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包天笑 现实焦虑 风俗画卷 短篇连缀
　　摘要：《上海春秋》为“通俗文学之王”包天笑的长篇代表作，在现今学术界却颇有争议。作者以新闻记者的眼光，运用摄像机般的全景式扫摄，在作品中客观、冷静地展现了十里洋场的颓靡与堕落，对社会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简单地加以故事化后连缀成篇，一定程度上使作品本身所含的谴责之意被艺术上的缺陷而削弱；另一方面却因具有原生质般的社会生活史实存真，为今天的读者提供了宝贵的都市风俗史料。
　　
　　《上海春秋》为“通俗文学之王”包天笑创作的第一部完整的长篇社会小说，被公认为其代表作，在现今学术界却是一部颇有争议的作品。有研究者认为该小说“只是陈列畸形的都市丑类和人渣”的“黑幕小说”①。另有的看法则认为它是一部优秀的长篇通俗小说，“将它划入社会小说的范围似乎更为合理，也更为合乎作品的实际”②。更有研究者有“看了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③之语。对一部作品的评价有着如此巨大的反差，源于不同论者对作品不同层面意义的关注与把握。
　　
　　一、“文明之渊而罪恶之薮”的现实焦虑
　　
　　在《上海春秋》中，包天笑始终以报人的“新眼光”观察注视着都市物质文明的发达繁荣，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层面的种种变化，“表面上极繁华之大观”的大上海，“暗里实为罪恶之渊薮”④。从小说取材内容上来看，的确和同时的黑幕小说没有区别：“龟子鸨儿奢淫成俗，狐群狗党流荡忘归”、“交易所奸商擎黑手，信托股浪子吸黄金”等，单从这些回目上来看，作品倾力描绘的是达官显贵的经济伎俩、帮闲恶棍的坑蒙拐骗等都市的种种丑恶与黑暗，所展现的是从官僚政客到一般小市民寻欢作乐、横行不法的世界。但是，作者并非来自于“猎奇”之心，而是为了“谴责”之意来暴露以上内容的。在没有伦理道德约束情况下人们对金钱的攫取、燃烧的物欲和放纵的性欲的价值取向，作者不是赞赏肯定，而是否定拒斥。他在全面、冷静展现十里洋场的颓靡与堕落之背后，表达的是在传统纲常礼教崩溃之下对廉耻道丧、风化沉沦的现实忧患和道德焦虑，隐含着“劝善”“惩戒”从而达到“警世”目的的传统文人意识，使作品承续的是晚清社会小说的谴责、批判意义：
　　第一，控诉与谴责封建婚姻及“新潮”冲击的负面影响。
　　作品中无论富家子弟，还是底层百姓，几乎都饱尝了封建“野蛮婚姻”带来的无奈和痛苦：陈老六与龙明珠、沈碧筠与杨家公子、龙少奶与龙家公子，还有陈景范、柳逢春等，都是在封建家长主张、安排下的无任何幸福可言的包办婚姻；男人不是狂嫖滥赌的堕落公子就是先天痴呆的傻子，女人在不能自主自己命运的境况中不是陷入麻木不仁的忍耐承受就是为生存而堕落为任人玩弄蹂躏的工具。作品通过众多不幸家庭生活的描述，实现了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强烈控诉。作者不仅仅停留在对封建婚姻的批判层面上，还对现代思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作了进一步思考，对明为现代爱情而实为由“金钱欲”“性欲”所驱使的廉耻道丧表示强烈的不满。传统婚姻观念及价值体系被打破了，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等新思潮的冲击、影响并没实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婚姻，反而成为洋场恶少轧姘头、逛妓院等寻欢作乐、四处猎艳的新招牌。在这个半旧半新的过渡时代，妇女既受旧的纲常名教的压迫，又受新的浮薄风气的欺凌，她们在夹缝中生活，难以挣脱悲剧的命运，作品中的众多女性就是具有这样的双重悲剧性。
　　第二，对达官显贵、官僚政客的无情嘲弄与批判。
　　晚清官吏拼命搜刮钱财，而政局混乱时期的军阀官僚比晚清官吏更加贪婪，贪污营私已司空见惯、合情合理，不贪或小贪则被认为是“呆子”，由此可见官场的腐败与黑暗已经扭转了正常的看法和世风。小说中的大小官员无一不是营私舞弊、见利就捞，赌场、妓院以及鸦片烟土等一禁再禁却越来越多，只因办公事的人从中获利，与非法生意之人共同做着“发财生意”。军阀官僚榨取百姓的血汗，利用搜刮来的钱财声色犬马、恣意挥霍，还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陈老六的汽车夫阿荣压死了一个孩子，但陈老六发了一番满不在乎的高谈阔论，十足道出将老百姓的生命视作儿戏的心态。无钱无势的王庭桂夫妇忍受着巨大的丧子之痛，最后只得到一百块钱的抚恤金，倒是阿荣从陈老六手里得到三百块钱的“打理费”，花去一百多块，趁此多赚了一百五十多块钱。压死老百姓不当一回事，轧坏了外国人才令人担心，充分暴露了生活在租界里的达官显贵们的无耻嘴脸。作者以轻蔑的态度、嘲弄的笔调，对当时的军阀政客、官僚豪绅尽情揭露和抨击，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批判态度和勇气。
