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复古 矫枉过正 内部规律 外部规律
　　摘 要：诗歌的发展和变迁是其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内部规律是诗歌创作在代代矫枉过正的道路上延伸，外部规律是诗的风格总要受到所处时代政治环境的制约，诗风的变化与政治环境的变化相关联。
　　
　　作为公安派的领军人物，袁宏道不遗余力地反驳前后七子“文必西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思潮，力图用自己倡导的性灵说为诗歌的发展找到一条光明之路。在他为江盈科《雪涛阁集》所作的序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文学思想。并在论证自己文学思想的过程中，自觉地探讨诗歌自古及今的流变过程和原因。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自六朝起，诗歌的流变过程是一代作家对前代作家创作活动中出现的路线性错误矫枉过正，并且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路线性错误，由下一代继续矫枉过正，这样一条周而复始的简单的线性流程。他的思想虽然正确反映了诗歌代代嬗递中的大多数现象，却没有认识到在这个流程中出现过特殊情况。再者，诗歌作为一种文体，有其产生、高潮、低谷、消亡的基本规律，即使是一个线性流程，也必将由显而隐，渐为别的流程所取代。下面我结合文本，并以读书笔记的散论形式，来谈谈几点粗浅的认识和理解。
　　
　　一
　　
　　首先我对文序进行一下概括，其内涵共有五层意思：
　　1.作者用类比的方式，以美丑的标准随着不同时代人们不同的审美观念而改变，无意识无感情的牡丹花，流行一时的靼红鹤翅为左紫溪绯所取代，来说明每一个时代有其特定的审美趣向，不可拘泥于古而不知今。以蹈袭古人的言语方式来冒充古奥典雅，就像身处严冬穿着夏天的葛衣一样可笑。
　　2．以时间为顺序概述古人根据表情达意的需要创造新的文体，由雅而骚至五言古诗，体变而旨同;诗文创作方法也有时发生改变，古人诗贵空灵，文讲究内容充实；晋唐以后，“诗之体已不虚，而文之体已不能实矣。”作者是要说明，既然古时的文体和创作方法都不断发生变化，后来的文人又怎可不知变通，创作上跟在古人身后亦步亦趋呢？
　　3.具体阐述自六朝至宋诗的风格特征及变化，力图说明诗歌的沿革没有跳出在对前人创作上的不足矫枉过正，又因为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而被后人矫枉过正，这样一个代代相传的怪圈。
　　4.论述复古派给文坛带来的危害：“夫复古是已，然至以剿袭为复古……”恢复古法也就算了，然而又到了把剿袭当作复古的地步。模拟字句，牵强附会，抛弃眼前的实景，拾取陈词滥调。有才华的人屈服于旧的诗法而不敢施展才华；没有才华的人，拾取古人一两句浮泛的句子，帮衬拼凑成诗。聪明人受旧习牵累，蠢材乐于使用这容易的方法……作者以犀利的语言对复古派的剿袭现象痛加针砭：“吁！诗至此，抑可羞哉！”
　　5.为江盈科诗中的“近平近俚近俳”的语句作辩，意为不如此不足以矫枉。正如序文第三段中所列各诗风转变时期的大诗人做法一致。戏剧性的是，从袁宏道为江盈科诗的缺点辩护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自己也已经在不觉中陷入了矫枉过正的圈子。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论曰：“进之与袁中郎同官吴下，其诗颇近公安派，持论亦以七子为非，特变而不成方者。中郎谓其矫枉之过，所谓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文人通病，大抵然矣。”公安派持“性灵说”而存在的浅俚之弊日后果然被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矫之，此是后话，不提。
　　
　　二
　　
　　我们再来解释一下第三段中作者列举的各个时期诗歌沿革的具体现象：
