方面，为促使士子们形成这一信念，沿袭了明代科举考试制度，即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为题目，只能用朱熹的注疏解释，以代圣贤立言为准，不得妄语；在形式上把八股取士作为考试的形式，对题型、格式、字数等作了严格的限制。为了求取功名，士子们不得不整天埋首于那些钦定的经书，死记硬背那些凝固的范本，墨守呆板的格式，不敢稍越雷池半步，于是表面上是为了选拔人才实质上是为统治阶级驯化奴才的“八股文遂为不祧之宗，使士子思想僵化”②，其弊端昭然若揭。
　　《儒林外史》对统治者采用八股取士的真实意图作了揭露。如马纯上给八股选本作批语，总是摘取《朱子语类》，不敢稍稍有所逾越，唯恐掺杂半点有悖于儒经朱注的杂质，会“坏了心术”；讲解作文技巧，则强调“文章总以理法为主”，“既不可带注疏气，尤不可带词赋气。带注疏气不过失之于少文采，带词赋气便有碍圣贤口气，所以词赋气尤在所忌。”应该说，士人的思想原本是最活跃的，而八股取士严重束缚了士子的思想，抑制了其个性发展，左右了他们的自由意识活动，把士子驯养成思维僵化、唯唯诺诺、束手束脚、迂腐无能，完全听命于帝王君主的忠实奴仆，可谓是败坏了天下人才。
　　
　　2.“人才即文才”的标准移位
　　
　　人才须“辩然否、通古今”。就智力标准而言，考核人才的标准也应多种多样，不能以划一的尺度来衡量，注重卷面考试形式的科举考试只是选拔人才的途径之一。然而，在视“科甲进士，高自位置，他途进者，依附从人”的清代，唯独以“文”量才的八股科考才被视为正途——高中者显亲扬名，光宗耀祖，泽被后代，倍感荣光；其他科目的考试名存实亡，“博学鸿词科”在整个清朝实际开考仅仅两次，此中凭“博学”被录用者更是屈指可数。《儒林外史》便记述了这样的史实，其主体部分时间虽逾百年，而涉及“八股”科举之外的“博学鸿词科”考试仅仅一次，就其具体内容看出，“博学鸿词”往往为人戏谑、所不齿。小说第三回描述了这样的一个镜头：参加完院试的魏好古交上卷后，跪“求大老爷面试”。广东学道周进和颜道：“你的文字已在这里了，又面试些甚么？”魏好古道：“童生诗、词、歌、赋都会，求大老爷出题面试。”周进变脸道：“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况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看你这样务名而不务实，那正务自然荒废，都是些粗心浮气的话，看不得了！左右的！赶了出去！”一声吩咐过了，两旁走过几个如狼似虎的公人，把魏好古叉著膊子，一路跟头，叉到大门外。当然，周进反对童生学八股文章以外的东西，固然有其“奉旨衡文”的无奈，但在他眼中诗、词、歌、赋全为杂学，算不得真实的学问也是事实，等到发案谒见那日，周进还再三叮嘱魏好古要“用心举业，休学杂览”，一方面可见他对后生的关爱之心，另一方面则显示了他排斥杂学的坚定态度。
　　同是科举出身的鲁修编也有同感，认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他若果有学问，为什么不中了去？只做这两句诗，当得什么？”在正统文人眼里，学问就是八股，会八股才能算得上名士。清代科举考试的历史真可谓一部以“文”衡才的历史，仿佛普天之下人才独独只数“文才”。泱泱大国，举天下之人才志士唯有“文才”而已，天下人才怎能不缺？人才危机迫在眉睫！
　　
　　3.“人才即仕才”的任用错位
　　
　　以学习优秀作为仕进的条件和为官的标准的“学而优则仕”，体现了儒家在人才选拔问题上的平等诉求，从客观上说彻底否定了世卿世禄世官制存在的合理性，无疑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然而，清代实施科举考试时的情况与孔子当年的“政教不分”、“学在官府”、“官师合一”、以官为师的体制明显不同。清代科举考试的内容、考试形式与现实生活明显脱节，很少联系，而考试后任用结果则与现实挂钩，从考场进入官场常常是一夕间完成的事，其结果势必会出现政绩上的无能与政治上的腐败。《儒林外史》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士”“仕”混淆带来的社会恶果。