　　第三，纲常礼教丧失后的现实忧虑。
　　在生活奢华的大都市上海，西方现代文明的侵袭带来了新的道德、文化结构的调整，其过程之中的混乱和病态交织着文明和新生。作者正是通过这个新旧合流、沉渣四起的畸形社会的描述，尽情嘲弄、指责着金钱腐蚀人心、亲情、爱情等等世俗流弊，宣泄着内心的现实焦虑情绪，并以此履行“挽回末俗”的传统文人的“教化”责任。小说展现了在金钱驱使下千奇百怪、层出不穷的作恶法门。政客官僚、大小商人等在竞争中不择手段，纨绔子弟、风流阔少依靠着父辈营私舞弊、贪赃枉法得来的钱财，终日去享受嫖、赌、吸等沉沦式的消费，与此相关联的帮闲走狗也都寻找机会坑蒙打劫、寻欢作乐。下层百姓也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内地人“都做个上海黄金之梦”，他们来到上海后很快便被这种生活方式所熏染而道德堕落。女人为了钱甘愿成为男性的玩弄之物，娼妓、姘头遍布四处：小妹姐做了五十多岁的洋行买办的“临时夫人”，唯一原因就是此人用钱爽快；湘老七嫁给“石牌楼”做妾实是嫁他的钱；白娘娘同王庭贵勾搭成奸不过是为了每月二百块钱的房租欠款。在金钱的腐蚀下，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也完全变了质。社会上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为了钱都丧失了起码的做人原则和道德意识，敲诈勒索的律师高竹冈（敲竹杠），治花柳病的庸医扬梅窗（杨梅疮），还有贩卖人口的崔明生（催命生）、丁怀仁（顶坏人）等，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充分揭露了道德堕落、良心尽失的社会众生相。作品中带有嘲讽意味的叙述体现了作者对金钱驱使之下的人性与世风沉沦的关注和焦虑。
　　综上所述，《上海春秋》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揭露和批判，并非只是一味“暴露”、“展览”的黑幕小说，而是一部有一定社会批判意义的社会小说。
　　
　　二、中西合璧、明新实旧的都市风俗画卷
　　
　　《上海春秋》呈现给读者的是包天笑居住上海20年来“目见耳闻积之已久”的种种“社会离奇伪诈之事”⑤，展现了民初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的种种“社会之情状”，为读者描绘了上个世纪初叶多种多样的社会风俗画卷。现代研究者多从社会学、民俗学方面来肯定民初小说的价值，如夏志清教授就认为：“这一派的小说家是值得我们好好去研究的。这一派的小说，虽然不一定有什么文学价值，但可以提供一些宝贵的社会性的资料。”⑥《上海春秋》由于“来不及琢磨”的“随手掇拾”，因而具有原生质般的社会生活史实存真，从而为今天的读者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社会性资料。
　　首先，作品真实再现了上海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交易所、信托公司等诸多新事物、新现象。1921年上海发生的信交风潮是一场见诸中国经济史的金融风暴，小说中第二、三回即是对当时的金融风暴所作的真实描述。通过陆荣宝及其姑母小妹姐等人物的不同经历，真实再现了这场风暴的起始及结局，展现了当时交易市场的繁荣景象，并透露了那时普通市民、商人对由外国传入的交易所从怀疑到跃跃欲试，最后到所有股票狂跌的绝望。我们还从不少描述中可知交易所刚传入中国时的信息。上海从开埠以来一跃而为中国第一大都市，为近、现代中国发展的缩影，就是在这里，西方的现代物质文明同古老中国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传统经济相结合。