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朱自清 内部矛盾 主旨 “士”的回归
　　摘要：中国现代散文的典范之作《荷塘月色》，直接折射出朱自清先生的内部世界。本文从作家的生长环境入手，深入到作家的内部进行分析，运用作家自己的作品去研究作家的思想心路历程及人格特征，进而提出朱先生“内‘儒士’外‘小布’”的观点，对《荷塘月色》的主题意蕴作了新的探索。
　　
　　朱自清以其“为人生而艺术”的创作宗旨和在新诗、美文上的创作实绩，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他提倡对万花筒般的人生“要有多方面的了解，多方面的感受，多方面的参加”，为的是得其“真趣”。他的散文艺术炉火纯青，蕴藉深广。清华园内的那一泓普通的静水中长着并不算丰茂的荷，自从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问世，不知引来了多少游观者，可谓是塘不自著，因文而著。《荷塘月色》也因其“漂亮和缜密”的写法，优美的意境、深刻的内涵、丰富的意蕴，成为现代文的典范，令无数学子吟诵、玩味。我作为语文教师，纵览有关对《荷塘月色》的品评之文，发现研究者多数关注的是该文的艺术技巧，而对其主题意蕴关注不够。尽管也有学者试图对《荷塘月色》（以下简称《荷》）的主题意蕴作了新品评，其观点不能足以服人。
　　读散文要抓文眼。《荷》的文眼是“颇不宁静”，只要弄清了“不宁静”的根本原因，该文的主旨也就不言自明了，这是评论界的共识。笔者试图深入到朱先生内部考察其人生，分析他写《荷》时的心境，进而阐述其“不宁静”的实源，以探究《荷》的主旨意蕴。
　　
　　一
　　
　　文学创作的主要任务，是展示人的感情世界。作者调动艺术表现手段，将蓄积已久、不吐不快的情感诉诸文字，郁积之情得以畅释、转移。作者的感情世界的形成离不开他的环境。
　　朱自清1897年出生于人杰地灵的武进，童年随父赴任而移居荷香柳长的扬州。青山绿水，自然的和谐、静美滋养了他温文和顺、淳朴敦厚的性情，形成了他内心世界丰富、沉静、单纯、进取的特点。因此，父亲对他给予了更多的爱，更大的希望。他从私塾到学堂，都接受的是旧式的教育；从教材内容到先生的教诲、家长的期望，都将他导向旧式人才——“儒士”之途。经史子集是他的主修课，儒家的伦理纲常是他的道德规范；仁、义、礼、志、信、温、良、恭、俭、让是他做人立世的准则；“士志之道”、“学而优则仕”是他治学目标和人生理想，由此构成了他典型的“儒士”品格，并成为他自我设计、自我期待、自我坚守、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不懈追求的独立不移的理想人格。
　　朱先生成长于列强的侵略、社会动荡、危机四伏的年代。他亲历了“五·四”运动，热情与梦想、危机感与责任心激荡着这位年轻儒士的心。他渴望社会参与和贡献才智的机会，他以积极用事、施展才华的入世态度，以治学以培道的人生价值取向投入到五四文学革命中去，以自己的诗作、美文为文学革命创下了不朽的实绩。随着文学革命的高潮退去，中国社会也陷入更加混乱的状态中，什么姓资的、姓无的、姓国的、姓共的，什么西方的、东方的、传统的、现代的……在这万花筒般的杂色世界里，当年文学革命的战友们“因为终极目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鲁迅《二心集》）朱先生此时的心境也诉诸笔端：有对飘逸玄远生命情趣的玩味，有被忧患意识浸泡过的社会使命感、责任感的流露，更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避害畏祸的惴惴不安，和对忧民自怜、对人道精神的呼唤。尽管如此，朱先生仍申明“驳杂与因循是我的大敌”。在他身上“儒士”情结始终不变。
　　朱先生在生活方面，仅婚姻之事可见一斑。打少年起，他的母亲一次又一次为他托媒说亲，他很顺从地去了一家又一家相亲，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将他从未见过面的武氏娶回家时，他感觉很好。新文化运动兴起时的朱自清能有如此反应，足以说明他对旧式的婚姻秩序的接受，实际上是对传统礼法秩序的认同。居住北平，因经济困顿而未请保姆，妻子自带孩子，在大力倡导男女平等的20年代中期，夫妻共同承担家庭责任应该不足为奇了，然而朱先生为此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没有尽到丈夫之责。正体现他作为一个“士”的责任感。武氏病亡，他饱受生活煎熬，在万般艰难中为她服孝三年并写了一篇情深义重的祭文——《给亡妇》后，方再婚。以小见大，这些生活细节透视出朱先生的“儒士”品格：温良、恭顺、义节、道德感与责任感。
　　在为人上，他是一个极为严肃、认真、虚心的人。他的同龄学者冯至在《朱自清先生》中讲：“他很少说话，只注意听人谈讲……不住地问这个问那个，那诚挚求真的目光使回答者不好意思说一句强不知以为知的话。”一位慎言、敏思、沉静、儒雅的“士”的形象跃然纸上。“由虚心产生出来的是公平，没有偏见。党同伐异、刻薄寡恩，在朱先生写的文字里是读不到的。”可见其为人谦逊、仁爱、正直与宽厚。著名学者王瑶在《念朱自清先生》中写到：“和每一位的情感都是很融洽的。虽然是这样的谦虚和蔼，他自己的信念却很坚定。”这里的“信念”，正是朱先生一生追求的，到死仍坚守的中国儒士的气节。正如朱先生所言，“气”是积极的有所为，“节”是消极的有所不为。从朱自清身上我们领略到一位中国儒士狷介超拔的人生态度和人格魅力。
