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启蒙主义 愿望主体 民粹主义 知识分子话语
　　摘 要：新时期知识分子话语逐渐显现，知识分子似乎成为农民的“引路人”。但知识分子形象的苍白干瘪和自觉不自觉的对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呼应，阻碍了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生成。
　　
　　一、批判性的“历史诊断”
　　
　　在“新时期”之初（“文革”结束至1980年代初），随着“文革”意识形态的解体以及“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反思“文革”与“国民性”中封建主义遗留的关系，进而恢复“五四”启蒙主义思想传统成为文学界的共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纵有千条万条，但根本一条是：封建主义意识的一次恶性爆发……两千多年形成的封建意识，已经渗进了全民族的血液，沉淀在人的灵魂里，已成为民族性格、个人人格的一部分。”①在广大作家和批评家看来，以恢复正确的“政治路线”达到“拨乱反正”、进而解决现实与历史问题的策略只是在表面上解决了历史是非问题，而“国民性”内部的封建主义问题并没有得到深刻的剖析与反思，而只有对这个问题给予深刻的思索与解答，才能够对长期泛滥的“左”倾历史错误给予更深刻的“诊断”，才有可能探索出“拯救现实”的答案。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新时期”之初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一批以批判封建遗留、蒙昧主义和揭露“国民性”痼疾为主题的作品。其中，尤其以高晓声和乔典运的创作最有代表性。
　　高晓声创作的“陈奂生”系列小说和《李顺大造屋》等作品，对农民的“奴性”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在《李顺大造屋》中，李顺大是个被强权一再掠夺以至于濒临破产的农民，然而，他对自身的悲惨命运的解释却是“运气不佳”。当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迫害之时，他以阿Q式的自我精神麻木来排遣郁闷，求得自我安慰。甘于做奴隶，安于隐忍和麻木不仅使他沦于困苦的生活，更在一定程度上纵容着强权的肆虐。而在“陈奂生系列”中，农民身上的“奴性”又进一步以“权威崇拜”的形式表现出来。在《陈奂生上城》中，陈奂生因为生病发烧，被吴书记用车送到了招待所住下。一觉醒来，他回忆起吴书记的好处，就“听见自己的心扑扑跳得比打钟还响，合上眼皮，流出晶莹的泪珠，在眼角膛里停留片刻，便一条线挂下来了”。在《陈奂生转业》中，吴书记赠给陈奂生一只呢帽，小说描写道，那个晚上，当吴书记亲自将帽子戴到他头上时，“陈奂生心头的暖气，一直流到脚趾上，吴楚走后，陈奂生把帽子放在手上，足足抚了两个钟头”。强权的横行是需要“奴性意识”的支持的，无论它是采取野蛮凶残还是温情脉脉的方式，都需要有人甘为奴隶，并对其感恩戴德。陈奂生的思想里正有着这样的自甘为奴并对强权屈膝崇拜的意识，这在政治环境尚显昌明之时体现为“青天意识”，而一旦环境转为险恶，这种意识就很容易转变为麻木隐忍的阿Q精神，甚至有可能转变为迷信与盲从，成为助纣为虐的工具。高晓声对陈奂生性格的深入解剖揭示了我们民族中令人震惊而又不能不正视的国民性痼疾，可谓入木三分。
　　与高晓声的创作类似，乔典运的《冷惊》也表现了对“奴性”心态的揭露和批判。王老五因为偶然得罪了本大队的支部书记，从此惶惶不可终日，在他看来，“挨整”是迟早要降临的灾难，于是他把村子里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看成整治他的预兆，最后已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而事实上，这些不过是他的主观臆想而已。对于他的精神苦刑的赦免是通过强权来执行的：他的老伴找来了大队书记，把他狠狠地训了一顿，他才备感轻松，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冷惊》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寓言性的作品。“无辜者寻罪”的情节极其典型地概括了强权压抑下的受虐狂式的变态心理，强权之横暴可见一斑，而人性在挤压之后的变形和奴化更令人感到深深的悲凉。
　　高晓声和乔典运的作品令人信服地揭示出农民性格弱点与历史浩劫的必然性之间隐秘的联系，从而成功地把小说对历史的反思深入到了人性与文化的深度。但他们的意义不仅在此，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既是对历史的“诊断”，同时也暗示了“拯救”的途径，那就是破除蒙昧、摆脱奴性；而在他们的作品中，出现了知识分子的叙述视角和叙述声音，这标志着知识分子话语的再度出现，这带来了知识分子与农民关系的改变——知识分子因为握有“启蒙”的话语权似乎具有成为农民“引路人”的资格。
