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不知道该怎样描述我走近沈先生故居时的心情，我想，那房子之于我应当是一座圣殿……
　　昨夜，枕着一江春水入梦，想着沈先生；今晨，枕着一场春雨醒来，仍想着沈先生。于是，六点半就出了门。沱江上氤氲着一层白蒙蒙的雾气，很美，拍摄六七张之后，便朝沈先生旧居走去了。想闻一闻沈先生的书香气息，最好是在旧居空无一人的时候。
　　现在，我独自一人坐在沈先生旧居门前了。
　　紧闭的木门之上，端悬着一横匾，书有“沈从文旧居”五字，清寂中有一种抚心的慰藉。花针一样的春雨将中营街淋得湿漉漉的，所有的铺面都还关着，潮湿的空气里有隐隐的花香。一个小男孩背着书包，打着雨伞，正急急地走过这一窄仄的雨巷。
　　“背书包的小二郎，沈先生的旧居前，这样的构图，真好！”于是，架好三脚架，并撑开雨伞为相机遮雨，我耐心地守候着，终于等到了一小女孩出现在我的画面里。“沈先生的旧居前，留连的不应只有凭吊的人……”我想。
　　还没到八点，旧居的门打开了，吱嘎一声，一姑娘打着雨伞拿着白瓷碗欲去买早餐。我急忙走到门前，递上昨日就买好的通票，说：“实在想在空无一人时瞻仰旧居，沈先生是我最喜欢的大家。”
　　俊俏的姑娘嫣然一笑，交代了不许拍照等注意事项，终让我早早地走进了旧居。不知为什么，看着转身离去的姑娘，我竟会想起了翠翠——沈先生《边城》里那个心善的黑俏姑娘。
　　跨进高高的木门槛，以谒仰的心，我端详着，感悟着，沉浸在浓郁的“沈从文氛围”里……
　　沈先生的旧居是一座湘西风味的四合院，安静得像一个小书院。它建于1886年，占地约200平方米，穿斗式木结构，分前庭与后院，中有方形红石铺成的天井，正屋中堂的两边是厢房，大小共11间。
　　这时候，雨住了，乳白的天光缓缓走来，渐铺在瓦楞上，凝痕里映出青黛的色晕，三二只小鸟啁啾着，在小院中蹦来跳去……奇怪，站在这十分馨净的小院里，一种异样的感觉袭来：我竟会无端地觉得旧居的后院会有一竿一竿的青竹，青竹下会有一块大石，石缝里定然生发着无名的小草，小草必开着许多米粒般的小花，先生就爱坐在石头上歇息……顿时心血来潮，直奔后院，然却什么都没有。
　　转念一想，这也并非无端，因为在先生的许多作品中，都可寻到与我的意想类似的描述。
　　譬如，先生的《烛虚》里就有这么一段文字：“我需要清静，到一个绝对孤独的环境里去消化消化生命中的具体与抽象。最好的去处是到个庙宇前小河旁边大石头上坐坐，这石头是被阳光和雨露漂白磨光了的，雨季来时上面长了些绿绒似的苔类，雨季一过，苔已干枯，在一片未枯苔上正开着小小蓝花白花……我需要这种地方，一月或一天，我必须同外物完全隔绝，方能同‘自己’重新接近……”
　　如此归隐求真的心境，先生迫切，我也常有，于是，这样的文字便在我脑中生了根，便有了“望文生景”的种种意想了。所以，我想按先生文章中的描写来想象先生的生活，我深信先生就在自己的旧居里，他会坐在书房里读书，他会携夫人在院子里散步，他还会走到沱江边赏一派清波……甚而，我还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与先生生活在同一天空下，也许，在红石铺成的天井里，先生正笑容可掬地看着我。
　　院子里的蟋蟀在叫，东一声，西一声，声声入耳。阳光淡而温柔，很像沈先生慈祥的笑。我徜徉着，思想着，从前庭到后院，从正屋中堂到左右厢房，转了一圈又一圈……
　　右厢房展览柜有先生的书稿手迹，我俯在玻璃上细读；左厢房里有先生各种版本的著作，《从文子集》、《从文自传》、《边城》、《长河》、《唐宋铜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我在一一浏览；整个四合院里，无论是沈先生夫妇的恩爱照片、罕见的遗稿遗物遗像、窗棂下的旧书桌、古色古香的镂花门窗……还是那犹如婴啼的鸟叫、蕴着花香的潮湿空气，都令我倾心，让我徘徊忘返；离开时，我买了先生的一本书：《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它是2002年插图珍藏本，我已寻觅很久，没想到在先生的旧居遇上，真是有缘，它成了我谒仰沈先生旧居的一个纪念。
　　想给书盖上“参观沈从文旧居纪念”篆刻印章，可管章的人不在，便坐在一旁闲等，又随手翻阅沈先生的《习作选集代序》，结果，又被先生的一段言论触动，先生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
　　顷刻之间，像菩提树下的释伽一样，我大彻大悟了，我明白了先生的创作实际是他生活历程的一种再现，是他寻求一个更新更美能使负累的心灵得到释放的切点，是他思索怎样做人怎样为文乃最真最美的一种需要，所以，先生恬淡冲和的人性一旦诉之于笔端时，才会这么的优美并充满感染力！