　　在创作上，他热衷于自然。他把自然人性化、人格化。他能与自然交流对话，情趣盎然、物我两忘，达到“以我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无我之境”。例如：写梅雨瀑的水花“偶尔几点，送入你的怀里，便倏地钻了进去，再也寻它不着”。写梅雨潭的绿色“那满是奇异的绿呀，我想张开两臂抱住她，这是怎样一个妄想呀！”执著于山水自然，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大特征，唯有在那里，才能解脱名缰利锁、潇洒自在。即便是表现“颇不宁静”的“荷”亦有“像亭亭的舞女的裙”，“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明珠……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阿玲上奏着的名曲”……这些描写既展示了作者运用比喻、通感的技巧，也写出了作者在此境中的感受——静谧的荷塘边，勾起了作者对冰清玉洁、独立特行的品格的自我期待，特有的景、物、光、色、味的浸漫诱惑下，作者的灵魂潜入到另一世界——那是一个由真与美组成的生机勃勃的、和谐纯净的世界；那里没有纷争、远离尘嚣，无物的困扰、无权的左右，那是作者苦苦追寻的“士”的家园。
　　上述的各种因素与现实矛盾绾合在一起构成合力左右着朱先生，再通过朱先生的取舍、整合，在他的生活态度、人生信念以及文学创作中都呈现出“士”的情结。他唤醒了读者对古典文学长河中佩兰纫蕙、独清独醒的高士形象的记忆。
　　
　　二
　　
　　时过境迁，在那个彻底砸烂旧世界的20年代，到处是屠杀、是血腥、是废墟、是险象环生，哪里有“士”的栖息之地？朱先生不仅不能堂而皇之地以“士”自居，相反，为了生存不得不以“小布”①自称。所以在朱先生身上就存在“士”与“小布”双重角色。他以“士”为魂，以“小布”为生。进为“小布”，则有丧其魂之险；退则为“士”，则有丧其生之灾；没有灵魂的生命固然可怕，但没有了生命灵魂安在？朱先生在两难中力求两全，他的心能“宁静”得了吗？
　　朱先生为什么要将自己归为“小布”？他既然“不能或不愿参加革命或反革命”，在当时只有“小布”无所谓“革命”与“反革命”；而且“小布”与“士”很接近，属自由知识分子，还有些儿现代气息，虽不能有所为，亦无生存大碍，就归为“小布”吧。归为“小布”，是朱先生主观有意为之，非心所愿，仅仅用来自我开脱和自我暂保；时人也归他为小布。朱先生乃内“儒士”外“小布”，其实，还是由儒家为人之道“内方外圆”演进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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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小布”毕竟与“士”有所不同：“士”的许多品质“小布”不具备，相反“小布”的一些弱点又为“士”所不容的。虽然“外圆”的“小布”可以使这位身处巨变中的青年懂得如何面对这场摧枯拉朽的革命。但“内方”的“儒士”决定了他在现实中投入越多、内心越加不安、越担心会失去自我。随着他对现实认识加深，更有身陷罗网不能自拔之苦。我们从《荷塘月色》中可以反观到这一点：“白天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便觉是一个自由的人。”可见他白天的言论行为是受“一定要做的”“一定要说的”的严格限制，这对于具有严格自省意识的朱先生来说，的确是“心为行役”了。
　　他在《你我》中讲：“我依着时光老人的引导，一步步去温寻已失的自己……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世界民’，这条路非走不可。”为什么非要走这“忆之路”？因为现实“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惶惶然。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时便暂时只有逃避一法”。为何“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在作者看来，无论革命者还是反革命者同是造成惶惶然的人，都是以暴易暴的屠杀者。一个具有仁爱思想的“士”，当然是“不能或不愿参加”到屠杀者的行列。他逃避法之一，便是“忆之路”，而忆的结果则是对自己的解剖：“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范畴终于只是范畴，此外也只能是廉价的新瓶装旧酒的伤感”。值得玩味的是：其一，“范畴终于只是范畴”，这里的“范畴”正是作者在《哪里走》中为自己所划的“小布”的范畴。要把自己划为“小布”的范畴很容易，但“小布”这个自己并不喜欢的“新瓶”装的是作者苦苦酿制多年的“士”之“旧酒”。这是作者难以言表的苦衷，他除了“廉价的”“感伤”还能怎样？其二、“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社会形势的前逼后追、日常琐事塞实了他的心房，一颗“士”心几乎被吞没，精神家园濒于沦丧。那么，神游荷塘，仿佛梦魂归家园，漂泊的“士”魂回到了心室，心灵复苏了。这是陈酿的“旧酒”从死封的“新瓶”中潜溢出来，弥漫着作者周身，熏香、微醉。尽管这醉意是微微的、淡淡的、暂时的，但足以慰藉作者的心。
　　既然朱先生坚守的是“士”的品格，怎样理解他早期参加的文学革命活动呢？这是一个青年儒士的积极用世的态度，“士志于道”的人生理想和自强不息的精神的体现。这与阮籍、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年轻时不是一致的吗？然而将近而立之年的朱先生，所志的“道”已被摧毁殆尽，“学而优”亦不能“仕”；在现实中他不可能“达”，也就无法“兼济天下；他连“独善”的起码条件也不具备，没有“士”的基本生活保障、没有自在的生存空间、没有自由自主的权利，任凭他怎样坚守而现实无“士”的立身之地。他在《致俞平伯的信》中写到“成日坐在有刺的椅上”梦想“寻一安心立命的乡土”。于是，他在艺术的真实中为苦闷的灵魂寻了一方宁静的乡土——月下荷塘，从而获得了心灵的真实感和解脱感。