作品中的诸多文字给今天的读者提供了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下，固有的传统商业经济方式在现代化流变中的细致“存真”，像买办文化的变迁、经营铁路公司等，都为上海都市化进程中的形象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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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作为商埠的上海，吸引着各地尤其附近苏杭、宁波、扬州等地的众多居民，成为赚钱、观光的“淘金宝地”，而上海又以它强有力的包容和塑造力将新的文化意识冲刷、灌输着人们的心理，这一鲜明的地域特色在小说中得到强烈显现。小说通过人物之口传达了当时人们对上海的向往：“人家说上海地方最好弄钱，所以说上海是个活地。”⑦主人公之一柳逢春从扬州来到上海，时刻担心自身的“土气”而遭致蔑视、嘲弄。为适应上海的都市生活环境，他学习着都市人的言谈举止、穿着打扮很快将自己转变成了新上海人。他还遵从当时学习英文的风尚，迅速接受了新观念、新意识，撇开家乡的包办婚姻同秀宝自由恋爱并自由结合，并试图以法律手段解除原有婚约。光怪陆离、纸醉金迷的上海吸引了众多外地居民前来淘金、享乐，因此上海寸金尺地、人口拥挤，新行业“二房东”、新居所“夹层里”等随之出现。由于人口居住不定、随来随走，不但住房用来租用，连生活所需要的各种家具陈设都可以租赁。王庭桂所开的嫁妆店就是每月催收一定的租费，把家用器具租赁给他人的一种生意店。商家即可给前来享乐的人种种便利，又能够轻松赚到钱，这也是一切均在金钱驱使之下，在日趋奢靡腐烂 生活中产生的“新现象”。
　　再次，伴随工商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呈现出中西、新旧交融的民俗景象。陈老六和龙明珠的婚礼仪式、湘老七为她母亲操办的殡丧仪式等都体现了这种特点。前者是在双方互相让步、妥协的基础上达成一致的：传统的拜堂改为行鞠躬的文明礼，由祭祖见礼的磕头改为鞠躬，由披戴的凤冠霞帔改为外国人使用的婚纱，这种中西合璧、半新不旧的婚礼仪式是由一位前清遗老作为证婚人主持的，只是在他在小辫子上扎上一根红辫线，以便大家当他牧师来看待。中国的传统习俗在西风侵袭之下已经变得中不中、西不西，显得不伦不类，而这种“四不象”恰只有在类似《上海春秋》等通俗社会小说中才能得到真实、详细的再现。随着生活习惯、风俗的演变扩散开来的新的娱乐场所、文化设施以及离婚诉讼、虐婢案、租界规矩等前所未闻、未见的新现象都在小说中有细致描绘。
　　可见，《上海春秋》这部不为研究者重视或视为小说末流的文学作品并非毫无价值和意义，至少它“用广角镜头为上海摄像”，“为这个多变复杂的动态文化形象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系数”⑧。我想，这也是夏济安先生看过《上海春秋》之后曾“佩服得五体投地”⑨的重要原因吧。
　　
　　三、新闻故事化的短篇连缀
　　
　　研究者不仅普遍认为《上海春秋》思想格调不高，而且也多指责其整体布局、结构上的“松散”、“漫无计划”⑩。其实，作为过渡时期的一部过渡作品，《上海春秋》一定程度上融合了现代小说的创作技巧和手法，但更多地承继着《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晚清谴责小说的艺术结构形式，在艺术特色上主要有这样几点：1.用“儒林笔法”连缀轶闻琐事；2.道德堕落、世风日下的谴责之意勉强使结构布局完整；3.小说中的人物作为轶闻琐事的穿引工具。
　　用“儒林笔法”将轶闻琐事加以贯穿，这一艺术特点一方面便于作者将搜集来的新闻简单加以故事化之后连缀成篇，另一方面也适合于报刊连载，迎合读者的阅读需求。早在创作社会历史小说《碧血幕》时，包天笑就利用新闻编辑工作开始搜集政界、商界、伶界等各界轶闻趣事以作为填充作品的内容，后担任《晶报》撰稿人时曾为许多妓女做传，这些妓女沦落风尘的身世和遭遇使他得以掌握大量艳闻趣事。另外，他还在报刊上刊登“启事”或通过交游多方征引、探听创作素材。{11}如何将纷繁众多的素材填充进小说中，最便当、直接的手法便是使用“儒林笔法”来贯穿连缀。这种写法一方面可以说是为了实现作者全面反映生活、干预社会的创作目的，一方面也使创作的难度降低，产量增加，以便应付每日连载的需求。报刊上连载的特殊需要使作者无需对纷繁的材料进行艺术上的高度概括，用“儒林笔法”连缀既便于自己写作，也方便读者阅读。因为读者阅读报刊连载的小说时边读边丢，和阅读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不一样。这也是作品中相对独立的故事片断读来十分精彩，人物刻画也很生动的重要原因。这部现在看来整体结构散漫、毫无计划的《上海春秋》，对当时的读者大众来说可能并不认为这样，不但如此，其俯瞰市民社会的广阔视角，反映现实黑暗内幕的种种手段，更能投合他们的阅读心理。穷形尽相的直露呈现的写作方式背后，潜藏着毋庸置疑的商业动机。