　　“夫法，因于弊而成过于者也。”（新的）创作准则，产生于改革前人的弊端，却因矫枉过正产生过犹不及的新的弊端。这就是本段的主题，以下是列举说明。“矫六朝骈丽??之习者，以流丽胜，??者，固流丽之因也。”这指的是初唐诗人矫正六朝诗人骈文丽句、堆砌辞藻、缺少真情实感的坏毛病，形成自己流畅清丽的风格。这样说来，堆砌辞藻当然是流畅清丽风格形成的因由。“然其过在轻纤”，然而初唐诗人没有做到彻底地改造别人，以致自己的诗体轻飘纤小。这里指的应该是“上官体”。其实，不仅“上官体”，就是后来以改变前人绮靡诗风著称的“初唐四杰”也没有完全脱离他们改革的对象。杜甫《戏为六绝句》：“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虽是为肯定“四杰”的成绩而写，但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在盛唐时人们已经注意到了四杰等人诗歌创作的历史局限性。高??《唐诗品汇总序》：“贞观，永徽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王、杨、卢、骆，因加美丽，刘希夷有闺帷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已阔矣，又因阔而生莽，是故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盛唐的诗人以广阔宏大的意境矫正它。意境阔大了，又因为阔大而莽莽荡荡，没有边际，所以中唐诗人以真情实事矫正它。“以情实矫之”指中唐元白诗派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已实矣，又因实而生俚，是故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白居易等人已经输入了实际生活，又由于过于实在而变得俚俗，苏轼说过“元轻白俗”的特点。白居易本人也认识到他和元稹等人诗歌俚俗的缺点，他在写给元稹的《和答诗十首序》里说：“顷者在科试间，常与足下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语，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词繁，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所以晚唐诗人以奇特生僻矫正它。这指的是贾岛等苦吟诗人的风格。胡应麟《清源寺中戏效晚唐人五言近体二十首序》：“贾簿，姚监辈实始以清新奇僻阐别派于五言。”“然奇则其境必狭，而僻则务为不根以相胜，故诗之道，至晚唐而益小。”然而奇特，它的境界就必定狭小；而生僻就一定以没有根据来取胜。方回《瀛奎律髓评语》卷十五评陈子昂《晚次乐乡县》：盛唐律诗体浑大，格高，语壮，晚唐下细功夫，作小结裹，所以异也。所以写作好诗的正确做法，到了晚唐就更少了。“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宋代出现了欧阳修、苏轼等大诗人，彻底改变晚唐诗人的创作作风，广搜世间物象，运用各种创作方法，借诗抒发各式情感，创造多种意境，气势奔腾，如滔滔江水。“今之人，徒见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淡非浓，而浓实因于淡。”今天的人，只知道宋人不采用唐人的创作方法，却不知道宋由于对晚唐进行革新而有了自己的创作方法。就像平淡并非浓郁，但是浓郁却产生于平淡一样。“然其弊至以文为诗，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诗之弊，又有不可胜言者矣。”然而宋人无所不收、无所不取的创作风格的弊端是渐渐流变为以文为诗，理学为诗，歌诀为诗，偈诵为诗。这种创作作风的流弊，限于篇幅很难详叙，只名其一端而已。
　　
　　三
　　
　　纵观全文可以看出，反对诗歌剿袭前人从而反对文学的复古思潮是本文的主旨，但本文最大的贡献不在于此。因为反复古是当时的一股主要文学思潮，有很多作家参与，不是袁宏道的专利。贡献在于第三段中作者对于文学史发展的独到认识：1.对各个时期诗歌的时代风格总结得比较精准。初唐流丽而轻纤，盛唐阔大，中唐情实而俚俗，晚唐奇僻而境狭，宋人境广却造成文章、理学、歌诀、偈诵都成了诗的混乱现象。2.宋诗的独立地位和宋代诗风的形成因由。宋诗有自身成功的法门，也就有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它就不应该完全再以唐人的创作方法为准则。宋的诗风是在改革晚唐诗风的基础上形成的，总体上以洗尽铅华后的平淡为美。这就纠正了复古派“宋人无诗”的错误观点。李东阳《怀麓堂诗话》：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李梦阳《潜虬山人记》：夫诗有七难……宋人遗兹矣，故曰无诗。3.诗歌创作在代代矫枉过正中流变。这个见解解释了文学史上的很多现象，总结了文学发展的部分规律，是在前人不断总结经验基础上的重大突破。此规律不仅适用于唐宋诗歌，也同样适用于此前和此后的文学现象。如此后的竟陵派矫正公安派的浅俚，钱谦益批判竟陵派的幽深孤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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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不足在于：1.