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复，1945年生。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论、美学、易学、建筑文化等研究。现担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国际易学联合中心常务理事、专家委员，上海市社科院周易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等职。主要学术著述有《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中国美学范畴史》、《中国美学史教程》、《中国美学思问录》、《大易之美》、《巫术：周易的文化智慧》、《周易的美学智慧》、《建筑美学》、《中华古代文化中的建筑美》、《中国建筑艺术论》、《中华建筑的文化历程》等20 余种，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70余篇，曾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与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学术及教学奖十余项。
　　
　　《文学教育》杂志社近来约我谈谈文学教育的问题。坦白地说，我虽然治学有年，但对此问题并没有多少独到的看法。一直以来，我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文艺美学研究，同时在易学、建筑文化等领域也花了不少精力。关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我主要是从文化哲学角度来考察该领域的历时性、共时性问题，如原始巫文化、原始宗教、易学、甲骨文等与审美问题，这与当前其他中国美学研究者可能有些不同。我也努力发掘、借鉴一些新材料来解决问题，如对楚简《老子》、《性自命出》等材料的理论阐发。我还比较注意跨文化比较研究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如对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论在中西方的异同表现，对康德的“道德律令”与宋明理学的互文关系的考察等就是如此。
　　诚然，做学问本是一件苦差事，它要求长期的专注、执著、严谨，全身心的投入，要想做得好一点更不容易。我自己的感觉是，择业不仅为生活，还与内心需要相关，若能做到学问与人生相结合，自我安顿精神生命，那么单调的书斋生活、枯燥的学问研究也会变得生意盎然了。因此，我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基本态度是：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追求最佳的学术境界和人生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里我只能结合自己所从事的专业，谈几点近来人们比较关心的文化教育问题，比如人文关怀、易学中的文学性、中国审美文化的根性、意象与意境、“诗性”与“思性”、人文学科的方法论、“学院派”精神等问题。
　　一、关于人文精神的维护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便是关乎人的教育的大问题。从历史上说，“人文”一词，与“天文”相对，首出于《易传》，其本义是指先秦儒家所推崇的伦理道德文化。不过，中国古代除了“儒”意义上的、以礼教为旨归的人文精神。还有道家与佛家之类的人文意识、终极关怀和审美追求，这都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重要构成。“儒”的入世、“道”的出世与“佛”的弃世，作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子三种人生境界，共存、互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结构之中。其中“道”的出世，其本旨在追求、实现精神的自然和自由，具有更丰富的审美人格精神。这种人格精神，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因其主体意识、观念的超越世俗功利、崇尚自然无为而本在地通向审美之境，同时又本在地疏离封建政治。而封建政治对超逸性的审美人格主体及其精神常抱着宽容的文化态度，这就为中国历史上以自然、无为、超逸为基本特征的文艺审美和审美人格主体的生成、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
　　较之古代，当下人文素质当然有了多方面的提高。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工具理性的泛滥，人们物质上的丰富与精神上的贫乏几乎呈反方向发展起来，人的审美感觉片面发展，趋于钝化乃至退化，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人的精神人格处于分裂状态几乎是普遍现象。这种情况下，借助审美文艺来疗救人的精神世界当是可行之途。而古典文艺，尤其是那些山水田园诗作，包含更多自然和人文相和谐的因素，宁静、淡泊而致远，这对提高人的内心素养，救治人心，建构完整的人格，是很能发挥作用的。
　　二、易学中的文学性问题。我既从事中国古典文艺研究，又从事易学研究，这两者之间似乎差距很大。其实，二者之间很有一些相通的地方，如易学、尤其是《易经》中就有一些文学性的东西。
　　如果从中国诗歌发生角度对《易经》加以讨论，不难发现，在《易经》卦爻辞中，存在着一种“前诗”文化现象。它是在《诗经》之前，由一定古汉语文字及其古朴音韵所建构的“准审美”的诗歌雏形，实际上是指《易经》卦爻辞的中国“原诗”因素。无疑，它不是中国诗歌的成熟“文本”，而是一种“诗歌之前的诗歌”。这一“前诗”文化现象，作为《易经》卦爻辞的有机构成，是中国上古易文化发展到殷周之际的必然产物，它是历史地“自然生成”的，而不是如有的学人所主张的是什么“古歌征引”的结果。
