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只有一条命，生命之于个人只有一次而已。人生百年，其实百岁寿星甚少。要想增加生命的长度，是不可能的；惟有拓宽生命价值的维度，“以一当十”，以有限的生命换取数倍的成功，才是可以追求与实现的。身居宝岛台湾、以诗名饮誉海内外的余光中先生在散文《假如我有九条命》中，突发奇想，假设自己异于常人，拥有九条命，以每一条命完成一件生命中必做之事，以量化绝对值提高生命价值。这篇散文在幽默、诙谐的气氛中，作者对生命做了一次大胆的假设，看似荒诞离奇，然而留给读者的却是严肃的思考和无穷的回味。
　　作者说：“我”的九条命是这样安排的：一条命专门应付现实生活，处理凡尘琐事；一条命在家陪伴父亲和岳母，以尽孝道；一条命给妻儿，做好丈夫和爸爸，与家人享受天伦之乐；一条命用来广结朋友；一条命用来读书，博通古今，纵览天下；一条命专心教书，极尽“人师”之职；一条命用来写作，“全身投入”，以飨读者；一条命专用旅行，与志同道合的妻子一起，“驾车长征，去看天涯海角”；还有一条命用来从从容容过日子，不为生活所累，不为生计所迫，更不为报社、编辑的“截稿日期”所限，随心所欲……
　　九项生命内容，涵盖了一个“社会人”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既有对社会的职责（教书、应付现实生活），对家庭的责任（为人子、人夫、人父），对自我的追求（读书、写作），还有一个自由人应享受的权利（旅行、从容过日子）。所有这些，乍看之下，平平常常，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但在实际生活中就仅有一条命的个人而言，希望每一项生命内容都担当得尽心尽职、尽善尽美，又是不可能的。惟其如此，必然面对诸多的无奈与困惑：不是对父母没有尽到孝道，就是冷落了家人和朋友；不是过分工作而忘记了休息，就是一味贪图享受而一事无成。作者明明知道不可能多方兼顾，但仍假想自己有九条命，絮叨着如何担当着各自的职责，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奢望并不是向读者故作幽默状，而是在他的“假如”中贯穿着极其严肃、认真的思考：对个人完美生命的积极追寻与向往，从中抒写着对实现自我人格理想与更高人文价值的热烈愿望。
　　上述作者的思考与愿望，集中到一点，即是作者对自己人格内美的追求。余光中虽然现在身居台湾，曾接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吸收了西方文化中的自由、生命意识的观念，但其思想深处仍有着中国传统的儒家理念。儒文化与释文化、道文化对立互补，以儒为本，整合为以伦理为本位的道德观念和以“人格内美”为理想的自审意识（“吾日三省吾身”），构成了中国士大夫典型的文化精神品格。它通过以圣人贤者、英雄豪杰的“外圣”（“兼济天下”）和“内圣”（“独善其身”）的人格修炼，达到“君子”的标准与境界。身受传统儒家理念影响的余光中深谙此理，在反复的内省中，查找不足，在深深的自责自悔中透露出的是内省的自觉：“父亲年逾九十，右眼失明，左眼不清”，只能“坐困在半昧不明的寂寞世界里”，“追忆冥隔了二十七年的亡妻，怀念分散在外地的子媳和孙女”；岳母原是“我”的姨母，母亲亡故以来，“对我殷殷照拂，情如半母”，使“我”常常感念于心，对这两位至亲之人，不能侍奉以享晚年，却要他们与孤独为伴，这是怎样的心痛与愧疚；对妻儿，“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称职一点，原因正是有个好太太”，因为太太极尽人母之责，负责与四个天各一方的女儿联系，使她们感受到父母的叮咛与挂念。