不妨看看从科场到官场的周进、范进、王惠、荀玫等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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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进是累年蹭蹬，终岁凄凉的老童生，考到六十多岁仍未得到一个秀才，连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都没有。生活上的困顿，精神上的创伤，久试不第的折磨，未能削去他对科举的热衷，整天呆头呆脑，还念念不忘求功名。到贡院游玩，见两块号板摆得齐齐整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待众人救活，又是一头撞去，然后是满地打滚，放声大哭，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当众人帮助他纳监进场，周进赶忙爬到地下磕了几个头，表示“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这些都是他在进级仕途中的闹剧，周进以何德何能何才学高中，天可怜见！等周进升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时，先将范进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丢过一边不看了。又坐了一会，还不见一个人来交卷，心里想道：“何不把范进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觉得有些意思；第三次取过范进卷子，看罢，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让周进这等才学、眼光的人为官，仕途难免充斥糊涂官！看他一手提携的高徒范进：以童生二十岁应考，考过二十余次，已经是五十四岁了，仍未得赏取一个秀才，当中举人的报贴下来，他不能自控，终于发疯了。若不是老岳父的一记耳光，这位新科老爷的神志恐难归位。老实说，凭他们个人的素质，把他们放在官场上，确实有点勉为其难。
　　王惠、荀玫在为官能力方面比他们的老师周进、范进要高明得多。王惠考试遇到母亲去世时，不需要像范进当年“尊制”守孝；他们为官不像范进中举后那样——不是等别人送钱礼，而是主动榨取；至于王惠的变节，更不敌他的前辈们那么忠厚、守节了，他们虽具当官的能力，却缺失为官的德性。总之，“学而优则仕”未必合适，这种“做好八股即可做官的制度至少是那个社会全方位溃疡的病源之一”。③
　　
　　4.“造才乃损才”的培养机制
　　
　　八股取士与功名富贵相结合，势必会使全社会将此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从而误导广大士人，侵害一代代知识分子。在此驱动下，即使遇到很多困难，饱尝无数辛酸，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人们始终不肯罢休。可以说这已成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一种共同的社会心理，不仅产生了科举至上主义的理论家，更有无数忠实的追随者，它的精神和影响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不同人群当中，并汇聚成一个时期社会的流行风气，在全社会广为蔓延。