　　但问题往往并不那么简单，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会看到，这种致力于“拯救”的叙述，实际上是处于分裂的状态之中的，因此，知识分子的“拯救”叙述就只不过是一种“愿望”；而知识分子对自身角色定位的模糊和不彻底又进一步使这种“拯救愿望”成为对知识分子主体话语的阻碍和压抑。
　　
　　二、分裂性的“拯救”叙述
　　
　　孟悦在论及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的叙述结构时曾经指出，《班主任》在叙事方面的特点，是在沿用“文革”叙事惯例的同时颠倒了其价值内涵。“文革”的叙事惯例是，在“阶级斗争”的意义框架内展开两个冲突对峙的善恶王国争夺同一个价值客体的故事，而这个价值客体需要来自正义社会的英雄将其救回。《班主任》正是在沿用这一叙事模式的同时颠倒了原有的价值序列。在做了以上的分析之后，她又进一步指出：“它在如此消解了《海霞》式的经典密码后，并没有实现一个成功的救还，而是结束在一个‘救还的愿望’上。接受了正义社会使命的‘班主任’尚然不是‘英雄’，于是，这个人物只是正义社会‘愿望’的代言人。”②
　　如果仔细阅读“新时期”之初表现知识分子与农民关系问题的小说，我们不能不承认孟悦深刻的洞见。在她看来，“班主任”虽然还不是英雄，但至少表达了做“英雄”的愿望。不过，我想对她的看法加以补充的是：事实上，在当时大量作品中出现的知识分子形象是与“班主任”式的自诩为“正义代言人”的英雄形象够不上边的——他们不仅“尚然不是英雄”，他们的形象简直是软弱无力、苍白卑微的，有时甚至近乎于丑角——可以说，这种形象才是他们真正的“事实形象”；而那种“正义代言人”式的英雄形象只不过是作家一厢情愿的想象而已。承认这一点是令人沮丧的，但这更接近历史真相。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分歧：知识分子作家一方面雄心勃勃地致力于为社会（特别是农民）提供一种启蒙主义的“拯救叙事”，而另一方面，其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却消解、颠覆了这一话语企图。从而，叙述便尴尬地处于自身分裂的状态之中——一方面是想象中的知识分子“英雄主体”“拯救苍生”的故事，而另一方面，这个故事因为“英雄”自身形象的苍白干瘪而只是一个有名无实、徒具其表的“愿望”。
　　我们不妨以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为例，进行一下具体的分析。《爬满青藤的木屋》描述了一个在与世隔绝的山区林场里发生的“封建蒙昧主义与现代文明相对抗”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盘青青被描述成一个无辜的“受难者”，她被迫承受丈夫王木通的封建主义夫权压迫。而王木通则被描写成一个封建家长，他目不识丁，却十分专横，以暴力维持着家庭的等级关系，将盘青青的自由牢牢地限制在“木屋”之中。显然，作者以象征的笔法塑造了一个“封建堡垒”的典型。打破这一封建秩序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下放到林场接受改造的知识青年李幸福。他为这个封闭的世界带去了“现代”的生活方式：早晚刷牙，用香皂洗脸，阅读书籍，收听广播等等。他的到来起到了对盘青青“启蒙”的作用，在他的影响下，盘青青渐渐产生出对旧的生活方式的不满和对新的现代生活的向往。这当然引发出李幸福和王木通之间的矛盾和争夺。而最后，李幸福和盘青青“有情人终成眷属”，逃离了王木通的魔爪，远遁他乡，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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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结果看，作者似乎暗示了“启蒙”力量的最终胜出，但是，从过程上看，李幸福却胜之不武，完全没有“胜利者”所应有的力量和豪气。他心怀抱负却怯懦胆小，面对王木通以“上级”赋予的权力相威胁，他吓得动也不敢动，他的“反抗”只是提提“合理化建议”而已，对王木通的愚昧蛮干他毫无办法甚至破罐破摔。王木通为了入党而咬破手指写血书，流的那一点点血竟然也把他吓得脸色煞白。就是在与盘青青的关系上，李幸福也表现得极其软弱、被动，事实上，一直是盘青青在他们爱情关系的进展中采取的主动。换句话说，是盘青青主动追求到了自己的自由，而不是李幸福“拯救”了盘青青。所以，李幸福的形象并无半点肩负正义、拯救苍生的“英雄气概”。细读这篇小说，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努力经营一个启蒙主义战胜凯旋的故事，但是，却不经意间由手下的“英雄”自我消解掉了这个英雄主义叙述。