其实，从余光中的另一篇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中，可以得知余光中先生非常爱他的女儿，不惜虚构“四个假想敌”为对手，自嘲自讽，对女儿们的关切、疼爱之情溢于言表。而在这里，作者把成就归于太太，自己则是“忙于外务” ，无法做“全职丈夫”，更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这既是对妻子的赞美、对女儿的抱歉，更有对自己的埋怨、不满，真是“爱之愈深，疼之愈切”。对父亲不够孝顺，对岳母不够关心，对妻儿不够体贴，“忙于外务”的余先生对朋友总该够义气了吧？其实不然，“我”徒有庞大的关系网，却“穷于时间”，“在‘够朋友’上面只敢维持低姿态”，“演成近交而不远攻的局面”，实在是由于“鞭长莫及”；日常琐事忙得焦头烂额，不断的应酬、开会、例行公事使每个人分心乏术，想静下心来痛痛快快读一读书，精心准备、全力以赴教好学生也难以做到，只好对自己钟爱的事业说抱歉，如此的“无所作为”、束手无措，真是令人既焦急又痛恨，无奈之下，只好求助于荒唐离奇的假设与幻想。
　　其实，自责也好，内省也罢，所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完善之美的要求都源于余光中有一颗“爱心”。这种“爱”不同于一般的“小我”之爱，而是作家真诚人格的“博爱”。一般说来，文学家、艺术家惟其痛苦就会向善，从人性道德方面去实现自我人格的完成，故而在作品中律动着自己的博爱意识。）莱《为诗辩护》中“我们往往！择悲愁、恐惧、痛苦、失望来表达我们之接近于至善”说的就是类似的意思。吴周文导师在分析朱自清的散文时，曾把“博爱意识”作为其早期散文苦恼意识的三种形态之一（《朱自清散文艺术论》）。朱自清处于乱世中，以一颗多情而敏感的心去感受大时代的大痛苦，需要用爱与泪排解内心的苦闷，因此，在他的散文天地里筑起了一个“爱”的王国。余光中也是如此。他生在大陆（一九二八年生于南京），身居台湾，与大陆同胞一水相隔却难以见面，对祖国统一的渴望时时在心头萦绕，著名诗篇《乡愁》正是这种祈盼统一、渴望团圆的痛苦的结晶。他因为“爱”而深深地痛苦，因为痛苦，更烦恼更痛苦地去爱。《我的四个假想敌》是对女儿的爱，《沙田七友记》是对朋友的爱，《乡愁》是对祖国的爱，这篇散文是作者各种“爱”会通的抒写。父子、夫妻、师生、朋友之间的感情，最能体现一个人博爱伦理与情操的主要方面。余光中爱他的父亲、岳母、妻儿，爱他的学生和朋友，总是以作为儿子、女婿、丈夫、父亲、老师和朋友的身份所应有的仁爱与操行出发，检查自我在人伦关系中的不是与不足，对自己的粗疏、随便、懈怠，表示深深的自责和无尽的悔恨。愈是自责自悔，愈是表示修善补过，便愈是宛然托出一颗恳挚广博的爱心。这正是这篇散文叩动读者心扉的思想魅力之所在。
　　显而易见，本文构思的奇特是源于一个荒诞的“假如”。存在主义作家加缪认为，“一旦宇宙中间的幻觉和光明都消失了，人便自己觉得是个陌生人。人成了无法召回的流放者”，“人与他自己生活的分离，演员与舞台的分离，真正构成了荒诞感”（《西西弗斯神话》）。虽然，在余光中笔下，世界并不如加缪所说的毫无光明，但现实生活的“荒诞感”令人身心俱疲。厌倦、愧疚、无奈、怨恨等思想重负激活了他审美心理的荒诞感，在表现形式上，作品完全建立在“荒唐的假设”上。西方俗语中有“猫有九条命”之说，得此启发，作者也假设自己有九条命。且不说这俗语本身有多少荒诞性，想象人具有猫的“特异功能”，就是荒诞、怪异的联想；更何况，还为每一条命的用项作了精心安排，力求把人伦操行做到尽善尽美，荒谬滑稽的背后却体现了作者对个人生命的严肃珍惜、对人格理想的执著追求。