　　科举使一个年过花甲的周进最起码的人格尊严都荡然无存，科举让被岳父骂着“现世宝穷鬼”的范进神经错乱，丑态百出。周进、范进是被八股科举和富贵功名麻醉、侵蚀、摧残、损害了的精神变态者。从他们畸形变态的性格、行为中，我们仿佛看到了无数知识分子在科举道路上所经历的艰难折磨。“二进”还算得上是举业途中“不幸之中幸运者”，另一位八股科举迷倪霜峰就没有他俩幸运了。他从二十岁上进学，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未得中举，只得借手艺糊口，做些修补乐器之事。他本有六个儿子，死了一个，其余五个皆“只因衣食欠缺，留他在家跟着饿死，不如放他一条生路”，卖与他人，一切都是没奈何的事。若从更深层次找原因，正如倪老爹所说：“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得重，一日穷似一日。”倪老爹境遇的惨痛与悲凉完全是由科举制度造成的。事实上，不管他们得意也好碰壁也罢，他们终究成了满腹八股文、无一点真正用的蠢物，都是科举考试的牺牲品。卧闲草堂评语指出：“自科举之法行天下，人无不锐意求取科名。其实千百人求之，其得手者不过一二人，不得手者不稂不莠，既不能力田，又不能商贾，坐食山空，不至于卖儿鬻女者几希矣。倪霜峰云：可恨当年误读了几死书。死书二字奇妙得未曾有，不但可为救时之良药，亦可谓醒世之晨钟也。”④
　　穷秀才王玉辉在八股文墨中浸染三十年，女儿要绝食而死以殉丈夫，她公婆和母亲惊得泪下如雨，伤心惨目，痛入心脾。而王玉辉竟然怂恿女儿去死，在等候女儿活活饿死的信息时，居然保持着绝对平静，依然看书写字，仰天大笑：“死的好！死的好！”如果说封建专制要把人性磨灭，把人才变成奴才，那么，八股举业在其中起了恶劣的作用。从鲁小姐、匡超人两个年轻人身上同样可以感觉到八股流毒侵人之深。鲁小姐完全被八股占据了精神世界，沦为八股科举的囚徒，更可悲的是她还把这种折磨转嫁到一个四岁大的孩子身上，督促孩子读经讲习的那股劲儿，俨然丧尽了一个慈母的心肠。匡超人由一个尚称朴实勤敏的农村子弟蜕变为一个忘恩负义的市井恶棍的过程，虽则是在展现了匡超人的人生悲剧，实际上是揭示出众多本质善良、积极向上的青年被科举取士制度戕害的悲剧，使人从中真切地感受八股科举对人的灵魂的腐蚀。
　　八股科举之害胜于鸦片、冰毒，如周进、范进、倪霜峰、马二先生之流染上了这种毒瘾，心甘情愿受其折腾，丧失为人的尊严、人格和生存的技能，终身困守其中也不自知；也如鲁小姐之辈，放弃自己的乐趣，自觉地维护八股举业，用这种“有害教育”摧残下一代。
　　
　　5.“选才即乱裁”的选拔方式
　　
　　“明清科举考试作为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其自身也在考试体制、考试内容与方法以及管理体制上弊窦丛生，着实很难客观公正地擢拔真正的人才和引导社会风气的好转。”⑤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描述了科举考试中考场作弊、考官舞弊及考生揣摩、心存侥幸等现象。
　　《儒林外史》第十九回记述了“勾串提学衙门，买嘱枪手代考”的一桩科场案。市井奸棍潘三，为金东崖之子一字不通的金跃寻找一个替身，考场虽是关防甚严，但匡超人还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归了号，作了文章，交卷出去，为金跃高高进了，匡超人得了二百两银子以为笔资。第二十六回鲍氏父子代向知府巡场查号考童生时亲眼见到了考场上的混乱局面：“有的代笔的，也有传递的，大家丢纸团，掠砖头，挤眉弄眼，无所不为。”“有一个童生，推着出恭，走到察院土墙跟前，把土墙挖个洞，伸手要到外头去接文章。”按外界评论，这次院试还因是正直廉洁的向知府主持，且有“颇多君子之行”的鲍氏父子巡查，还算“至公至明”，无人不服。那么，其他时间、其他地方的考场面以及以往考场作弊的严重程度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小说中的真儒虞博士在六堂合考中，尽管严查禁绝，但仍有考生作弊，“带了一篇刻的经文进去”。这个考生倒也十分颟顸糊涂，居然将“经义夹在卷子里，送上堂去”。
　　至于考官徇私枉法、相互勾结，择拔没有一定标准，更是比比皆是。庄尚志应“征聘”，因不入大学士太保公门下，终于未被授予官职。周进主持院试，没等卷子交齐，就在范进卷子上填了第一名，在魏好古的卷子上填上第二十名。“糊涂官”瞎判“糊涂才”，评卷拔才到了如此地步，天下真才何以有脱颖之日？待到范进任山东学道，专心提拔恩师过去的学生荀玫，如此提携共进，形成牢固的门生关系，天下人才更是永无出头之日！人才危机必不可免！
　　
　　6.“伪才亦人才”的混浊世风
　　