　　有学人粗略统计，《易经》卦爻辞中的这类“前诗”，约28 首之多。它们多是语言简古而清秀，描写明朗而形象，音节爽朗而和谐，比、兴亲切而有味。一般而言，赋、比、兴是诗之所以为诗的重要标志之一。可以这样说，哪里的文体具备了赋、比、兴的特点，那里就可能有诗的存在。当然句式是否整齐，是否用韵也是重要条件。既然《易经》的某些卦爻辞初步采用了赋、比、兴的写法，那么，就不能不具有某种诗的质素。《毛诗·大序》有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赋、比、兴与风、雅、颂总称诗之“六义”，就是对赋、比、兴作为诗之基本品格的强调。赋、比、兴作为诗之为诗的一个重要特征，自然可以是某一文体是否是诗体的检验标准之一。《易经》卦爻辞的某些“前诗”现象，就是这样被检验、被发现的。
　　三、关于中国文化、中国美学的文化根性问题。我以为，作为中华古老文化的不离于原始神话与原始图腾的一种主导文化形态，原始巫术可说是中国文化、中国美学的最重要文化根性所在。中国原始文化是一种“巫术”文化，具有“史”的文化素质，而“史”是由“巫”发展而来的。原始审美意识的发生，可能与其具有密切的文化、历史的关联。
　　第一，中华民族自古是一个十分热衷于原始巫术文化的民族，除了甲骨占卜与周易占筮，诸如占星术、望气与风角等原始巫术“技巧”，也运用得十分娴熟，其原始巫术文化之发达，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易筮，其象数体系是后代发育为中国哲学、科学、伦理与艺术审美等的原始文化沃土。就原始审美意识而言，所谓天人合一观、时空观与意象观等，都源于易筮这一原古巫术文化形态。
　　
　　第二，中华原始巫术文化不是成熟意义上的宗教，它是宗教的一种前期形态，可以说是“宗教前的宗教”。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性之一是“淡于宗教”。之所以如此，恰恰由于原始巫术文化过于发达的缘故。从原始巫术文化的原始思维、原始情感与原始意志看，巫术的思维固然承认外界之神灵力量及其权威的存在，却不承认神灵的绝对权威，人在神面前并未如宗教里那般彻底地向神跪下，而是具有一定的主体性与主宰性的。巫术的情感诚然是非理性的、迷信的、痛苦的与悲剧性的，然而人在巫术活动中，总是相信人可以借助神灵以把握世界及自己的命运，人将实际上的悲剧性人生变成了精神上的喜剧性人生。学界所公认的中国文化的“乐感”性质，其实是由原始巫术文化的“乐感”之根性所铸就的。同时，中华原始巫术文化所表达的情感，是相对平和而不是绝然迷狂的，试看甲骨占卜与周易占筮，皆相对从容与理性。尤其原始易占，是数的推演，具有趋于理性的文化特征。巫术的意志自然是强烈而明确的，但是人的“作法”纯粹是为人而非为神。在巫术中，人只是借助于神，不是去达到神的目的，而是人的意志的战胜。因此，中华原始巫术文化的过分发达，由于其原始理性的巨大作用，使得中华文化未能由原始巫术成长为宗教，因为它一开始就缺乏主神意识。缺乏主神意识的历史民族与文化不会产生像样的宗教。故“淡于宗教”是历史、文化之必然。中国文化的根性表现之一是“实用理性”，其实这种道德伦理意义上的“实用理性”，首先表现在原始巫术中。凡巫术，既比宗教“理性”又是讲求“实用”的。无疑，以文化人类学关于原始巫学的观念和方法，来解读中国美学的文化根性及原始审美意识的发生如何可能这一学术课题，是可行的，但需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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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意象与意境问题。在中国古代文艺和美学当中，意象与意境无疑是最核心的两个美学范畴。两者基本上属于同一范畴群落，在心理上是相通的，它们共通于意，共通于象，都具有物我、主客谐调的心理浑融结构，都共通于艺术审美。而共通者未必相同，意象与意境的区别仍是明显的。
　　
　　就两者物我、主客的浑融结构而言，意象与意境所达到的浑融层次与人文深度不同。我们平时常说“意象壮阔”，“意境深邃”，而不说“意象深邃”、“意境壮阔”，就很能说明问题。如李白《古风》其三“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飞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或《渡荆门送别》“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或《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云”等句，这里所营构的，显然主要是审美意象而非意境之美。又如杜甫《登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绝句》之三“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旅夜书怀》“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水槛遣心》之一“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等名句，所传达的，大致都是审美意象。意象偏于具有明显的空间性，其物象在文本的表达上偏于直接，主观之“意”比较显露。那些写实的、具体描绘物象且作者之“意”执注于物象的，往往意象丰赡而意境少欠。
