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社会日渐解体，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体的现代社会逐渐形成，从传统向现代，从农业向城市的社会转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达到了一个顶峰，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外国的工业和农产品大量进入中国，大量农民破产并离开土地，涌入城市。上海、南京等沿海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不仅成为了远东最著名的大都市，而且是世界上第五大城市，一九三三年上海的城市人口已达三百一十三万多，摩天大楼、电影院、咖啡馆、舞厅、电车和公园构成了这个城市的景观。同时，像沈从文在小说《长河·题记》中所描绘的那样，“现代”二字在偏远地区，如湖南湘西这些偏僻乡村迅速发展起来。湘西的时髦乡村年轻人因为受了都市的影响，“衣襟上必插两支自来水笔，手腕上带个白金手表，稍有太阳，便赶忙戴上大黑眼镜，表示知道爱重目光，衣冠必十分入时，材料且异常讲究。特别长处是会吹口琴、唱京戏，闭目吸大炮台或三五字香烟，能在呼吸间辨别出牌号优劣。玩扑克时会十多种花样”。许多乡民开始走出贫穷的乡村，开始到城市里去谋生，甚至有不少女性进入城市，靠出卖身体养家糊口。当然，乡村走进城市，城市来到乡村，均非一帆风顺，势必要引起争议与冲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激烈冲突，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得到了深刻体现。
　　沈从文一生都是城市文明有力的批判者，他称自己始终拿着一把乡村的秤杆衡量世界，他严厉地批判了城市文明对于乡村的入侵，他认为乡村并不需要城市里的奢侈物品和虚伪道德，城市给乡村带来的只是表面的“极大进步”，而在骨子里，乡村却腐朽、退化和堕落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 乡村勇敢、善良和朴素的社会风尚和道德传统终将在城市虚伪、狡诈和奢侈的入侵下丧失殆尽。在沈从文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所以，颇为奇怪的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鲁迅等启蒙思想家，怀着对“现代文明”的期盼，在他们的作品中对农民愚昧、麻木性格的尖锐批判，鲁迅小说常常叙述“我”从外地回到乡村社会“鲁镇”，但“鲁镇”毫无现代气息，以血缘、家族和宗族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关系在乡村世界中，仍然占据着绝对的主导位置。《风波》中七斤每天驾船去城市，所带来的也只是皇帝重新登基的消息；《祝福》中鲁镇新年的“新空间”里荡漾着的是成规旧俗，鲁四老爷的书房作为一种很容易接受新思想的场所，填塞的却是“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典籍，鲁四老爷作为乡土和宗族传统的男权代表依然统治着整个家族，小说中唯一的“现代人”——叙述者“我”虽然带着“新思想”回到乡村世界，但无济于事，根本撼不动“鲁镇”强大的传统势力，最终这个奔波不停的“现代人”不得不满怀遗憾地离开封闭、保守的乡村世界。但是沈从文却对“现代”、“文明人”进行了深刻反思和强烈批判。其小说《丈夫》就是通过一个乡村青年到城里去看望做妓女的妻子所受到的种种遭遇，深刻地描绘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乡村传统和城市文明之间激烈冲突的场景。
　　
　　二
　　
　　《丈夫》的故事发生在湖南湘江河边的一座城市，虽然这个城市并不大，但这个城市已与湘西的原始村落有了很大区别，有南来北往的商人，有密密麻麻的吊脚楼、商铺、酒店，尤其像其他城市一样，这个城市有大量来自原始乡村的妓女，她们住在河里的船上，职业是陪客烧烟、睡觉。对于这些来自乡村的妓女，沈从文并没有加以道德评判，沈从文认为文学只有美和不美，真和不真，他不喜欢在小说中添加过多的道德成见，他认为妓女和其他职业一样，没有贵贱之分，“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既不与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她们从乡下来，从那些种田的人家，离开了乡村，离了石磨同小牛，离了那年青而强壮的丈夫，跟随一个熟人，就来到这船上做生意了”。