　　这篇散文荒诞的构思源于作者严肃的人格理想，因此作者的审美态度亦庄亦谐，形成了严肃而又幽默的行文风格。鲁迅认为幽默决不是“单单的玩笑”，如果把它看成“说笑话”“讨便宜”，那是一种堕落（《从讽刺到幽默》）。幽默的层次更高些，更为机智、含蓄、分寸合度，能够表现思想的一种机智，指向内在思想的深刻，使读者在轻松的笑中感受深刻的理趣。作品中之所以能够显示出高雅的幽默品味，是因为作为诗人的余光中有一颗美好的“中国心”，同时机智地运用幽默的艺术技巧。为了达到深刻的幽默，作者采用了夸张、讽刺、自我解嘲等手法，使全文洋溢着风趣诙谐的色彩。如说到用来应付现实生活的第一条命，引用了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名言——“既有肉身，就注定要承受与生俱来的千般惊扰”来表现现实生活对人的巨大压力。然而令作者啼笑皆非的是，这“千般惊扰”，竟是“办手续”“填表格”“回信”“开会” 等芝麻绿豆大的小事、细事、琐事、无谓事，如此列列铺陈，让人在阅读之际能深深体会作者对现实中琐屑缠身的郁愤、烦闷之情。说到“填表格”，作者用“特写”放大的手法，夸张地形容：必须将“街外有巷、巷中有弄，门牌还有几号之几”的地址填到只能容纳“四根牙签”的细长格子，并且说，“希望自己是神，能把须弥纳入芥子”（把一座仙山纳入芥菜籽中），这有力地讽刺了管理机关的官僚主义与文牍主义。又如，有感于自己为人夫、人父的不够尽职，无奈之下承认自己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称职一些，原因是有一个好太太，使自己乐得“垂拱而治”，并调侃自己仅为“合照上那位俨然的元首”，用自我解嘲，化解了作者自身不尽职的尴尬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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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观整篇散文，无论是荒诞的构思，还是幽默的艺术手法，看似随意挥洒、信手拈来，实则匠心独运。字字句句，都经过作者精心推敲，显得十分准确与凝练。正是凭借荒诞的幽默，才得以在无奈的假设中完成了自我理想人格的自塑，使读者在浓郁的幽默情趣中发出会心的微笑。
　　
　　附：
　　假如我有九条命
　　□余光中
　　
　　假如我有九条命，就好了。
　　一条命，就可以专门应付现实的生活。苦命的丹麦王子说过：既有肉身，就注定要承受与生俱来的千般惊扰。现代人最烦的一件事，莫过于办手续；办手续最烦的一面莫过于填表格。表格愈大愈好填，但要整理和收存，却愈小愈方便。表格是机关发的，当然力求其小，于是申请人得在四根牙签就塞满了的细长格子里，填下自己的地址。许多人的地址都是节外生枝，街外有巷，巷中有弄，门牌还有几号之几，不知怎么填得进去。这时填表人真希望自己是神，能把须弥纳入芥子，或者只要在格中填上两个字：“天堂”。一张表填完，又来一张，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各条说明，必须皱眉细阅。至于照片、印章，以及各种证件的号码，更是缺一不可。于是半条命已去了，剩下的半条勉强可以用来回信和开会，假如你找到相关的来信，受得了邻座的烟熏。
　　一条命，有心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亲和岳母。父亲年逾九十，右眼失明，左眼不清。他原是最外倾好动的人，喜欢与乡亲契阔谈论，现在却坐困在半昧不明的寂寞世界里，出不得门，只能追忆冥隔了二十七年的亡妻，怀念分散在外地的子媳和孙女。岳母也已过了八十，五年前断腿至今，步履不再稳便，却能勉力以蹒跚之身，照顾旁边的朦胧之人。她原是我的姨母，家母亡故以来，她便迁来同住，主持失去了主妇之家的琐务，对我的殷殷照拂，情如半母，使我常常感念天无绝人之路，我失去了母亲，神却再补我一个。