　　而审美意境，则意味着以“境”代“象”，由于“境”是“象”的“象外之旨”及意蕴，而可能达到人文心理相对较深的程度。这问题有些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简约地说，意象之心理氛围偏于实有，意境则偏于无、空，意象之美实笃，而意境之美空灵。意象与意境的根本区别，在于主体对物象的执著与否。意境之虚灵空幻，指主体之心境的不系累于物象。如王维禅诗，《辛夷坞》云：“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此诗笔笔明写物象，而其所传达的恰恰不是“实境”，而是无、空之境，关键在诗人之心境不系累于此物象，其意境是虚灵、虚寂的。又如《山中》云：“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这“空翠”之境，是渗融了“禅”境的审美意境。在审美心灵上，它无执于“有”（物）而自由往来于无、空之际，有如清人斌良《空心潭》所描述的那样，“清虚本无累”，具有“朗鉴证妙明，澹泊归太始”的审美素质与品格。一般所谓意象，与此不能同日而语。
　　五、关于“诗性”与“思性”问题。目前，在跨文化美学和文论研究中，“诗性”和“思性”是两个常用的概念。人们往往以“诗性”与“思性”（或“知性”）来区别中西文化及其审美与艺术的文化特质。其通常的见解，认为中国的传统艺术、审美，是所谓“生命之树上的果子”，而西方则是“知识之树上的果子”，两者泾渭分明，不可通约。这种观点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偏颇之处。
　　确实，就中国文化、审美和艺术实践而言，人的生命不是作为问题被认识、被思考的，而直接便是人的生活、人的世界与人的心灵本身，它是感性的、经验的、直觉的、领悟的，是一种生命直观的现实存在。人的生命直观，就是人对生命自身的审美、移情、体验与领悟。从人的生命直观出发，自然宇宙、社会人生及其艺术审美，都是生气灌注、气韵生动的，其共同、共通的人文意蕴与品格无疑是诗性的。这诗性之直接的呈现，是审美感觉、意绪、移情、感悟及愉悦，等等。在这里，并不是没有意识、知觉、理智、认识、意志等历史与人文因素的现实存有与参与，而是融渗在审美瞬间与审美关系、审美过程之中，或是不可避免地成为这诗性审美之直接的历史性呈现的人文背景。求善（实用）、求知（科学）与求神（崇拜）等这些人们用以把握世界的基本内容与方式，都无可逃遁地对审美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当然，审美也反过来影响求善、求知与求神，等等。因此，对于中国诗性文化、审美及其艺术而言，理性、知识等诸多因素，并不是“缺席”、不“在场”的，不过是“在场”的方式、表现不同于西方文化及其艺术、审美罢了。它要么融渗于人的生命直观、生命审美的诗悟之中；要么作为其背景、作为影响因素而存在。而且，就求善（道德）、求知（科学）与求神（宗教）而言，其本身也有一个审美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六、关于人文学科的方法论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似乎一直比较关注人文学术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其积极意义应该说是有目共睹的，但也带来了某些消极影响，一般而言，方法作为人认识、把握世界的思路、方略、途径、方式与手段，首先是思维意义上的致思进路，是什么制约主体，采用何种方法去思考、处理问题，当然是主体一定的思想及理念。因此，所谓文学、美学研究的方法论，包含了思想与思维、理念与实践之双重、互融的人文与学术特性。
　　目前一般中国学人都意识到多种方法论的融通是十分重要而必不可免的，尤其对于诸如跨文化研究、比较文学、人类学美学等研究而言，它体现为人文、学术视野的开阔与思路的活跃。一个具有相当难度与深度的学术课题，往往需要多种研究方法的兼用才能有所获。然而，种种方法论的兼融，并不等于是多种方法的简单罗列与拼凑，它是一件严肃、严格且相当困难的事情，但在一些学人的论文中，却似乎变得轻而易举。别的暂且不论，从本人近年来审阅的大量博士学位论文或来自诸多学术刊物的匿名文稿来看，其中有相当多的论文，都声称自己运用某种或某几种西方入传的方法，有的甚至达七八种之多，以表示自己方法论的“超前”、不“守旧”与“博学”。比如关于“象”的研究，有论文称自己兼用了诸如人类学、跨文化美学、比较文学、社会学、符号学、形象学、心理学与艺术学等多种方法，可实际上仅是这种种方法的口头声明而已，所谓“融通”则谈不上的。其实，并非只要“杂凑一锅”就会是“美味佳肴”；未必所运用的方法愈多样，其研究成果便愈具科学性、真理性。情况也可能相反，即“加得愈多，减得愈多”。
　　就实践过程的学术、人文思维而言，所有文学、美学之类的各种方法只要体现其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基本精神，就是值得肯定的、有效的与健康的方法，否则，即使那方法是所谓处于学术“前沿”与“时髦”的，但对于某一研究领域与过程而言，也是不值得肯定的、无效的与不健康的。不要无视历史（材料）。不要将历史简单地化为逻辑问题，因为逻辑不是理论尤其理论发现的原动力，而是相反，须把逻辑问题拿到具体历史、现实领域去求解。历史优先，则意味着“不是我占有真理，而是真理占有我”。努力将“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相结合，便是历史与逻辑、实证研究与理论发现相统一。
　　
　　方法论的重要意义与价值，不是看其选取何种方法，而是看其实际运用得如何。谈到如何实际运用，决定于学术实践活动中主体所实现的种种条件与因素，其中主体的人格因素是尤为重要的。如果不是潜心于学、敬畏学术，如果不能执著于学且具有相当的知识储备，尤其如果不具有关于当下现实的问题意识和优良的思辨能力，等等，那么，即使被人称之为最“先进”的文学、美学的方法论，又有什么意义？它只是异己的存在而已。因而，如欲推进文学、美学方法论的革新与创造，关键的一点，在于进一步提高主体思想与学术素养，进一步完善主体人格。
　　以上拉拉杂杂谈了一些，未必都合乎文学教育，但基本上都是人文教育的问题，姑且称之为由古典到现代的人文观照。
　　

• 王振复： 由古典到现代的人文观照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