　　于是，先生的旧居，圣殿一样的小四合院，就这么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了，尽管我与它就这么一面之缘。整整一上午，在先生旧居“读”先生，一种舒卷，一种爱戴，一种心跳，一种谒仰，皆来自先生旧居那深厚的地底——我听见了先生在自己心中掘井的声音，懂得了先生佛一般慈祥而恬淡的由来，知道了先生从这里一步步走向辉煌的艰难……现在，无论哪一时代的人们在哪一刻蓦然回首，都能看到先生用生命铸就的风景永恒于这里，生动如初，光辉灿烂，丝毫不会染上岁月的尘埃，那是一种怎样的殊荣呀！
　　去沈先生的墓地吊唁，于我是一件美丽的事，一种景仰到极点又冷到极点的美丽。
　　没由来地喜欢上沈先生，这大约是1983年的事情。那时，我尚在读书，是中文系的一介学生，我们的校园里沸腾着醉人的“沈从文热”。那时，先生的作品被译成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选入了大学课本，先生曾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侯选人。现在想来，我肯定是从喜欢先生的作品而景仰先生的，是沈先生让我意识到生活与文学亲密无间的关系，是沈先生使我意识到平和的散文所具有的性格魅力，于是，在先生的感召下，我认认真真爱上了文学。
　　然而，让我纳闷的是：沈先生正值创作高峰之际，为何于1949年改行，从写小说到改治文物了呢？后来，纵虽读过先生“弃文”的自述，纵虽知道先生的文物研究肄已硕果累累，然而，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到先生的改行肯定有难言的苦衷，总会在心里为先生喊冤叫屈，我想：倘若先生没有改行，定能为我国的文学长廊再添灿烂光辉！
　　……
　　 从沈先生旧居出来后，我雇了一只去先生墓地的乌蓬船，仍是一人一船，我确实不想他人打扰我的心绪。顺汩汩的沱江而下，我要去沈先生的坟茔，放上一些冷调的花儿，放上一份景仰的心情。
　　记住了老船公的指点：沈先生的墓就在不远的地方，有一条通往山上长满青草的石路，路旁有稀疏的竹林与不知名的树。
　　我由衷地喜欢这条长满青草的山路，它弯弯曲曲，延伸着沈先生纯洁静好的美，也延伸着我对先生隽永的感情。
　　 行至山腰的一个转角处，见大画家黄永玉书写的一块石碑：“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1988年，沈先生病逝北京，其骨灰一部分留在八宝山公墓，一部分葬于凤凰古镇的听涛山上，一部分撒在心爱的沱江中——先生是一个离开“文学沙场”的士兵，先生回到了自己钟爱的故乡。
　　早就听说沈先生的墓碑很别致，是一块从南华山采来的天然五彩玛瑙石，体积很大，约有6吨重。
　　现在，我就站在这墓碑前面了，沈先生的骨灰就葬于石碑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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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墓碑石很大，也是天然的，但它没有想象中的五彩，也没有玛瑙的光润，像一块稍经打凿的粗砾岩石，它缄默着，与山中的杂树野花融为一体，有一种质朴的沉重的无望的苍凉。呆望着它，我的心陡增悲哀，一如在读沈先生沉重的小说。
　　唉，生者有个家，死者也应有个家——可能是因为才从古香古色的旧居出来的缘故吧，一路上，我想象着沈先生的另一个庄严肃穆的“家”：它应有气派的墓道，有宽阔的平台，有高高隆起的坟土，有精致的汉白玉护栏，有四季蓊郁的松柏……
　　可是，什么都没有，就连高隆的坟土都没有！啊呀，先生的墓地质朴得令人伤感！
　　 顿时，我泪眼婆娑……
　　围着石碑，我一圈一圈转行，以朝圣的心情……
　　 喃喃吟诵着石碑上刘焕章的篆刻：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一下子，我又想起了先生在《烛虚》里的倾诉：最好的去处是到个庙宇前小河旁边大石头上坐坐，这石头是被阳光和雨露漂白磨光了的。雨季来时上面长了些绿绒似的苔类，雨季一过，苔已干枯，在一片未枯苔上正开着小小蓝花白花……
　　倏地，我懂先生了，我意识到了：这质朴得令人伤感的墓地，正是先生的渴望，再者，先生质朴而壮美的生命是不需要什么气派包装的。
　　 石碑的背面，还镌刻有沈先生妻妹张充和教授的挽联：“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一读便知，其中蕴有“从文让人”之意。的确，先生就是凭这“让”字，离开了“文学沙场”里的是是非非，离开了滚滚红尘中的大染缸，他只要一间斗室，只要艺术与文物，只要满屋的书香！