　　《爬满青藤的木屋》相当典型地表现出“新时期”知识分子话语中存在的一种叙事困境：表面上是叙述了一个知识分子启蒙、引导农民（至少是吸引）走向个性独立与个体解放的故事，知识分子似乎成为农民的引路人和“拯救者”；但实际上，作家笔下知识分子形象的软弱和干瘪却使其难以承载、表现这个宏大主题。在作家的创作意图和笔下人物的意义内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和分歧，这就相当程度上裂解了原本自信的叙述姿态。所以这种本来致力于“启蒙拯救”的叙述话语，就尴尬地在自我裂解和自我嘲弄中停留在“愿望”的层面上。
　　
　　三、民粹主义的难题
　　
　　知识分子的“拯救”叙事困境不仅是由于知识分子“事实形象”与其自身抱负的错位而造成的，民粹主义的传统和话语规范以及作家对其自觉不自觉的迎合进一步加大了知识分子话语产生的困难。这使知识分子总是倾向于做“人民代言人”的角色，而不是做“启蒙民智”“解放民权”的历史英雄，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也因为这样的定位而受到了阻碍。因此，在作品中大量出现那些只能表达人民的“正义愿望”而缺少“历史拯救”的主体意识的所谓“英雄形象”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二十世纪的中国，民粹主义具有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一状况的形成，与中国革命将民粹主义国家化的强力推动作用紧密相关。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民粹主义话语在政权力量的维系下一直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占据着话语中心的位置，“人民”成为神圣的政治词汇，围绕“人民”形成的一系列话语形式，成为具有无可辩驳的政治合法性和崇高性的话语类型。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新时期”。在“新时期”之初，主流意识形态在对民粹主义核心话语的强调上一如过去，“人民”话语仍然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石，而要知识分子“深入到人民群众中”，“为人民群众服务”，仍是具有神圣意义的政治要求；以“人民性”作为创作批评的尺度，也是从“十七年”一直延续至“新时期”的主流批评方式。不过，随着“新时期”政治语境的转换，民粹主义的表现形式，不再是以“人民”话语与“阶级/革命”话语相捆绑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以一种“情感认同”的方式出现。“人民”语汇的“革命”内涵被抽离，“人民—母亲”的语义关联被着重强调。这一伦理化的表述方式使“新时期”民粹主义话语剔除了“文革”旧意识形态中已然被历史唾弃的成分，但也在相当程度上维系了与过往时代的意识形态关联。
　　在“新时期”之初，民粹主义话语得到了广大作家的热烈呼应。我们可以发现，那时的大量文学作品都以歌颂“人民”、回顾与“人民”的血缘深情为主题，这在“归来”作家和“知青”作家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一创作现象的形成很大一部分推动力来自于作家自发的对人民的深厚感情。作家们在“文革”中曾经备受压抑，而正是人民给予了他们无私的援助，所以，他们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叶蔚林曾经这样说：“‘四人帮’的本意是以下放为名，对文艺工作者进行劳动惩罚，但他们并没有料及，这样做的结果，使我正如安泰贴近了大地母亲，产生了新的力量。在那十年中，我真正接触了劳动人民……和他们在思想感情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③作家对人民的感激之情无疑是真实的、由衷的，但这种强烈的感情也影响了作家对民粹主义的历史反思。李国文就曾经说：“像这样坚韧不拔的民族，像这样不屈不挠的人民，是了不起的，并不都是阿Q。……若统统是阿Q，就不能存在五千年，早被淘汰了。”④所以，在政治规范与作家情感之间，实际上形成了相互呼应的关系，“民众崇拜”与“人民认同”的主题于是就成为“新时期”之初文学叙述的一个话语“默契”，也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叙事规范。