　　这些妓女为什么要离开乡村到城市里呢？小说在后面说了一条理由，主要原因是为了生计才来到城市里，且湖南湘西农村盛产强健女子和忠厚男人，因此出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许多女子到城市里做妓女并且养家糊口，她们到了城里以后，仍然每个月把所得的钱，送给那些留在乡下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处。“名分不失，利益存在，所以许多年青的丈夫，在娶妻以后，把妻送出来，自己留在家里耕田种地安分过日子，也竟是极其平常的事。”年轻丈夫真的愿意妻子到城市里做妓女？显然，叙述者的话并不可信，这并不是作者的心声，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许多女子到城市里做妓女，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政府盘剥、苛捐杂税下和资本主义的入侵下，农村越来越穷困。小说中“丈夫”所在村子黄庄就是这样：“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于是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劳的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时间，即或用红薯叶子拌和糠灰充饥，总还是不容易对付下去。”农民无法生活才导致许多女子跑出来做妓女，《丈夫》中的女主人公“老七”也是这样离开乡村，到船上做妓女。不过，许多女人离开乡村到城市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作者已经隐约揭露出来，那就是城市物质文明的诱惑，而沈从文所要批判的正是城市物质文明对乡村妓女的侵蚀。沈从文并不对妓女作道德评判，但是他严厉地批评了城市文明本身，他认为这些妓女本性上与所有没经过城市文明侵略的乡民一样：正直、朴实和善良。她们刚到城市的时候，仍然保留了朴素的乡村美德，把她们所得到的钱财，寄到乡村家中。《丈夫》中的女主角老七没有忘记寄钱回家，没有忘记丈夫喜欢吃糖、拉琴，当丈夫来时，还不忘问一问家里母猪的情况，上街的时候，还特别给喜欢唱歌的丈夫买了把琴。总之，这些妓女的天性都是善良纯朴的，但城市逐渐毁灭了她们的人性，使她们渐渐学会了只有城市里才有的恶德。“做了生意，慢慢的变成为城市里人，慢慢的与乡村离远，慢慢的学会了一些只有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于是这妇人就毁了。但那毁，是慢慢的，因为需要一些日子，所以谁也不去注意了。”总之，在沈从文看来，一切都是城市文明的错误。城市是社会风气变坏和道德品质沦丧的根源，沈从文的所有小说几乎都是把人性的衰落归咎城市文明。在《丈夫》中，“老七”虽然保留了很多乡村美德，但她的言行举止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化之大甚至让从农村来看她的丈夫都吃了一惊：“大而油光的发髻，用小镊子扯成的细细眉毛，脸上的白粉同绯红胭脂，以及那城市里人神气派头，城市里人的衣裳，都一定使从乡下来的丈夫感到极大的惊讶，有点手足无措。”她虽还问及乡下的情况，但神情、语调都与在乡间时已全然不同，她与乡下来的丈夫之间，似乎也有了距离。如果是启蒙思想家鲁迅看到这情景，他也许不仅不会批评老七的变化，相反他会称赞老七的改变是文明进步的表现。但对于沈从文而言，城市文明正在慢慢地侵蚀和毁掉原本朴素、单纯的“老七”。
　　
　　三
　　
　　城市与乡村的严重冲突集中在了“丈夫”身上。“丈夫”是沈从文在这篇小说塑造的主角，他也是小说中唯一没有受到城市文明所影响的乡村青年，因为没有受到城市文明熏陶，他一直保持着原始乡民的那种单纯、善良和朴素的品德，他如同《边城》中的翠翠，完全是自然的产物，他熟悉和亲近的也是自然世界，熟悉家中的鸡鸭、小猪，山上的栗子、猴子，他觉得“家里的鸡同小猪，仿佛那些小小东西才是自己的朋友，仿佛那些才是亲人”。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他在小猪、鸡鸭的身上建立和开启了一个世界。所以当他和城里的水保聊天时，他提及的全是麦子、小猪之类的事物。他叫小猪的名字为“乖乖”，当他谈起生命的植物栗子时，都高兴地“近于提到自己儿子模样”。在他的叙述中，无论是小猪、鸡鸭，还是栗子和镰刀，都有人类同样的生命气息。总之，通过丈夫之口，沈从文把所有与美好相关的东西都赋予乡村，没有受到城市文明影响的湘西农村被他描写成了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有机整体，那是一个世外桃源的世界。不过，从小说中所透露的信息可以发现，那只是一个想象的乌托邦世界，老七是因为乡村过不下去了才到城里做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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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夫”要离开熟悉的乡村世界到城市里看望做妓女的妻子“老七”，本来他想和妻子聊聊有趣的乡村世界，因为他的妻子也曾是那个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他预备了许多有趣的乡村话题要跟她谈。