　　在“儒林”群体里，形形色色的“伪才”充斥其中、混杂其间，扰乱人们对士子的态度，也使立志于“士道”的人无法确定真正方向，干扰了人才的培养，加剧了人才的危机。《儒林外史》就写了几个这样的“伪才”。
　　杨执中是生意出身，在盐店里管事，不懂经营。结果亏了七百多银子，被一条铁链锁到牢里。平时喜欢看些书，虽说终日柴米无着，还喜欢一个雅致：有几树梅花，书屋内满壁诗画，中间一副对联：“嗅窗前寒梅数点，且任我俯仰以嬉；攀月中仙桂一枝，久让人婆娑而舞”。他在那破草屋里，不忘挂上他当年“荣选”教官的报帖。他还故意在卖菱小船上丢下一张纸卷子，上面的七绝诗明明是别人写的，却被他冠上“枫林拙叟杨允草”。就是这位内心渴望功名、行径欺世盗名、在家满口脏话、骂老婆掀嘴巴的杨执中，却被“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激成一肚子牢骚不平”的娄三娄四公子视为“名士”，为他仗义疏财、“三顾茅庐”，视为“真儒”，待为上宾。被杨执中视作“真有经天纬地之才，空古绝今之学”，“处则不失为真儒，出则可以为王佐”，具有“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的“当世第一等人”的权勿用也只是一个浪有虚名的人，同样得到娄氏公子的礼遇。另一个伪士子牛浦郎，原是市井小厮，不安心小商行业，一心要去学名士，不时一向念的诗都讲不出来。一日，窃得《牛布衣诗稿》，得到启示：只要会做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相国、督学、太史、通政以及太守、司马、明府这些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于是去掉“牛浦郎”之“郎”而成牛浦，字布衣，并刻了两方图章，以为身份证明，使得郭铁笔之流即欲呼朋引类前来拜望。牛浦郎从此更加放胆闯荡江湖，依人做客，自高位置，胡乱吹嘘。
　　《儒林外史》人物群像中像杨执中、牛浦郎空有虚名的伪名士还有许多，从他们之所以能混迹成功的过程中，我们几乎能看到那个“真”“伪”不分的世俗观念，社会一旦到了“假作真时”“无当有时”的地步，人才“真亦假”“有亦无”了，人才危机不可避免。
　　7.“真才遭屈才”的现实状况
　　吴敬梓笔下也有几个真儒、实学人物，然而，他们终究不很幸运。王冕是不愿为仕的高人，落得个埋首空谷、终老荒山；虞博士是知书达理、品德高贵之辈，他仕途也不得意，虽身在仕途但终不被重用；谦逊恬适的庄尚志，纵有才学，并不得志，最后寻着个风光绮丽的玄武湖闲度天年；或许是作者自况的杜少卿，不应举，也做不得官，只能守着妻子在繁华的南京过快活日子，最终日子穷困，依人度日。寄托着作者希望的“四大奇人”：一个无家无业，寄身和尚庙；一个卖火纸筒子；一个开茶馆；一个做裁缝。此四君子，作者对他们的描写只是浮光掠影，不很分明，大约是他们生活中的希望并不见得太多。《儒林外史》中的理想人物被安置在市井之间，日子过得并不逍遥，因而也算不得有什么出路，等待他们的自然是些悲剧命运，只是结局不同罢了。
　　读《儒林外史》，觉得吴敬梓是一位最富理性思想的作家，他那灵敏地感应时代的变化，倾听生活最细微声息的才能，使他的小说极具艺术魅力，像内层深邃稳定而水面时时掀起波澜的大海。可以说，《儒林外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特定历史时期中华民族人才缺乏、危在旦夕的纪实史。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徐向顺(1965- )，淮阴师范学院副教授，文艺学硕士，研究方向：古典小说、写作理论。
　　
　　①③ 胡益民 周月亮：《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安徽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②⑤ 田建荣：《中国考试思想史》，商务出版社，2004年版。
　　④ 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 徐向顺： 《儒林外史》：人才危机的纪实史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