　　但是这样的“默契”与规范显然对于以启蒙主义叙事为特征的知识分子话语的产生造成了相当大的阻碍。在如何对待农民问题上，民粹主义强调的是向农民学习，做农民的“小学生”，而启蒙主义则是将农民作为启蒙的对象。如果仍然要求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甚至要求知识者在思想与灵魂上向下看齐的话，那么具有思想独立、理性批判特征、具有自觉的历史主体意识的知识分子话语便绝没有产生的可能。“新时期”之初的小说，正是因为广大知识分子还没有自觉意识到需要对民粹主义进行超越，甚至为政治话语的赞赏感到陶醉，因此，其话语方式总是充满着新旧混杂的内容，其启蒙主义的立场自然含混不清。正因为这样，上文所分析的那个苍白干瘪、毫无英雄气的知识分子启蒙者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大量出现就毫不奇怪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关系问题上，往往出现一种“同苦”叙述。所谓“同苦”叙述，是指表现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的打击下，甘为卑贱，不敢思想，与人民大众一起“承担苦难”的一种叙述方式。苦难的存在是不容否定的，但对苦难的态度却应该探讨，“同苦”叙述的问题在于表现了一种麻木、隐忍的阿Q精神，表现了知识分子将自己的精神放低、主体矮化的倾向。古华的《芙蓉镇》中秦书田的形象就是这种典型。他善于化解苦难，甚至自轻自贱，以此讨好邪恶势力，逃脱更大的惩罚。在他看来，苦难既然无法摆脱，那就应该逆来顺受。小说以同情甚至赞赏的态度描写了他对苦难的麻木态度，甚至还给他安排了一个“抱得美人归”的团圆结局，这无疑反映了作者对他的情感认同。“同苦”叙述反映出的阿Q精神并不是个别的，它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矮化现象。高晓声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能够正常地渡过那么艰难困苦的二十多年岁月，主要是从他们（指农民——笔者注）的身上得到力量。正是他们在困难中表现出来的坚韧性和积极性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和他们在一起使我常常这样想：‘我有什么理由应该比他们生活得更好些呢？’是的，没有理由，没有任何理由。于是，我泰然了，觉得老天爷对我并无不公平，我也就没有什么可抱怨。于是，我就和他们融在一起，我就理解他们和我一样有丰富的精神……”⑤这段话典型地透露出处于政治施虐中的知识分子自甘退化的心态。民粹主义的民众神话是知识分子自宽自解的隐性论据：既然“崇高”的人民都在忍受苦难，知识分子又有何特殊呢？于是，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就轻而易举地放弃了。在作家的真情表白中，我们其实不难发现“知识分子改造”声音的存在，或许，这也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无意识”吧！
　　“同苦叙述”是知识分子不自信的体现，知识分子不愿也不能超越民粹主义所设下的雷池一步。这使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始终徘徊在“安为顺民”和启蒙立场之间，成为一种不彻底的知识分子话语。所以我们反过头来再看那些批判“国民性”的作品，就会发现，作家的声音实际上是温情多于批判的，“哀其不幸”多于“怒其不争”的。因此，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拯救”叙述，就只能停留在不尴不尬之中，这或许无奈地证明了启蒙主义的历史困境。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宋文坛，吉林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渤海大学中文系讲师。
　　
　　① 曹文轩：《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26页。
　　② 孟悦：《历史与叙述》，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51页-第52页。
　　③ 叶蔚林：《给一位青年作者的信》，《中短篇小说获奖作者创作经验谈》，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10月版。
　　④ 李国文：《作家的心和大地的脉搏》，《新时期获奖小说创作经验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203页-第204页。
　　⑤ 高晓声：《且说陈奂生》，《人民文学》，1980年第6期。
　　

• 宋文坛： 虚幻的“历史拯救”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