　　一条命，用来做丈夫和爸爸。世界上大概很少全职的丈夫，男人忙于外务，做这件事不过是兼差。女人做妻子，往往却是专职。女人填表，可以自称“主妇”（ｈｏｕｓｅｗｉｆｅ），却从未见过男人自称“主夫”（ｈｏｕｓｅ ｈｕｓｂａｎｄ）。一个人有好太太，必定是天意，这样的神恩应该细加体会，切勿视为当然。我觉得自己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称职一点，原因正是有个好太太。做母亲的既然那么能干而又负责，做父亲的也就乐得“垂拱而治”了。所以我家实行的是总理制，我只是合照上那位俨然的元首。四个女儿天各一方，负责通信、打电话的是母亲，做父亲的总是在忙别的事情，只在心底默默怀念着她们。
　　一条命，用来做朋友。中国的“旧男人”做丈夫虽然只是兼职，但是做起朋友来却是专任。妻子如果成全丈夫，让他仗义疏财，去做一个漂亮的朋友，“江湖人称小孟尝”，便能赢得贤名。这种有友无妻的作风，“新男人”当然不取。不过新男人也不能遗世独立，不交朋友。要表现得“够朋友”，就得有闲、有钱，才能近悦远来。穷忙的人怎敢放手去交游？我不算太穷，却穷于时间，在“够朋友”上面只敢维持低姿态，大半仅是应战。跟身边的朋友打完消耗战，再无余力和远方的朋友隔海越洲，维持庞大的通讯网了。演成近交而不远攻的局面，虽云目光如豆，却也由于鞭长莫及。
　　一条命，用来读书。世界上的书太多了，古人的书尚未读通三卷两帙，今人的书又汹涌而来，将人淹没。谁要是能把朋友题赠的大著通通读完，在斯文圈里就称得上是圣人了。有人读书，是纵情任性地乱读，只读自己喜欢的书，也能成为名士。有人呢是苦心孤诣地精读，只读名门正派的书，立志成为通儒。我呢，论狂放不敢做名士，论修养不够做通儒，有点不上不下。要是我不写作，就可以规规矩矩地治学；或者不教书，就可以痛痛快快地读书。假如有一条命专供读书，当然就无所谓了。
　　书要教得好，也要全力以赴，不能随便。老师考学生，毕竟范围有限，题目有形。学生考老师，往往无限又无形。上课之前要备课，下课之后要阅卷，这一切都还有限。倒是在教室以外和学生闲谈问答之间，更能发挥“人师”之功，在“教”外施“化”。常言“名师出高徒”，未必尽然。老师太有名了，便忙于外务，席不暇暖，怎能即之也温？倒是有一些老师“博学而无所成名”，能经常与学生接触，产生实效。
　　另一条命应该完全用来写作。台湾的作家极少是专业，大半另有正职。我的正职是教书，幸而所教与所写颇有相通之处，不至于互相排斥。以前在台湾，我日间教英文，夜间写中文，颇能并行不悖。后来在香港，我日间教三十年代文学，夜间写八十年代文学，也可以各行其是。不过艺术是需要全神投入的活动，没有一位兼职然而认真的艺术家不把艺术放在主位。鲁本斯任荷兰驻西班牙大使，每天下午在御花园里作画。一位侍臣在园中走过，说道：“哟，外交家有时也画几张画消遣呢。”鲁本斯答道：“错了，艺术家有时为了消遣，也办点外交。”陆游诗云：“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陆游认为杜甫之才应立功，而不应仅仅立言，看法和鲁本斯正好相反。我赞成鲁本斯的看法，认为立言已足自豪。鲁本斯所以传后，是由于他的艺术，不是他的外交。
　　一条命，专门用来旅行。我认为没有人不喜欢到处去看看：多看他人，多阅他乡，不但可以认识世界，亦所以认识自己。有人旅行是乘豪华邮轮，谢灵运再世大概也会如此。有人背负行囊，翻山越岭。有人骑自行车环游天下。这些都令我羡慕。我所优为的，却是驾车长征，去看天涯海角。我的太太比我更爱旅行，所以夫妻两人正好互作旅伴，这一点只怕徐霞客也要艳羡。不过徐霞客是大旅行家、大探险家，我们，只是浅游而已。
　　最后还剩一条命，用来从从容容地过日子，看花开花谢，人往人来，并不特别要追求什么，也不被“截止日期”所追迫。
　　

• 刘　媛： 荒诞的假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