　　朱先生为什么不能像陶渊明那样毅然归去？且不论二人所处的历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单就归去处境比较便可寻到答案。首先，陶渊明归去有“宅园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尽管他“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结果是“草盛豆苗稀”，说到底他有生活来源，劳动不是为了糊口；而朱先生一旦离开了讲台无以为生，他必须想方设法保住讲台。其次，陶渊明心中很清楚，现实分黑白两道——官为黑，民为白，他走向田园与民为伍，成全了自己高洁、傲岸的人生；朱先生很迷茫，现实究竟几条道，孰清孰浊实在没谱；单凭政治之道就令人目眩，还有生活之道，艺术之道，为人为师之道……他无奈中选择了逃避——1925年转为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他自述“对于实际政治，便好落得个不闻理乱。……国学比文学更远离现实；担心着政治风的袭击，这是个更安全的避难所。……胡适之先生在《我的歧路》里说：‘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我想套着他的调子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这便是现在我走着的路。”朱先生以国学为职业，既是逃避现实之法，还能在国学中重温先贤高士的品德风范，得到砥砺，以更好地守住自己的“士”的品格。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不可能完全从现实中逃避出去，何况一介“小布”的朱自清，他要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夫，还要为人师、为人友，更得为人！现实的各种矛盾令他窒息。国学这口深井有时也难解近渴，在“刹那主义”思想的潜使下神游荷塘，暂慰“士”魂。
　　综上所述，形成朱先生“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的实源：现实的多重矛盾急剧撞击着作者，使作者人性深处的双重角色之间产生激烈冲突。《荷塘月色》作者通过夜游荷塘，从多重矛盾中解脱出来，走出“小布”角色的束缚，暂时实现“士”这一单一角色的自由，即“士”心的回归，表达作者对自由高洁的人生理想的无限向往之情。
　　朱自清的“多重矛盾和双重角色”的处境，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文化处境，因而，《荷》的问世，首先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产生强烈反响。从“多重矛盾下的双重角色”这一人生处境来看，又是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常境，长期困扰着人们；即使是和平年代，人类为了生存仍摆脱不了来自方方面面的矛盾和其他双重甚至多重角色的冲突；同时，人类也在不断地挣扎，企图通过各种方式从矛盾中解脱出来，实现单一角色的自由。因此，《荷》以其精湛的艺术和作者真诚的表白向读者展示了人类共同面临的普遍性、永久性的生存问题，使不同时代、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人去欣赏、获得美的享受，得到人生启迪。这是《荷》的魅力所在，是名篇之所以为名篇的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朱世丽，陕西省安康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①小布：小布尔乔亚的简写，由英文Petit Bourgeois半意半音翻译而成，是中文“小资产阶级”的意思。这种简写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界常用。“他们在偌大的一个中华，几乎无一所安身之地。‘内心的要求’、‘自我的表现’是小布尔乔亚意识的结晶。他们是浮动在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他们的地位顶不安定，而且陆续地有坠落到无产阶级里去的命运”。（见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及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这两文均录入《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 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
　　
　　参考文献：
　　[1] 延敬理，徐行选编：《朱自清散文》（上、中、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
　　[2] 蔡清富：《朱自清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3] 于润琦：《朱自清》，华夏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4] 钱理群：《名作重读》，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5] 封先永：《智者的孤独》，《名作欣赏》，1998年第2期。
　　[6] 王家宏：《人生的忧伤虽轻犹重似淡还浓》，《名作欣赏》，2000年第4期。
　　[7] 冯 至：《朱自清先生》，选自《冯至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
　　[8] 王 瑶：《念朱自清先生》，《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 朱世丽： 神游荷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