　　作者在创作中“随手掇拾”，为拓展作品的社会反映面，在叙述中不厌其烦地将搜罗的奇闻艳事填充进作品中，诸多丑恶现象多以呈现、罗列的方式在作品中展现。为避免单纯由叙述人长篇累牍地“搬出”一个个黑暗内幕，作者不得不时常让作品中的人物“讲述”拐卖人口、贩卖烟土、抽头聚赌等等丑恶之事，如第十五回的“营黑货贩土作生涯”的黑暗现实，就是由蔡子鹤口中介绍出的；第二十三回“开药房乱卖虎狼药，设医院徒多花柳医”便是由陈老六与龙小姐的夫妻对话来讲述的，作品中的人物说起话来常常是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因此小说中的人物不是用来塑造典型形象，而是作者用来展示更多社会丑恶现象的穿引工具进而变成为“话柄式人物”。作者常常在作品中以全知视角的“旁白叙事”方式对书中人物和事件发表一番议论，但终因缺少正确的认识而流于空泛肤浅，还造成结构情节上的支离破碎。《上海春秋》仅以题材的广度代替内容的深度，以生活的真实代替艺术的真实，作品本身所含的批判、谴责之意一定程度上也被艺术上的缺陷而削弱。而且尽管作者心存谴责，但终究因缺乏对黑暗社会总根源的进一步挖掘和探索的勇气而不可能得出全面深刻的结论。
　　《上海春秋》以十里洋场的上海展示中国都市文明的畸形，贯穿其中的是作者与同时代小说家不同的文化思考：“都市者，文明之渊而罪恶之薮也”{12}。身兼新闻记者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包天笑始终以敏锐的眼光跟随关注着现实社会的点滴变化。我们不难从中感受到作者在思考文明时对物质的矛盾态度，这种矛盾态度一方面使他津津乐道地渲染着物质带来的文明景象，一方面又让他充满着无限的担忧与焦虑：人类一旦拥有了发达的现实物质，就会陷入沉迷而堕落。这种担忧与焦虑在作品中转换为劝善惩戒、谴责批判的传统文人意识，因此作品具有晚清社会谴责小说的鲜明特点；但是由于作者思想的局限及其探索勇气的缺乏，他不可能对黑暗社会的总根源作进一步挖掘，也正如他在“赘言”中聊以自慰的：只是将“上海各社会之情状……编辑成一小说”，“别无重大意义也”{13}。在作者一味地将“潜伏横行于都市”的“种种穷奇??杌变幻魍魉之事”以“随手掇拾”的手法进行创作时，作品也就具有了当时流行的“黑幕小说”的倾向。但正是由于这种“随手掇拾”，保存下了那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原本状态，也许正因为此才有了“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赞叹。所以说，不同研究者对《上海春秋》的不同评论都有其一定的道理，它们一起涵盖了该小说的总体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沈庆会，文学博士，上海水产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①⑩ 范伯群：《包天笑及其流派归属》，《礼拜六的蝴蝶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② 栾梅健：《不应遗忘的优秀通俗长篇小说——论包天笑的〈留芳记〉和〈上海春秋〉》，《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③《夏济安对中国通俗文学的看法》，见夏志清《爱情·社会·小说》，转载自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④《半月》，第４卷，第１号，上海大东书局，1924年12月11日。
　　⑤{12}{13}包天笑：《上海春秋·赘言》，上海大东书局，1924年版。
　　⑥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⑦ 包天笑：《上海春秋》，上海大东书局，1924年版，第103页。
　　⑧ 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42页。
　　⑨ 夏志清：《爱情·社会·小说》，转引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页。
　　{11} 澹如：《苏佩秋与包天笑》，《晶报》，1924年6月6日。
　　

• 沈庆会： 新闻广角下的都市风俗画卷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