作者为了呈示诗歌代代矫枉过正的现象，选取了各个历史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诗歌风格，但实际上这些风格只属于当时个别主要流派，不足以代表整个时期的风格。如初唐，不仅有“上官体”的“轻纤”，还有“四杰”的“刚健骨气”和陈子昂的“复归风雅”；中唐除了元白的“浅切平易”，还有韩、孟的“奇崛险怪”；晚唐不只是贾、姚的“奇僻”，还有“小李杜”的“悲凉怀古”①。2.没有正确解读诗歌史上的特殊时段——盛唐。盛唐是无懈可击的。他们成功地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又挟裹着雄伟时代赋予的豪情壮志，终于创造了诗歌史上空前绝后的辉煌。他们跳出了矫枉过正的圈子。王世贞《徐汝思诗集序》：“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以平，其色丽以雅，其力沈而雄，其意融而无迹，故曰盛唐其则也。”韩孟、元白并非以情实矫莽，而是在盛唐诗歌巨大光环的阴影下寻找出路。3.把诗风转变，轻纤而至阔大，阔大而至情实，情实而至奇僻，简单地归因于矫正前代人的创作缺陷，没有看到其与政治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是紧密关联的。内部规律不能完全解释的问题，要靠外部规律来补充，二者实际共同作用于事物的发展。初唐陈子昂的风骨不仅矫正六朝诗风的柔靡，更来自初唐士子对个人奋斗的前途，国家命运的蒸蒸日上充满希望。盛唐的阔大境界则主要跟盛唐人源自强盛国力的豪迈气概相契合。中唐元白的情实则因自安史之乱后政局的混乱，百姓生活的悲惨境地，他们要用诗歌反映现实，以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拯救时弊。晚唐小李杜咏史诗中的伤悼情调，贾岛、姚合的清新奇僻，温李的艳丽诗风，无不与衰败的政治格局相关联。他们或在绝望中感伤，或从情爱性爱中寻找寄托，所谓“乱世之音哀以思”也。4.没有把诗歌看作一个有盛有衰的生命过程以及它的主体地位被其他文体取代的历史必然性。既唐人创造的辉煌的诗王国之后，宋人感到难以为继。他们既不甘心拾人牙慧又无力超过甚至哪怕赶上唐人。于是，他们虚心向前人学习，总结前人经验。但无论是此前黄庭坚的“点铁成金”，吕本中的“活法”说，杨万里的“无法，师法自然”，诚然分别依靠自己的理论在创作上有一定的建树，却毕竟都没能让宋诗取得唐诗一样的辉煌。正如袁中道在《宋元诗序》中所说：“宋元承三唐之后，殚工极巧。天地之英华，几泄尽无余。为诗者处穷而必变之地，宁各出手眼，各为机局，以达其意所欲言，终不肯雷同剿袭，拾他人残唾，死前人语下。”而宋代文人，又终于在词这样一个新的领域中证实了他们的才气。
　　通过分析这篇文章的得与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诗是一种长期占据文学主体地位的文学形式，经历了萌芽、兴盛、衰歇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的某些阶段，呈现了一次次矫枉过正的革新潮流。这是诗歌发展的内部因素在起作用。但最终，诗作为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部分，诗风的变化，诗的兴盛与式微，总要受到大的政治环境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也就是诗歌发展的外部因素的制约。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季建萍（1968年-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萧山学院讲师。
　　
　　① “轻纤、刚健骨气、复归风雅、浅切平易、奇崛险怪、奇僻、悲凉怀古”，均引自《中国文学史》第二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参考文献：
　　[1] 钱伯城笺校. 袁宏道集笺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 陈友琴.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张少康主编.历代文论精品[M]. 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
　　[4]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季建萍： 诗歌的矫枉与过正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