当水保问他“乡下麦子抽穗了没有？”他有点结巴地说：“麦子吗？水碾子前我们那麦子，哈，我们那猪，哈，我们那……”随即叙述者描述到：“这个人，像是忽然明白了答非所问，记起了自己是同一个有身分的城里人说话，不应当说‘我们’，不应当说我们‘水碾子’同猪，把字眼用错，所以再也接不下去了。”这里的“我们”显然指丈夫和妻子老七，“那猪”、“那麦子”曾是他们共同的世界，但丈夫忽然觉得不该用“我们”，纯朴的乡村青年已意识到他们的“共同世界”趋于解体，小猪、麦子，甚至连自己都渐渐和老七也不属于同一个世界了，所以他觉得用“我们”的水碾子已不恰当。
　　丈夫到城市里来看妻子，所看到的却是一个充满欲望、权力的陌生城市，就连他的妻子在城市的熏陶下也发生了许多变化，甚至在他面前有点骄纵了。城市对于他而言，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他进入城市就像刘姥姥进入大观园一样，感到一种本雅明式的“震惊”，这种“震惊”通过他对妻子的观察显示出来，小说索性接连用了两次“惊讶”一词，表现丈夫对妻子变化震惊的心理感受，第一次是前面所说的妻子“外貌”的变化，妻子外貌的变化让丈夫“感到极大惊讶，有点手足无措”；第二次“惊讶”是妻子夺去他从乡下带来的烟管，塞给他一枝“哈德门”香烟，这两次震惊体验显示了城市对乡村的改造是多么迅速。当然，纯朴丈夫的“震惊”既包含了一种对都市的好奇和向往，所以当他接过妻子强行塞给他的哈德门香烟时，他都有点爱不释手，直到吃过晚饭，还在吸那“有新鲜趣味的香烟”。但城市对于他而言，最深刻的心理感受却是恐惧。当那些穿着牛皮长统靴子，抱兜一角露出粗而发亮的银链，喝过烧酒的商人来嫖娼时，初到城市的丈夫，竟像一头小动物，“怯生生的往后舱钻去”，“钻”字突出了丈夫的乡村和自然本性，连他的声音都跟动物一样，是“低低的喘气”，在恐惧中，“哈德门”香烟也不能让他满意了，他把香烟从嘴上拿开了。沈从文的高明之处正在于此，不经意的一些描写，就把城市与乡村的不同地位描绘出来，城市骄横、盛气凌人，乡村胆怯、卑微低下。丈夫和水保一问一答，好像是平等交流，但水保完全占据了主导位置，水保的问话居高临下，而丈夫则回答恭恭敬敬。在对话中，丈夫虽然处于被问话的位置，但是当谈到鸡鸭、小猪时，丈夫却完全摆脱了水保的控制，沉浸到自己的乡村世界中，甚至连城市人水保也被有丈夫所叙述的有趣单纯的乡村生活所吸引，还预备邀请丈夫喝酒。城市人水保不仅同他谈话，还喊他做朋友，答应请他喝酒，竟也使丈夫获得了短暂的满足，他甚至想唱一支歌，沈从文生动地刻写了乡村青年善良单纯的心灵。
　　但这种短暂的快乐和自我满足，不久就被一种强烈的羞辱所打断，当他在船上等上街的老七等人回来吃饭时，等得不耐烦的他忽然体会到了城里人水保语言中所流露的霸道，水保竟然要“丈夫”告诉“老七”晚上不要接客，丈夫从水保的话语中感到了一种屈辱。男性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开始在他内心复活，他要反抗“城市”对他的凌辱，于是他不仅咒骂水保，而且将柴火丢到河里表示反抗，并预备明天就回到乡间，甚至立刻想离开城市。丈夫所遭受的侮辱还没有结束，当老七她们回来后，就不断有骄纵的军人、蛮横的巡官接踵而至，骚扰、欺负“老七”、大娘，甚至连丈夫都被欺负，他们要丈夫拉琴。丈夫终于在城市野蛮的欺辱中像孩子一样哭起来。就连十二岁的五多也似乎觉察到了乡村、底层生命备受蹂躏的悲惨（五多自然也来自乡村），所以当她看到悬挂在船舱顶梁上的胡琴，本来很想唱一支歌曲，可是不知为什么也总唱不出声音，为什么会唱不出歌呢？沈从文似乎要告诉人们的是一个深刻的寓言，那就是在城市的强横侵入下，乡村底层已经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了，实际上妓女到城里出卖身体，已经表明乡村在“现代”的侵略下早已失身。
　　总之，沈从文的小说《丈夫》通过丈夫进城看望做妓女的妻子的种种遭遇，描绘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激烈冲突，沈从文反思了整个现代文明，批评了城市对于乡村的侵蚀，在小说的结尾，作者特意让丈夫带着妻子“回乡”，丈夫和妻子还乡，意味着乡村和城市的告别。显然，沈从文将自己的乡村理想寄托在“丈夫”身上，沈从文自己何尝不是从偏远乡村走出来的年轻人，实际上沈从文很清楚，自己永远回不去了，但他可以把这种浪漫的乌托邦理想寄托在丈夫等人物的身上。老七跟丈夫回去了，可是，她的言谈举止早已城市化，一方面乡村能够再次接受她吗？另一方面，受了城市物质文明熏陶的她能够安分地在乡村生活吗？显然，这只是一个乌托邦的梦想而已，故乡也只有在距离和想象中成为故乡，从乡村到城市的路，是一条不归之路。
　　（责任编辑：赵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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