　　从背包里取出昨晚做好的小纸花，拔来一些青草，编成一个小花圈。我把它端正地放于石碑下，青草、蓝花、白花均闪着冷调的光。靠着石碑坐下，我拿出刚买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轻声地念起了汪曾祺为该书写的《序》：“沈从文转业之谜。”
　　这恰是我一直纳闷的问题，沈先生，您是否能听到？
　　 “……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外理论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章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一天，北京大学贴出了一期壁报，大字全文抄出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这一篇壁报对沈先生的压力很大，沈先生由神经极度紧张，到患了类似迫害狂的病症……”
　　我震惊了！
　　 我真不知道怎样描述我的震惊！
　　有道是：人生忧患作文始。我知道先生因酷爱写作经受过许多磨难，被人生的冷风冷雨浸过，被生活的苦汁咸水泡过，也曾为生命的苍白与空虚恸过，为文革中的种种迫害凌辱忍过……然而，我却不知先生竟也被如此的“烈火毒焰”炙熬过！唉，这些“革命阵营”里的骂声，令先生不敢再写，也不能再写……
　　于是，先生被迫改了行，他的一生分为了两截！
　　我曾看过沈先生自述搁笔原因的文字，他说：“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三十年都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了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我深怀悲哀……
　　在“革命阵营”的骂声里，在如此炙熬人的“烈火毒焰”里，先生呐，你没有踉跄盲目地滑到自己生命的终结，相反，你从大处着眼，超越了个人的忧患得失，你认真探求整个时代悲剧的真正原因，认为有崇尚“信”而忽略“思”的恶倾向在，本性率真的你将无法写作，即使写了，“万一有个什么人在刊物上寻章摘句，以为这是什么‘修正主义’，如此或彼此的一说，还是招架不住……”
　　于是，你无奈而坚定地转行了，而且一改就40年！
　　 在太多太深的生存之不幸中，先生呐，你“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白薯暖手；晚上回家，有时下雨，即披个破麻袋……”你淡泊明志，与世无争，用一种不可摧毁的精神，开始了迈向永恒的艰苦跋涉，哪怕还戴着“资产阶级黑线人物”的帽子，哪怕被发配到去扫男女厕所，哪怕还屈居在阴暗的小屋之中，你都埋头于中国古代服饰之研究里，终以你的专注与执着，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一项又一项的空白，成为闪亮在我国文化史上一辉煌灿烂的星座！
　　感悟着先生，我愈来愈觉得我是在瞻仰一座日暮时分的高峰，那峰愈高，拖在大地上的阴影就愈长，愈见出潜藏着的深深悲哀。然而，在悲哀的感觉中，更有一种敬佩油然而生了！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沈先生个人说，无所谓得失。就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但是从一个长远的文化史角度来看，这算不算损失？如果是损失，那么是谁的损失？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这问题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应该从沈从文的转业得出应有的历史教训。”
　　我泪眼婆娑地读完了汪曾祺写的“序”，沈先生，您听见了吗？读着这样的结尾，有一种慰藉与温馨支配了我。
　　如今，沈先生终于安息在他向往的沱江边了，这里有他喜欢的石头，石头下开着蓝白的小花。
　　 傍晚的阳光淡而温柔，一如沈先生慈祥的笑。石碑旁的树枝横斜，从它的缝隙里可以望到一竿一竿的青竹……我想：只要春风一吹，满山将生发出许多的小草，只要初夏的微风一暖，小草将开放许多米粒般的小花，这些花定会使石碑渐生意境，它们的美丽定会使先生的墓地永远青翠无比！
　　（选自《青年作家》2008年第3期）
　　

• 暖　暖： 他从凤凰古镇走向了永恒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8年第4期